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分享：余英时：隔岸洞若观火（上）

最早知道余英时先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其时他的名声早已显赫，可惜在封闭的校园里，中文系的老师们却对他闭口不提，所以他的“著名”对我来说只是“无名”。后来遇到一位走得比较近的年轻老师，他极力向我推荐余英时，说：读读余英时吧，你才知道学问应该怎么做！当时正好“海外学人丛书”中有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买下来之后，一读之下，甚为折服。考据的扎实、行文的平实、立论的客观与谨严、学理的洞见与当时弥漫在校园里的浮泛的学风、学报文章的乏味、课堂上课文分析的套路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对余英时的阅读，才真正懂得了古人所讲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好处。

后来陆续读了大陆出版的余英时的一些书，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重寻胡适历程》《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著作。读这些书，给我感受最深的有几点：第一，在余英时身上，有一种很深的中国文化情怀，我把它称作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回眸。他不是把研究对象当作冷冰冰的对象，而是怀着一种对研究对象的爱，这种爱既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思想源泉的敬意，也呼应着研究者对流淌在自身血液深处的文化基因的温情守护。第二，延续着“士”的传统，余英时不但是一个专业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有个济世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爱着祖国的文化，因此也不惮于批评现实的祖国。他守护着一些最基本的文化价值，并以此为准绳去丈量现实的世界。余英时所写虽多为思想史专著，但字里行间透着对现实的关怀，因为这些从书本到书本的文字背后，总能感到一个舒展开来的生活世界，那里，有真实的生命、记忆的擦痕。文字的根伸进这里，才真正地在纸面上立起来、变得鲜活。第三，作为一个海外学人，因多了一种西方文化的体认，反观中国文化时，态度显得更平和、客观。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比较中，开阔的视界磨亮了学人的双眼，隔着大海的距离，他对中国文化洞若观火。从海外这双深情回眸的深邃瞳孔里，我走近中国文化。这说来似乎有些荒唐，在我却是一种幸运。

知识与生活离得那么近

对于一个以思想立身的人而言，他的生活似乎并不值得追究。据说海德格尔讲亚里士多德时，只用一句话“他出生、他写作、他死去”就带过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一生。但生活对一个思想家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古人才讲“知人论世”。余英时作为一个中国史的研究者，著作似乎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但细细品味，他的著作又总是直指生活，对生活有着常人难及的体认。因此，关注他的生活就成为进入他作品的一条隐秘的通道。他的身世并不复杂，虽然历经乱世，但所走的仍是从校园到校园的学人之路。他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

简历般的介绍只可能将我们拒之于他的人生之外。要了解一个人，必须深入细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童年。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母亲张韵清在生他时因难产而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随南开大学南迁，只好把不满7岁的他放回故乡潜山官庄。他在这里生活了9年，所受的教育是一种特别的教育，小学、中学都只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学”。但是，这无意中的乡下生活，却使他对中国真实的农村生活有了最为切身的体验。余英时曾经说道：“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九年中，“失学”让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享受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教育。同时，失学虽然让他失去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是却让他受到一种来自生活的社会教育，让他了解到都市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法律力量的生活。余英时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自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而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生活之赐。”“真切的了解”，作为他学术的底色，正是童年的乡下生活所赋予他的礼物。童年生活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有一次，他到他舅舅家里，看他舅舅去收租，结果那些佃户在打稻子时打得很有艺术，三分之一的谷子都没打出来，但他舅舅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些佃户因为是地主的长辈，地主反而要给他们磕头。这点切身的经验使他不能认同地主与佃户的阶级对立，甚至还和王元化产生过争执。

余英时的出国经历比较富于传奇性。1955年春天哈佛燕京学社接受了新亚书院的推荐，让他到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但从3月到9月，台湾国民党政府一直拒绝发给他护照。据说这是因为他在香港刊物上写过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字，属于所谓的“第三势力”。当时在香港的一位美国人闻其状况后，亲自带他到美国的使馆专为他写了一张“无国境难民”的纸条，就是凭着只有五个字的这片纸，余英时得以到美国哈佛去读书。据说余先生在美期间每年都要续签，每次都会引来众多的围观者，因为这样的护照闻所未闻前所未见。凭着这张特别的举世无双的护照，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呆了十五年，从1955年到1970年，直到在哈佛取得教授职位。正是这种“无国籍”的状态使他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相遇，他在《我为什么写陈寅恪》一文中说到：“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燕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从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我们看到了余英时从生活到学术到思想的心路历程。即使在那些谨严的学术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知识，其实离生活那么近，近得可以感受到生活的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