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章：拒绝当一个标准产品
今年高考刚放榜，7月7日一清早，我就收了条短信：“我女儿陶雨晴，已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应该是写作特长起了作用。老陶。”
老陶也是个记者，大约3年前，为了女儿念书的事，他曾找不少朋友咨询过。那会儿，老陶的妻子刚病故，女儿正值青春期，酷爱写作，喜欢看课外书，经常不交作业，老师也管不了。最后，学校逼着焦头烂额的老陶，要么带女儿看心理医生，要么休学回家。
收到短信后，我回了一条，祝贺他们父女俩在激烈的高考大战中获胜。
老陶很快回复道：“不能说胜利吧？只是在这个教育制度下挣扎而已，分数只有560，在对付高考方面只能算及格。我觉得有个问题值得探讨：孩子的天赋，到底有多少值得维护发展的价值，家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体制的矛盾。”
是啊，现在不知有多少孩子和家长，被这个问题困住、难住。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我不是好人，别写我！”19岁的陶雨晴，大声嚷嚷着。我一下愣住了，这样拒绝采访的人，还真没见过。
“你怎么会不是好人呢？”我小心地追问。
她的一通话，又把我给噎住了：“我不是报纸上宣传的好人，我没救谁，也没捐过钱，采访我干吗？”
陶雨晴是个单眼皮的女孩，人长得挺瘦，胳膊细细的，头帘有些长，一低头，能盖住上眼皮。
老陶柔声相劝：“你是个好人。只不过，不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而已。”
采访是在陶雨晴的房间里，屋里有张单人床、一张长条大书桌和书柜。桌上堆放着《梭罗集》、《史怀泽传》等书，书柜里没有一本关于高考的书，大部分是自然和生物方面的，像《人与虫》、《生命之科学》、《瓦尔登湖》、《昆虫记》、《纽约时报科学版》、《感觉的自然史》等等。在书桌前坐了一小会儿，陶雨晴就抱了本书，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去了，撂下我和老陶。
谈话时，老陶时不时地要喊上一嗓子：“陶雨晴，这事我能说吗？”
“你说吧！”靠在沙发上看书的陶雨晴，不情愿地回一声，老陶这才接着往下讲。
说起陶雨晴最大的特点，老陶认为是好奇心重，有点语言天赋。
“小时候，就爱看书，老是抱本书跟在大人身后，嚷着给她念、念、念。认点字后，就自己看。每天晚上都得给她念故事，不念不睡，我困得不行，睁不开眼，她就来扒我的眼睛。”
再后来，老陶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认得那么多字。有一天，她抱了本《西游记》（简版）上幼儿园。阿姨看到很惊讶：这个你也能念？还行，念出来了。在幼儿园里，别的小孩表演唱歌跳舞，她表演认字。
“从小，她就喜欢动物，去农村的奶奶家，什么虫子都敢抓，连蛇也不怕。村里每次来卖小鸡的，她都缠着大人买。结果，一共抓回来59只。”陶雨晴还饲养过一只大肉虫子，看动画片时，就把虫子搁在沙发上，两个一起看。
“她读了不少生物方面的书，这方面的好多知识，我是跟她学的。”老陶给女儿看《小蝌蚪找妈妈》，陶雨晴说不科学，搞错了，妈妈找得不对。“青蛙的卵是一团团的，癞哈蟆的卵才是一条条的。”
有一天，女儿惊奇地告诉爸爸，她看见蚂蚁长了翅膀，从洞里飞出来，这叫“婚飞”，一年只有一天，所有的雄蚂蚁和候补的蚂蚁女王都飞出来交配。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快乐过。”老陶讲。
好奇心强，是小孩的天性。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或特长，但绝大部分被家长和学校给干掉了，小芽还没长大就给掐掉。但有的小孩比较倔，顽强地生长着，老陶说自己的女儿就属于这种，不温顺。
到了小学，陶雨晴竟然成了“问题少年”。“和别的小孩玩不到一块，属于另类。上来脾气，什么都不怕。我呢，从她上小学开始，就不断地被叫到学校。一听老师来电话，心就‘突突突’地跳，反正没啥好事。”
有一回，校长把老陶给叫去了。那天早上，学校做广播体操，说是陶雨晴跑到前边的台子上，把领操的老师给推下去了，这还了得？校长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没想到，小姑娘是这样回答的：冬天早上这么冷，你们不让我们穿外套，可老师为什么就能穿着羽绒服在上边领操？
最让老师头疼的，是陶雨晴不交作业、不听课。有一次，老师实在气得不行，又叫老陶：你来，在窗外看她！“我站在窗外，确实是，别的同学都在听课，她在下边偷偷看课外书。”
老陶分析道，主要矛盾就是时间问题。学校希望学生啥也别干，一心一意学习，奔了中考奔高考。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全上课、写作业，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
“陶雨晴喜欢生物，喜欢写作，她在这上头花费太多时间。别的孩子背一个书包，她等于背俩。别的小孩放学后，该玩的玩去了，她把时间用来看课外书、写东西、上网。好多书都是她自己买的，有几书柜。我家光《昆虫记》就买了几个版本，有一套15本，她都看了。她的阅读量，比我大。”
“应该说，老师没做错什么，是按学校规定做的。”老陶始终这么认为。知道陶雨晴有点天分，老师甚至对她还有些照顾。“在小学，到后来，校长也挺无奈地说过：陶雨晴这孩子，只要她不影响别人，不要管她！”
学校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领孩子去做心理咨询，要么休学走人！
上了初中，闹腾得更厉害，女儿跟老师的矛盾更大，加上家离学校近，老陶被叫到学校的次数更多了。主要是作业问题，还有几次是打架。
“现在的老师有升学压力，没有办法管学生有没有特长，只管你守不守纪律。”老陶说。像初中，每天有几项指标：交没交作业、听不听课、迟不迟到、上课说不说话、打不打架等等，由班干部每天填，陶雨晴就属于经常被填上的主儿。
“我就怕开家长会。”老陶每次硬着头皮去，常常有对不住老师的感觉。有回开期末家长会，老师统计说，有一门课，全班除陶雨晴以外的其他人加起来一共少交8次作业，陶雨晴一人少交28次。
老师都这么跟老陶说：“也就是你家这孩子吧，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开除了。”
“嗨，其实也没太大的事，跟学校、老师的主要矛盾，还是她不能做她喜欢的事，人就烦躁、发脾气、对着干。但是反过来说，要是没一股子倔劲儿，她写东西，也坚持不下来。”
“越是临近中考，人越是烦躁，压力也大，小孩脾气都火暴火暴的，跟班里同学动不动就有矛盾，干架。”
听她爸说起打架的事，陶雨晴从客厅冲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声说：“不对！是他把椅子朝我扔过来，可老师却让我向他道歉，凭什么啊？”跟她打架的男孩，长得又高又大，说是全班没一人敢惹。
说完打架的事，陶雨晴又气呼呼地说：“我们学校也分好班和差班，老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讲学习经验，给好班请的，都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给我们找的，都是上语言学院之类的。这就是把人分了等级，凭什么呀！”
“她老提这事，觉得不公道。”老陶坐在一旁讲。“咱们这个教育制度不公平，大家交的学费是一样的，但学校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资源，都用在好学生身上了。”
提及最不喜欢学校的地方，陶雨晴一口气说道：只看分数，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欲望，不尊重人的个性。让所有的人都一致化，用严厉的标准把你卡在一个小盒子里，还说是为你好。“在学校的网吧里，骂老师的帖子特多，上去一看，你就知道学生心里想的是什么。跟学校教的那套，完全不一回事。”
老陶的观察是：学校的思想教育，是让小孩虚伪化的过程，好多道德标准要求很高，根本就做不到。教育者假装在教育别人，被教育者也假装在听，大家都心照不宣。心里想的跟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而陶雨晴呢，就属于虚伪化过程没完成，不太成功的，所以，她才处处碰壁，较劲儿。“她的痛苦在于，不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想什么就表现出什么。也许有的学生想得比她还严重，但人家不表现出来，表面上规规矩矩的。”
“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我问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
私底下，她们同学也都讨厌虚伪的人，讨厌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人。“你猜我们怎么说：莫装逼，装逼遭雷劈！”话音未落，我和老陶全乐了。
“这话虽不好听，但精辟！在我价值观形成时，我觉得许多学校里教我的东西是错的，我不能接受，但我又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也迎合学校教的那套，有时候又批判它。人很烦，很偏执。”
停了一会儿，陶雨晴面无表情地补充了一句：“我不喜欢过去的我。”
曾有老师让老陶保证，一定要孩子这样那样，否则就别来学校。“我可以保证我自己怎么样，不能保证别人，虽然她是我女儿，可也是别人啊。”
直到现在，老陶也觉得：老师的话要听，但也不能全听。因为老师对待学生全是一样，而家长知道自己孩子是啥个性。“像陶雨晴这种孩子，逼急了，弄崩了，出了事怎么办？我可不想冒那个险。强迫孩子老老实实听话，考个高分，结果把孩子心理弄扭曲了，精神不健康，划不来。”
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学校把老陶叫去，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领孩子去做心理咨询，要么休学走人！被逼无奈，老陶只好领着小陶，四处找人咨询。爷俩跑了不少地方，可都说孩子没毛病，正常。
有一回，他们去北京的一家医院，特意找了一位有名的心理专家瞧病。忙活了半天，老专家也说孩子没事。“我说，学校说有病，他们还说了，要是医生说没病，就给开个证明。老专家一听就火了：这有病没病的，是我说了算，还是他们说了算？有病我开证明，没病我开哪门子证明？这是我的电话，叫他们直接打电话找我！”
“到底是谁疯了？”那段日子，老陶心灵饱受煎熬，小陶心情也坏到了极点，她读了大量的李贺的诗。
李贺是一位中唐诗人，因为不能参加科举，他也就断了仕途，做官顶多做到九品。前程黯淡、贫病交困的李贺只活到27岁，被后人称为“诗中鬼”。陶雨晴说李贺的好多诗，写得够惨，够吓人。“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她对李贺的评价是：文字是癫狂的，是大气到恐怖的，甚至是一种病态的梦幻。他很擅长描写这种心理，悲凉、无奈、空虚，还有几分愤慨。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坏，处处碰壁。”到底情绪糟到啥程度，会让一个花季少女，跟那个一千多年前失意落魄、抑郁而终的短命诗人，心境相通，惺惺相惜呢？
“唉，总算都结束了！自打上学后，她就没高兴过，我也是受尽折磨。陪她上一回学，赶上我读8回了！”老陶感叹道。
“我就是个投降派！”
“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陶雨晴说。
女儿写的东西，有些给老陶看，有些不给，偷偷发在网上。她在一些科普类的网上论坛里小有名气，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对此，老陶表示理解和支持。“这多少让她心里平衡些，因为在学校，很少能跟同学交流、讨论这些东西。”
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叫《永州之野》。老陶看了，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当记者的朋友们看，大家也都挺惊讶：这哪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获奖后，小陶挺高兴的，把荣誉证书拿到了学校。班上有个体育生，看了后怪稀奇。“唉呀！这是全国的奖啊！”他带着小陶和一大帮同学，浩浩荡荡开到老师办公室，问老师：这个高考能加分不？老师瞅了一眼说：不能！这个东西不行。一群人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陶雨晴出过一本书——《窃蛋龙的千古奇冤》，里边收集了42篇她写的科普文章。看她书里的小标题，挺有趣：《北京害虫排行榜》、《小孩子为什么喜欢恐龙》、《无毒不世界》、《写金丝猴的作家还吃野生动物吗》。书的扉页上有一段介绍文字：“与许多作文写得好的孩子不同的是，陶雨晴是一个有着博物学家潜质的写作者，她对大自然特别是生物有痴迷般的兴趣和十分丰富的知识。”书印了1万册，老陶刚刚问过，现在还剩下1300本。
“出书了，没送给你们语文老师？”我问。
“送了，但她没时间看。每回上课，老师都说整天多忙呵！多累呵！光那些作业本，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啦。”
说起上语文课，小陶来劲儿了。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好文章，老师却没有讲好。“像《藤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得多好呵，文字多么光彩夺目，如果讲得很悲惨，那文章的美感，全给糟践了。”
老陶的解释是：“现在的老师为了应付考试，不是教会学生欣赏，而是把文章剁碎了，从里边找分。”
还有一回，课上讲郦道元的《水经注》，文中有一句：“夏水襄陵，沿溯阻绝。”课堂上的解释是，因为发大水，航道断了，船行受阻。但陶雨晴认为不是，水越大，船越好走，江里头所有阻碍行船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样船才能“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课上，她就跟老师辩。
老陶对老师深表同情。“一个班上，假如有几个像她这种孩子，就乱套了，课就没法上了。为了高考，只能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叫你背哪儿，你就背哪儿。辩什么辩，谁有工夫跟你扯这些？高考一完，学生走人，老师了事。”
“真没见过像你家这种孩子的，她提的一些问题，都不是她这个年龄段该问的。”老师对陶雨晴感到头痛时这么说。
高二时换班主任，新换的老师对陶雨晴挺重视，特意到老陶家做工作。
“想招安她，答应让她当班干部，但人家就是不干，我觉得也不靠谱儿。”老陶笑着说。
“与其招她当班干部，不如多夸她几句呗。”我说。
“作业都不交，夸啥？”“总有长处，比如她作文好。”
“作文好，但她不按要求写，跟高考没关系，就是没用。”平常还行，到了高考，老师得考虑分数，不再给她“创作自由”，因此产生了冲突。
老陶一度挺矛盾：凭这孩子的智力，如果把她的特长、兴趣拼命给压下去，写作放下来，让她一门心思奔高考，死抠教科书，肯定也能考出高分来。“但是她不干，我也不忍心。”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肯不肯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妥协？虽然痛苦挣扎过，但他说自己还是投降了。“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老陶的政策是，大学还是要上的，上了大学就行了，哪怕二本也行。但陶雨晴不想上大学，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只考了346分。
老师劝她：你的潜力大，只要听我的，好好学，我保证你考上二本。但陶雨晴的倔劲儿又上来了，很愤怒：二本坚决不上！结果只考出500分，就是个二本，她要求复读。
“我俩达成默契，就是一起应付高考”
也许觉得吃饭时的聊天，算不上是采访，所以一块吃晚饭时，陶雨晴变得放松而健谈，尤其是聊到她喜欢的话题，更是眉飞色舞，完全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
饭桌上，我俩面对面地坐着，随意聊。“从小学到现在，哪段时间比较快活？”她想了一下，很快地答道：“复读。”“为啥？”
“在家读呗！”老陶抢先说，自己又忍不住乐了。
陶雨晴复读了一年，上半年在学校，下半年在家学，老陶给请了俩家教。时间安排得比较宽松，每天最多学6个小时，其余时间可以干别的。陶雨晴说比较喜欢家教老师，因为不老跟她提考试的事。
“我把从动画片里得到的思想和感悟，跟文综家教老师说，他也喜欢动画片，是首师大学生，正读大三。他有高考经验，我俩达成默契，就是一起应付高考。”
“今年高考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你咋写的？”
“早忘了。”考试前，陶雨晴准备了一套东西，不管什么作文题，都可以套进去，能引申上去。
“这也是她应付高考练出的本事，哈哈哈……”说起这，老陶得意地大笑，“这次她又用了这个，得分还不低呢。语文一共考了123分，作文分肯定不少。”
一考完，爷俩就把有关高考的书全卖了，差不多有100公斤。陶雨晴说自己还举行了一个仪式，拿出其中一本，烧掉。
“哪本？”
“讲高考状元的那本。”
“你不跟高分同学玩？”
“他们无趣，没意思。”“如果让你选，最想干啥？”
“当个专栏作家。”
“你读过郭敬明的小说吗？”
“不喜欢，超自恋，小家子气。我挺喜欢王小波的杂文，也读过韩寒的。”
“你追过星吗？有没有特崇拜的人？”“没有。”“利奥波德啊。”她爸提醒了一句。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个美国人，写过的最有名的书叫《沙乡年鉴》，也有翻译成《沙乡日记》的。这书被认为是“自然史文献中的经典”、“环保主义者的圣经”。谈起利奥波德，老陶也说，小陶也说。
“这个人很有学问。”女儿讲。
“这本书很好看，比《瓦尔登湖》好看。”当爹的补充道。
“不光是文笔好，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观，说环保不仅是财富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小陶如此概括。
跟陶雨晴聊天儿，话题是天马行空。一会儿谈到拳王阿里的基因，一会儿扯到郭德纲的相声，再一会儿又蹦到网络新词上，什么“绿坝娘”、“草泥马”啦。
聊起动画片时，陶雨晴的兴致更大了，几乎都她一人在说，老陶插不上话。她把胳膊支在饭桌上，脸跟我凑得更近了。我问她看不看国产动画片？陶雨晴头一甩，说道：“基本上不看。”
“为啥？”“虚假、说教、不好玩。”
中国的童话，陶雨晴评价最高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她还说自己的好多价值观，是从动画片里得来的。咦，我有了兴趣，赶紧问她都有啥价值观。
“就是人性的解放，人与人要平等，我们都是一样的，而且人要有理性。”
“什么是理性？”“就是要讲道理，也要听别人说话。”
“我还是给你说动画片吧，我最喜欢的是《海贼王》。它是日本最好的动漫之一，都连载11年了，很好玩的。一般人都知道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但这部片子，除了回忆外，里边没死一个人，完全是人性化的。它说，人要活得快活，人要好好地活下去；不要被谁束缚，不要被什么东西束缚；人性不能被信仰禁锢，不能被制度禁锢，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解放。”
她还为《海贼王》填过一首词，其中有这么几句：青锋在手欲称王，少年心，自轻狂。海阔万里任我航，砺风雨，浴雪霜，水天一色唯见鸟飞翔。
不知怎么扯到了《中国少儿英雄传》，这是陶雨晴上小学时，学校推荐读的一本书。“那里头有一大堆小孩，受伤最轻的是被轧掉一只手、一只脚，其他差不多都死了。有救火的时候被烧死的，有不让别人偷辣椒给打死的，反正死的死，残的残，我看了心里不好受。”
接着，她又说道：“生命是最宝贵的，应该尊重生命，不能一味地鼓励和歌颂牺牲，这是不人道的。”
陶雨晴出的那本书的序，是她自己写的，叫《生命的韧度》，通篇讲的都是各种伤残动物顽强求生的故事。她在文中强调的是：“生命永远是神奇的，生命永远是顽强的，生命永远想活下去，生命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
“高考是不是疯了？”
老陶从网上下载了个帖子《“决战高考百日誓师”班级誓词大全》，看罢，他这么问。
老陶的朋友给他支招儿：你闺女不适合咱国内的教育，让她出去。可是，陶雨晴喜欢的是中文写作，总不能跑美国学中文吧。“去香港啊！”朋友说，“人家的大学比咱的活泛，没准她的写作特长能管用，说不定还能破格录取呢。”
去年，老陶父女也试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那也得考，参加学校自己组织的面试、笔试，也是按分录，分低还是进不去。本来招的是特长生，你又要求考高分，这不是扯吗？”那所学校只招60多人，陶雨晴的考试成绩排到了100多名，没戏。
高考要填志愿，老陶上网查了半天，最后选中了香港浸会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在香港排名第五，而且重视文学创作。但去年，人家在北京的文科平均录取线是628分。
在网上报名时，老陶把陶雨晴出版过的书、得过的奖全填上了。陶雨晴今年考了560分，只超过一本线28分。像北京的学校，她只敢报中央民族大学。
没料到，香港浸会大学来了面试通知。去面试时，爷俩也没敢抱多大希望，因为内地有3000多号人报名，录取名额只有140个。
面试地点是在北大。老陶说纯粹是去撞大运的，反正碰壁都碰习惯了，面试前也没做什么准备，挺放松的。别的孩子面试一会儿就出来了，陶雨晴一人在里头待了半个多钟头。出来后，老陶问都面试些啥？小陶说是随便聊，比如，她谈了自己的观点：人的欲望不能被压抑。问她为什么想上浸大，说是想换个环境。问读过《论语》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看过。问是哪篇文章获奖了，她就把书送给了面试官。聊得多的，还是文学方面的话题。
面试一完，爷俩就去逛万圣书园。又没想到，才隔了一天，浸大就来电话，说陶雨晴被录取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问是否愿意。
“能不愿意吗？从小学到现在，她一直受压抑，从没高兴过。这次拿到浸大通知书，是她自上学以来最高兴的事了。尤其是她的写作，能够被人承认，这点，最让她感到愉快。”
毕竟，陶雨晴分数挺低，真上了浸大，学习上会不会有压力？小陶讲不会。“再枯燥的知识，只要它是知识，我就不怕，逻辑学也是很美的。但问题是，高考学的知识，好多是假知识。真的知识，有道理之美，简洁之美。”
“嘿，总算熬出头了！”老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爷俩，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心里不再别扭了，痛快！”
几天后，我收到老陶发来的一封邮件，谈了他的“一点想法”。虽然只有几百字，但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越读心里越酸：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利用教育绑架人的思想，劫持我们的孩子也就是（劫持）未来。高考使几乎所有人都很难受甚至是痛苦，只有那些卖辅导材料和在这方面有权力的人例外。
“在这种制度下，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受益者。他们没有培养出信徒，只是把有良知的孩子培养成反对者，把没有良知的孩子培养成伪君子。
“我们不能指望真正的教育改革，只能自己去适应和应付环境……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跟着高考走，否则你的孩子不能进人大学的门，我们不能说朝另一个方向走，但是可以不那么使劲地往前冲，而且照顾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个制度，我们把腰弯下90度，但是没有五体投地地膜拜。说白了，就是豁出去不上名牌大学，给孩子留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欢乐和个性。
“陶雨晴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一条路上挣扎的过程。
“这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有点倔，有点自己的爱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就是陶雨晴的大学。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精英的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考轧路机下面的小草的经历。在她的经历中，没有人有什么错，学校、老师都没有，甚至对她比一般学生还要宽容一些。而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学生这样地不快乐。
“至于浸大的录取……可以作为一个相声中的包袱，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
2009-07-22 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月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