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

“求真”与“求用”

自古以来，良史的标准都是秉笔直书，即刘知幾所谓“良史以实录为贵”。但是，唐宋史学中，能否在史学著作中正确地褒贬得失，成为新的良史标准。皇甫湜提出“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方才“得良史之体”。在历史书写中做到“善恶得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历史价值论的判断，即所谓“求用”的问题。

“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一致

为了讨论在经世致用目标下“求真”（实录）与“求用”（资治）的问题，我们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

《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司马光的编纂宗旨有二：其一，“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成就一部信实的通史，这从其最初的朴素命名——《通志》中可见一斑；其二，撰写一部“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体通史，以为资治之镜鉴。前者求真，后者求用，“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关系。

为了求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广泛搜集资料，依据年月日顺序编纂长编，对于有歧义的史料进行考证，成果就是《考异》30卷。当然，在史料取舍及解释上，也会折射作者的政治态度，从而表现出史家的个性。“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考论得失”之际，终究要讲究变通。这里的“变通”二字，其实就是史家在落笔之际，出于经世情怀的考量。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记述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含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这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于是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逼迫太后让步。幕僚陈琳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做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陈琳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他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诛杀宦官，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天意的事情，为什么要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外兵入京，你能掌控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长短经》（又作《反经》）中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之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为时势需要而改变，不可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再以《资治通鉴》所记三国时期刘备事迹为例。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川，军师庞统建议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则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起来，曾国藩独具只眼，勘破了个中玄奥。他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也就是说，我们读《资治通鉴》，不仅应该读它“正”的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应该读它“奇”的一面，通权达变、守正出奇。

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

司马光之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模仿、续写和改编《资治通鉴》的史书陆续问世，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但是，比较而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尚停留在史料编纂阶段，内容繁芜，镜鉴意识不太强烈，而于史料保存诚为有功；朱熹的《通鉴纲目》，立意过度政治化，内容过于简化；袁枢的书则忠实地按照事件原委重新编辑司马光原书内容，不增一字，却成为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的津梁，并且创立了“纪事本末”的新体例。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即读史不仅要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是实践的指南。但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读史者应该知道，“夫治之所资，法之所善者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需要读史者用心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要对古人有同情的了解，要做换位思考：“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资治通鉴”之“鉴”，就是镜子。镜子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尊瞻视，“鉴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总之，王夫之告诉我们：《资治通鉴》致力于记述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但是历史叙述并不会提供直接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我们今天讨论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