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远行

季羡林《一生的远行》读后感

引导语：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

季羡林《一生的远行》是游记，整本书里，季先生将他的人生分为几个阶段，最重要的是留德十年和印度行、神洲行，书里不仅有风景描写，还有他 求学 的经历，他对各地人文景观的感想，文章内容很丰富。

可是照我看来，这本游记很不尽人意。

季先生是一个很爽朗很开阔的人，他的文字里面婉约善感细腻的成分不多，眼中的风景虽然美且动人，却难以形诸于笔端。

单举一两例就可以窥斑见豹了：在《一个抱小孩的印度人》一文里，他写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人当然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还有政府官员模样的，大学教授模样的，面型各不相同，衣服也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在《望雪山》一文里，他写道“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溜达着。”此种分类方式在书中出现过多次。还有一句诗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多次“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以及“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

写游记不是件容易的事。山川、河谷、红花、绿树，看起来养眼养心，写起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大美无言!太美了，就觉得用什么形容都不合适!写游记不像拍照片，可以拍出千万种不同的绿色，万千种不同的红色来，也不能像画画，可以将感情寓于风景里，擦揉皴抹，一支墨笔就能画尽天下所有颜色。文字在风景面前单薄如篾片，就像少男遇到心仪已久的少女，终于得见，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只知道“美啊”、“好啊”、“真好”、“好极了”，顶多可以有几句眼睛像葡萄黑发像瀑布类的赞美，说完了，又觉得不能总说重复的话，又不知所措了!

这些年来，我走过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景点，却发现不管是怎样的的，不管是当时觉得愉悦的还是觉得一般的，在心里可以有一些印象，但是怎么都写不出来。看过西安的秦兵马俑，也被那雄伟的地下兵阵感动着，却觉得那感动积于心感于怀，并不能遣于字句，更无法形成文章。看过洛阳的龙门石窟，那么大一面山都被凿成了一个个佛像，尽显肃穆虔诚之意，却也不能用语言表达那种动人心魄的美。

我记得在一次公司的小型会议上，领导让出差的同事讲述出差感想。一位女同事说 “那里风景很美、工厂很大、工人很累”。当然，话语比这更丰满更生动。可是，领导听完她的讲述，只说了一句“你这感想，就好象我家上小学的女儿，去了儿童公园回来，说好大好漂亮好好玩噢。能不能深刻一点?”领导的这句话一直记得。好象它督促着我不能浅薄不能幼稚一样。所以我不写游记。我宁愿被人看作没人去过那些地方。

《一生的远行》不够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不能忽略：我认为季老先生对这本游记是敷衍的，理由有二：一是序里，季老写道“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经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季老先生对很多文章是厌烦的，但是又不得不写，在楔子里，他写道“我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太多的余闲，我只能分段解决。”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本书也许就处于他“应景的文章”之列，是他不能推掉的事务，而自己事务繁多，只能简单了事。理由之二是整本书里，有几篇游记是写得相当好的，尤其是神洲行里面的一些篇章《观秦兵马俑》、《登黄山记》、《延边行》等，我认为这几篇才是体现了季老先生的真正水平。

按说，对季老先生，小如我辈是无权发言的，再怎么次也比我们这些小朋友强很多倍。但是我觉得对人不可迷信，不能因为他是著名国学大师就认为他什么都写得好。

我坚定地认为，这本季先生的《一生的远行》文字真不怎么样。不过我喜欢他那种爽朗干净利落的'文字风格，我期待着看他更多的“不应景的文章”。

季羡林《一生的远行》选读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 散文 和 杂文 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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