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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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381）明初散文家，字景溪，号潜溪，浙江金华人。自幼好学，早年师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少负文名，元至正九年被荐为翰林编修，他固辞不就，隐居山中。朱元璋称帝后，任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洪武二年（1369）奉旨修《元史》，后因涉案被请四川茂州，途中病故，正德时追谥文宪。宋濂推崇宗经。认为只有孔子之文“才称之为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文原》），对于违背“温柔敦厚”传统的文章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他擅长散文创作，尤以传记文成就突出。代表作《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文章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宋濂善于抓住一些细节展现人物性格，并通过个性化语言的运用刻划人物，艺术成就较高。他的写景散文数量亦不少，且风格近似欧阳修，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代表作有《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等。宋濂亲自经历了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故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往往在生动的描述中包含着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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