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

莫言获奖的六个原因

许子东

2012年10月9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在即，嶺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接受“凤凰网文化”对话，分析莫言作品可能获奖的文学、政治及“偶然” 原因，并论及奖项对中国作家处境和中国文化生态的影响。（根据部份录音整理，10月11日校改。）

《蛙》批判计划生育的角度很可能获诺奖评委赏识

问：您一般每年差不多这个时间会比较关注一下诺贝尔奖吗？

许子东：有的我不太熟悉，较早时关心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就是高行健。这次因为传说莫言有可能。

问：您个人对莫言的东西是看过，还是说甚至是喜欢？

许子东：大部分看过，刚改完一篇论文，关于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去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认为好，录音整理了，现在改成论文，会发表在北京《文学评论》上，题为《“文革故事”与“后文革故事” ——读莫言长篇小说〈蛙〉》 。

以前写文革的作品，大都从文革前写起，怎么发生，原因背景等等。莫言的《蛙》，只把文革血肉惨景和今日繁荣腐化直接并置，其实是写文革与今天的关系。另外这篇作品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度，就是写计划生育。现在西方人看文革悲情已经太多了，但是写计生残酷，是对中国政治批评的一个新角度。如果获奖，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莫言写法符合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

问：许老师，您觉得其实这是有一点点有意为之吗？就是莫言他了解诺贝尔的一些目光，一些角度，然后他在创作上有一些调整？

许子东：或者有，但不会是主要的考虑。诺贝尔文学奖唯一懂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前两年来嶺南大学开会，我当时就跟他讨论高行健得奖的若干原因。王安忆曾戏言高获奖是中了“六合彩”，我说这六个“幸运号码” 其实也是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写乡土（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和世界“纯文学” 可以对话）；第三，要写文革（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事件）；第四，要批判政府，异见分子（对非民主的社会制度有挑战）；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技术上更多评委可看）；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参考不同政见的文学评论）。

当然除了这“六个基本条件” ，有时还要外加偶然因素。在高行健那里就是《灵山》是写大西南。中国的作家写乡土一般是写北方，或者大草原，或者西北凤，或东北、山东乡村。《灵山》写主人公流浪川贵，正好马悦然教授几十年共患难的夫人是四川人，马悦然自己亲自翻译《灵山》，很多乡土民俗细节都得到他夫人帮助，无疑增进了对高行健小说的感情。这个偶然不是高行健求来的。《灵山》未发表，手稿巳由刘再复推荐给马，或是有心。但当年高流浪西南，绝想不到后来的情况。纯属偶然。

按照上述六个条件，再看莫言，1,《红高粱》是写乡土的；2，也是现代主义手法的，魔幻现实主义；3,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蛙》，莫言都写文革；4，他有好的翻译，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高手一直翻译他的书，非常努力地推介到英文世界去；5，他在海外也获奖，曾获美国2009 NEWMAN 纽曼华语文学奖（我是那届评奖）。《生死疲劳》也获得了香港的“红楼梦长篇小说奖”，30万奖金。

如果说这些条件有“弱项” ，那就是莫言并不像高那样是“异见份子” 。在这个角度看，近作煽情揭露一胎节育，也许比较符合“海外视角” 。如果读懂了《生死疲劳》批判土改以来的农村政策，其实也是更尖锐的“不同政见” 。至于六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偶然因素，也许要从诺贝尔奖那方面去看了吧。之前两个华人获奖，至少短期效果有限。会不会有意要改变方式改善关系以谋求在中国大众面前扩大诺贝尔的影响呢？

莫言这一代作家都面临统战局面 文学被边缘化

问：有一个争论也挺有意思，很多人说莫言当年他在讲话上签过名讲话，颇有诟病。

许子东：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现在都是“主流”作家。但“主流” 在身分，不在作品。从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文学的管理方法就不一样了。不再象50到70年代那样经常批判一些作家，老是纠正作家的思想。现在的方法是，创作有自由，出版守纪律。作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让你边缘化没人看，越是现代派复杂技巧越少人看。但是作家本身，请你进政协，做人大，开两会……所以作家既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作品写的再尖锐，老百姓其实是不看的，都忙着看好声音非诚勿扰三枪无极。这样的文学生态，很难怪莫言他们，他们是面临统战。你怎么办？入了政协，至少医疗好了……

但是政府管是管在社会影响上，这批作家里边写的最不尖锐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要拍成电影，还要把什么都磨掉。所以像《兄弟》，像《古炉》，像《生死疲劳》等，都是不能拍电影的。现在的文学在政治上是被边缘化的，但文学还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尤其是对中国60年当代史的反思，远比报纸影视对人民更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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