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题辞

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按：何为“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从沉默到开口，是一个将所面对的世界语言化的过程，语言化的过程意味要命名、要区分、要褒贬臧否。但如此语言化的过程，就是将无限的生活有限化的过程。而鲁迅所要的是生活的全体，是顿悟沉醉其中而将自我破解的一个过程。即所谓：“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因此在这儿鲁迅意识到的问题是“开口”的困难、言说的限度问题。但我们知道，即使意识到“开口”的困难，言说的限度问题，鲁迅依然保持着“说”的冲动。但是因为意识到“说”的困难和限度问题，使得鲁迅对已说出口的保持着怀疑，由此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中始终保持着“说出”与“无法说出”的内在张力。已经“说出”的只能是广大的无法说出的世界中的一丝光亮，这个光亮四周是无尽的无法说出的黑暗。这样“说出”和没有“说出”的不是隐喻象征关系，而是有无的互生关系。“说出”的召唤着“无法说出”的，“无法说出”的照亮着“说出”的。野草的世界必须在这个角度理解。这是一种介入现实和自我的新路径，这是二十年代文学写作的巨大创造。

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那么是否存在着鲁迅面对二十年代的巨变而无法命名的困境，社会的巨变超出了鲁迅现有语言的概括能力，面对这一困境，鲁迅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选择沉默而不再发言，要么更新自己的话语体系，而对身处时代进行重新的命名。那么《野草》就包含这一个鲁迅写作的总结和转向问题。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按：鲁迅有一种逆向思考的习惯，不是从事物的生成方向理解事物，而是从事物的消亡过程中理解事物曾经的生成。这或许是鲁迅文风之所以冷峻的原因。如医生般在事物存留的痕迹上进行无情地解剖，以此来探索事物存在的奥秘。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按：作为“生命的泥”所生成的野草，是漫长和疯长的过程。野草既在疯长过程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吸收、融合甚至侵略所有活着的和死了的。但他自身也被践踏、被删刈。最后又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按：这是真实的、按照自己意识生存过的野草，所以大笑、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按：野草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役使，但所有这些都会被毁灭。地火的横空出世，将所有的建构彻底瓦解。那么地火让世界到了“无可朽腐”的时候，世界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了“天地有如此静穆”而已。在鲁迅的野草中，包含着一种彻底毁灭的勇气和冲动。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按：如果“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代表着毁灭的彻底性，甚至是一种恶的彻底性和力量性的话，即鲁迅早年张扬的摩罗精神，那么在个体的人的活动层面上，还有一个“天地”层面的问题。天地代表一种更伟大崇高的力量，类似一种宗教性力量的存在。这是混合中国传统天地观和西方宗教神学意味的审判，所以不能！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按：彻底到了以最终的毁灭来印证自己曾经的存在。不敢面对大毁灭者，也就是没有大活力的生命，而生命无法如此地高远，也就不能触及到“天地有如此静穆”。野草本质上是鲁迅自己在文字的世界里给自己的一次彻底解放。这是在大时代变动之前对自己的一次精神上火与冰的淬炼。经过这样的淬炼，后来的写作才能逐渐达到自如的境界。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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