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分享：彼 岸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破烂的机票，被订书针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的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么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了。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是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就是那样的三年。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到小馆子里，喝啤酒。那里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动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他几乎得意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选自《严歌苓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