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观后感

作为一部从小说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虽然具有一个气势很大的片名，但它的故事却仍然没有完成类型化叙事的突破。原著小说《余震》以姐姐的故事为主线，完成了一个跨度三十年的故事；而电影《唐山大地震》则将故事主线分散为三条，分别是母亲、姐姐和弟弟，而且母亲的故事线索明显是支撑起整个电影故事的主线。这个电影故事的切入点和改编思路，很技巧地回避了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激荡变革，而是将故事的重点放在一个普通家庭的情感变迁上。作为一部有唐山市政府参与投资的大制作影片，这种改编思路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自然是一种最为安全的叙事策略。整个故事的重心从姐姐转到母亲，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这部电影的市场切入点的改变。如果《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仍然以原著中姐姐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曲折人生经历为主线，整部电影的故事格局就会落入到相对私人化的个人情感体验范畴，势必无法容纳各个投资方在叙事和资金方面的要求，无法成为一部“中国式大片”。而现在电影将故事重心放在母亲身上后，整个故事就从相对私人化的情感表述，转变为更加通俗的家庭伦理故事。从当下中国观众对于这种故事的接受度来说，虽然整个故事仍然停留在电视情感剧的层面，但无疑增加了观众对这个故事的认可程度，扩大了观影人群的基数。作为一部目的明确的商业影片，《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唐山大地震事件本身，或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普通中国人心灵史的层面，而是运用了大量通俗剧手法，渲染和强化了一个唐山大地震背景下的奇情故事。整个电影故事的三条人物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平行铺开（但同时又非常技巧地错开了所有过去三十年中的重要标志性年份），三个主要人物几乎毫无变化地跳跃完成了三十年人生历程，浓缩了几乎所有人生苦情场面。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在观看《唐山大地震》的过程中，只要观众愿意在影院的黑暗中开闸泄洪，那么流泪这种生理反应几乎是不被个人主观意愿所控制的。换句话说，只要观众还是一个具有正常情感模式的人，只要观众不去故意违抗自然的生理反应，那么在看到《唐山大地震》中的诸多悲情段落时，流泪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观影反应。这种配合商业策略的电影手法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对错之分，现在的观众需要一部能够让自己释放各种压抑情绪的催泪电影，市场就自然会提供。但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快速消费品，《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又要面对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巨大灾难和无法痊愈的心灵伤痛，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而且现在还在诸多普通人的心中悄然延续着。《唐山大地震》等于是被迫遭遇了这样一个几乎是永恒的电影话题：如何完美地平衡一部电影的商业和艺术元素。从《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来看，它明显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使命的。这部电影中出现的元妮一家人，固然悲惨的身世令观众不得不哭，但如果我们将视野上升到民族集体回忆或者普通中国人心灵史的层面来看这部电影的话，我们就会疑惑地发现，这部电影中元妮一家人几乎完全是和真实社会隔绝开的，这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甚至连元妮家的邻居都没有出现过。虽然从叙事策略来看，这种几乎是架空的故事手法无论从审查角度还是从市场角度都相对安全，但从艺术角度来说，这一点就成为这部名叫《唐山大地震》的电影的巨大缺憾了。片中和真实历史有密切相关的事件寥寥无几，除了直接构成叙事基础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外，就只剩下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了。但是在《唐山大地震》中，这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变成了一个和影片故事以及人物命运毫无关联的一个奇观性的视觉展示，从电影角度来说几乎是令人费解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却没有和电影中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产生任何联系，那么在电影中对此事件的展示，其目的又是为何呢？如果我们放弃对《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要求，仅从文化消费产品的角度来看《唐山大地震》，我们就能很明确地看出，它所有的叙事技巧都服务于一个明确目的：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和情感消费诉求，通俗点说就是要满足观众进电影院看到一场真实灾难的再现并为之洒下同情泪水的欲望。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特别是它的故事基础是一场发生在34年前的真实事件，如何处理大多数观众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必然产生的内疚或愤慨心理，则是《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在营销过程中所需要进行的微妙平衡。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伤痛回忆，用何种历史观和态度来看待这场至今仍在悄然延续的集体伤痛，则会是观众能否和这部电影取得相互谅解的关键。而能够营造出一个适合全民参与的情感宣泄氛围，或许会是这部电影完成市场使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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