春天的回忆_感人故事

　　1990年春节刚过，我被抽到北溪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小组任副组长。

　　我们这个工作组总共15人，按照规定，组长和我各带一个小组驻村摸索社教经验，然后再到全乡推广。

　　到了乡政府，听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介绍乡情后，工作组和乡党委联席会议上决定我带七个人负责安富、上水、枫山三个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教人员驻在安富。临行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安富村是县长的联系点，也是乡里最贫困的村。三个村由于水利纠纷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情况比较复杂，要有思想准备。

　　我长在农村，又有基层工作的经历，对农村工作比较自信，因此，我没有说什么就带着七个干部到了安富村。

　　到了安富村，听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的介绍后，感觉这里的工作难度没有我想得那样简单。

　　一是听到要搞社教，一些村民以为中央对于田土承包经营的政策要变了，又要回到抓阶级斗争的路线上去。尤其是各个村里都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等标语，干部不敢管理，村民不愿意干农活，有的村民甚至卖牛、卖农具。二是由于连续五年干旱，晚稻失收，356户中，有80%的村民有去广东韶关卖血买米的经历。三是上水村未经批准修了一个水库，淹了安富和枫山村100余亩田未获赔偿，因此枪炮相向。二年多的时间政府未能有效解决，村民对政府的意见很大。四是少数党员参加并在村里发展基督教，没有得到组织处理，影响很坏。

　　听了介绍以后，我决定先将社教队员分散驻在比较贫困的村民家里，白天与村民一起劳动，晚上分散走访一些干部和村民，摸清三个村的村情。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了解，有了一个基本的工作思路。

　　一是召开村民大会，将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的目的及意义向村民讲清楚，清除与中央精神不相符合的标语和口号，稳定村民思想，鼓励村民备耕备种。二是将村里卖血换粮的情况迅速向县委汇报，要求下达救济款和救济粮，帮助村民渡过春荒。三是对少数党员信教问题区别对待，分类处理。四是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东风，将合理利用纠纷水库的水，解决安富和枫山农田缺水问题，变坏事为好事。当务之急是要好解决前面二个问题。这个工作思路得到了县长和乡党委的肯定。

　　召开村民大会这一天，村民有400多人参加会议，里面外面都站满了人，我站在一张餐桌上，宣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意义、目的、方法、措施，讲如何解决村里水利问题的一些想法，对少数党员信教问题提出了警告。

　　会议开完的第二天，有的村民开始下田作业，有的村民开始准备种子化肥。

　　我开始执笔向县委县政府写《一个以卖血为生的村庄》的调查报告。依稀记得报告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个村民平时身体不太好，担心验血不合格，所以，他是这个村少数没有去韶关卖血的村民之一。今年刚过春节，他看见二个子女饿得成天又哭又闹，而家里借来的米所剩无几，因此，他到处求人借得五元钱坐了火车去了韶关卖血。经检验，他的血不合格，没有抽他的血。这样一来，本以为卖了血除去购买火车票的钱以外，剩余的钱可以买100多斤米以度过蓝鲸的眼睛春荒，然而，这个希望落空了。他在验血站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验血员抽他书香伴我行作文的血，好让他坐火车回家。血站的工作人员看见他可怜，凑了几元钱，他才坐火车回到了家。他哭着对我们工作组成员说，没有想到，钱没有赚到，反倒亏了本。”我将这个报告送到县长的手里说：“请你看一看这个调查报告，请求县政府迅速下达救济粮款。我们共产党坐江山坐了几十年了，老百姓还在卖血换粮，如果这样的事情无法得到解决，我们真的是无脸面对他们，无脸面对那些在打江山的时候支持过我们的人。”县长看完以后，对我说：“你回去告诉老百姓，政府会尽快地落实救济粮款。”没有过多久，省民政局的人到了安富村考察，并且告诉我，李鹏总理通过内参看到了调查报告，批示尽快下达救济粮款。到了四月份，省里下达了50000斤救济粮，50000斤议价粮和5000元救济款。

　　村民的思想稳定下来以后，我决定着手解决三个村的水利纠纷。

　　安富村、上水村、枫山村环山呈三角形分布，相距约为4公里。山并不高，越过山顶以后就是一个小盆地，这个小盆地约有500多万方的容积，盆地里有水田，每个村的水田约有60余亩。这片山地属石灰岩地带，地表水很少，绝大部份的水都流到了地下，因此，地下水系非常发达。有一首打油诗形容这里的水利情况：“人在地上走，水在地下流，只听水声响，不见河水流。”

　　地下水在上水村有一个水桶一般大的出口。旱季会有水从地下河里流出来，绝大部份的水稻不会因为天旱而失收。但是，如果下了大雨，盆地里积满了水，大量的水又顺着地下河流冲到上水村盆地以下的田，水田常常因为涝而失收。而安富村和枫山村由于没有地下水的出口，缺水情况非常严重。80年代中期，连年干旱，晚稻几乎颗粒无收，按照村民们的说法：“只要划一根火柴，几百亩的水田就会变成火海。”

　　为了找到地下水源，三个村的村民连年找地下河流的入口，但是，村民说，找了几代人，没有人找得到。

　　上水村有一个支书动物大全，快60岁了，姓陈，名师群。80年代中期，村里的人上山砍柴，发现一个近一米宽的山洞，但不知道有多深。支书听了以后就用绳子绑着石头吊下去，居然有50多米深，估计下面就是地下河。但是，谁也不敢下去。过了二年，山里发大水，将刚插了禾苗的田冲得乱七八糟。有一天晚上，支书背着家人找了几个年轻人带了几副粗麻绳和一个箩筐、一个口哨，偷偷地到了洞口边。他对年轻人说，我先下去探路，如果遇到危险就吹一声口哨，你们就使劲拉我上来，如果听到三声口哨，我就到底了，证明找到了水，再拉我上来。如果绳子没有力，而口哨又没有响，你们就不要管我了，到时要我儿子每年到洞口来烧香就是了。说完，坐着箩筐就下去了，结果他找到了水。

　　地下河截面有3平米左右，他想，在地下河里筑一个水坝，坝底放一根30厘米大的钢管，这样，村里的水田就旱涝无忧了。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水坝建起来以后，盆地却成了一个小水库，将盆地里100余亩的水田全部淹没了。

　　安富村和枫山村要求上水村每年赔偿40000斤稻谷，而上水村却分文不赔，纠纷由此而起。

　　安富村、枫山村的人都知道，水坝是支书带头筑的，二个村的人准备联合起来带刀枪进村抓支书做人质，上水村的村民则在山上架起土炮，居高临下要轰平二个村庄。

　　县政府由县委副书记带了几十个人去上水村抓筑水坝的人，但是，村里的人都说不知道。他们想将支书带走，村民将车推到田里，打了政府的人，结果公安抓了几个村民坐了几天牢，问题却依然无法解决。

　　二年来，枫山的人牵了上水村的牛，上水村的人也牵了枫山村的牛，上水村与这二个村的人结了仇，不准通婚，没有来往。

　　第一次见到陈支书，个子不高，岁月在他的脸上刻出道道渠沟，雨水很难在他的脸上停留。见到上面的来的人，很远就将枯树般的手伸出来，一握上去，好像是握着柴火一般，如果你软绵绵地去握他的手，肯定会痛得叫出声来。二只眼睛不大，嵌在光溜溜的头上格外的亮。这个村的人都陈，与我老婆是本家，论辈份，他叫我老婆为姑姑，叫我为姑爷。农村里很兴这一套，虽然他比我大20多岁，还是是姑爷姑爷地叫着。

　　他点点滴滴都是爱知道我是水利局的副局长和工作组的副组长，非常担心将他当成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反面典型来抓，边喝酒边问探听我对水库纠纷的看法。

　　我对他说：“陈支书，我知道，找水和筑坝是你带人去搞的，我内心非常敬佩你，因为你是一个有胆有识的的人，是一个想为村民做事，能为村民做事的人。”

　　他瞪着眼睛疑惑地看着我，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评价他做的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太相信我的话。

　　我接着说：“但是，你的行为和造成的损失确实是法律所不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水库不但要造福于上水村的人，也要造福于其它二个村的人。”

　　他眯着眼睛问：“有什么办法能造福于他们二个村？”

　　我说：“那二个村大多数田里缺水，我想在水库边上建一个抽水机站，天干时抽水灌田。”

　　他问我：“抽水设备和修渠道的钱由谁出？淹没水田的赔偿如何解决？”

　　我说：“抽水设备和修渠道的钱由县里负责，劳动力由各村自己解决。但是，修渠道要经过你们村的松树山，可能要毁一些松树山，这些松树山就作为淹没水田的赔偿。”

　　他歪着脑袋对我说：“水库是我们村修的，县里没有给村里一分钱，修水库我们也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让他们二个村免费抽水就行了。至于修渠道砍这么多的树值10000多元，这些钱还是要给我的。”

　　我笑了笑说：“我去看了那个洞口，估计就是几包水泥和二手扶拖拉机的河沙和卵石，花费多少大家心里有数。今天只喝酒，不谈这个事情了。”举起杯敬他酒，聊起其它的事情来。

　　那些天，工作组的成员白天与村民同劳动，晚上，提着马灯在三个村里轮流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安富村和枫山村的干部基本同意了我的方案，而上水村在砍松树赔偿问题上除了支书想不通以外，其它干部都没有明确反对。

　　对于水利纠纷的情况我向县委和乡党委作了汇报，同时决定运用非常手段尽快解决这场纠纷。

　　过了十多天，我通知三个村的支书、村委主任和秘书带着公章到乡里开会。

　　到了乡会议室，我将解决水利纠纷的协议书让三个村的干部看，要求村支书和村委主任签字。

　　安富、枫山的支书和村委主任签了字，而上水的支书不愿意签。他说：“松树是上水村民的松树，不是我陈师群一个人的松树，要签字必须要全体村民投票决定。”

　　我说：“师群呀，你是上水村的村支部书记，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支部书记。砍了你们村的树要村民签字，当时淹了别村的田你经过了他们村的村民同意吗？现在是什么形势你自己清楚，不是二年前任由你们胡来的时候，今天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如果不签，你他妈的，老子就让你在牢房里过端午节。”陈支书看见平时笑嘻嘻的我突然变脸大发脾气，并且爆粗口，楞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等候在会议室快乐的六一作文外面的三个公安人员听见我拍桌打椅，拿着手拷冲进会议室站在他的旁边。我说：“先别拷，大家统统出去，你们三个人在这里好好商量一下，五分钟进来，要嘛签字，要嘛带人走。”

　　五分钟后，他们二个人签了字就走了。

　　过了二天，上水村的村委主任对我说：“老支书在回家的路上说：‘我这么大的年纪了，第一回被一个小孩骂了一顿，真是无地自容。’现在成天呆在房里唉声叹气，已经二天没有吃饭了，请你去安慰一下老支书。”我笑一笑说，你告诉师群，今天晚上去他家喝酒，菜归他准备，酒归我准备，你们村干部都来。

　　到了晚上，我与工作组长提着马灯到了村支书家，他看见我们来了，点了点头也不做声。

　　酒上了桌，我和组长首先跟他敬一杯洒说：“陈支书，对不起了，那天我的态度是差了点，你别见怪。”喝完这杯酒以后，我又跟他敬一杯说：“师群呀，你不要以为让年轻人骂了感觉不好受，其实，按辈份来说，我是你的姑爷，是长辈骂晚辈，你也要想得通。500岁的孙猴子还叫18岁的唐僧师父呢。”他一听笑了起来。这天晚上，我睡在他们家，跟他从合作社谈到公社再谈到现在，一直谈到了第一声鸡叫才睡觉。后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社教结束后，他隔三差五的带些土特产到县城来看我。

　　几个月后，渠道修好了，抽水机站建好了，安富村再也不受干旱之苦了。

　　几年后，我到市属一个企业工作，安富村的干部带着新鲜水果向我报告，村里不但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还种了大片的水果，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生活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再也不会出现卖血换米的事情了。

　　听到这些，就像春天的太阳照进心底里，暖洋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