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独秀歌词短句

爱爱爱爱

准备大显身手

I III

战斗

爱爱爱爱

看我一枝独秀

爱爱爱爱

我挣脱紧箍咒

踩上好汉坡

泥碰头头练功

就等这一刻

让喉咙吼一吼

冲破你耳膜

此刻你听到的节奏是我的脉搏

这世界冷飕飕单调得像碗粥

胜者为王败为寇想熬出头混不得

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

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

爱爱爱爱

准备大显身手

I I I I

战斗

爱爱爱爱

看我一枝独秀

爱爱爱爱

求菩萨拜码头

就等这一刻

血液里燃烧着

像洪水猛兽

你是否也感受

胸口那把火

欢迎跟我切磋切磋或帮我加油

招式看来简陋

却能拳拳到肉

真功夫当作献丑谈笑之间别苗头

将一般的动作肯定独步宇宙

我有把握跟着我

能独占鳌头

词，隋唐时期的名称是“曲”、“曲子”、“曲子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这许多名称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先秦时代的《诗经》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演唱的。不过音乐特别是娱乐性的音乐是在不断变化的，旧的音乐消亡、转变以后，原来的歌辞就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而有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来取而代之。譬如《诗经》到汉代就只有少数还能唱，而汉乐府到了六朝，同样多数是不能唱的了，六朝人以及唐人所写的古题乐府诗，都只用于诵读，而不是歌辞。

唐代音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实际在唐以前已经进行了很久，其主要特征是原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燕乐”的名目，在隋代就有，而在唐代大盛，其部类也经过新的修定。《羯鼓录》载131曲，大部来自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苏幕遮》、《赞浦子》、《胡捣练》、《菩萨蛮》、《甘州》等。还有很多曲子原来是民歌，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的曲子词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曲子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 1900年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石窟（藏经洞）被打开，沉埋千年之久的二万余卷珍贵文献遂此重见天日。其中有关唐五代音乐舞蹈的资料，尤其是数百首词曲的发现，对唐五代词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从敦煌卷子中清理出来的唐五代词曲，或称为敦煌曲子词，或称为敦煌歌辞。整理成集者已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曲子词一百六十四首；饶宗颐《敦煌曲》，收三百十八首；任二北初编《敦煌曲校录》，兼及《五更转》等俗曲佛曲，五百四十五首，之后又编定《敦煌歌辞集》，又扩大到凡入乐者概采录，计一千二百余首。

敦煌曲子词大都为汉族民间词（仅杂有温庭筠、唐昭宗李晔、欧阳炯等文人词五首）。作者众多，题材广泛。作者很多出于社会下层，并不限于乐工文士。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敦煌曲子词集》一百六十余首，“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这与花间词五百首不外乎宫体与倡风者显然有别。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就其所校录之五百四十五首，析为二十类，更可见出敦煌词境域之宽宏。一、疾苦（五首）二、怨思（三十六首）三、别离（三首）四、旅客（十首）五、感慨（六首）六、隐逸（五首）七、爱情（二十二首）八、伎情（十七首）九、闲情（十五首）十、志愿（二十三首）十一、豪侠（四首）十二、勇武（五首）十三、颂扬（二十五首）十四、医（三首）十五、道（二首）十六、佛（二百九十八首）十七、人生（二十一首）十八、劝学（五首）十九、劝孝（三十四首）二十、杂俎（五首）。

那么，哪些是敦煌曲子词所表现的词体初期状态的特点呢？唐圭璋先生《敦煌唐词校释》曾立初期词说七条：有衬字，有和声，有双调，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题名。

曲体曲式的多样化，尤其是以联章体与问答体演述故事，表明敦煌词曲不仅用于歌舞，或许还用于讲唱，用于扮演。在唐代诸汉族民间艺术中，词曲本非一枝独秀，而是旁通众艺的。它与戏弄、变文等其它音乐文艺一向彼此沟通，相互渗透。敦煌词的曲式多样化，以及多性能多功用的状况，正是各种音乐文艺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不过这种状况仅存在于汉族民间词曲中。文人词的发展就不免偏于一隅，与各种汉族民间曲艺扬袂分道了。

敦煌曲子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与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与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

作为汉族民间词曲，敦煌曲子词有其清新质朴的一面，也有其俚俗拙僿的一面。因而被目为俚曲或俗曲，与典雅的文人词，风貌自别。北宋柳永的词“骫骳从俗”，就上承敦煌词，下开金元曲子，三者之间先后存在着渊源关系。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不仅说明了因乐写词的燕乐歌辞乃是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源头，而且保存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敦煌曲子词与后来文人创作的词还是不太一样的，前者感情真率浓烈，语言朴素生动，但未免韵味不足；后者感情委婉细腻，语言精巧典雅，但未免有些做作。诗入曲，影响了曲子词的抒情趋向，也改变了它的语言风格。从现今可考知的曾入乐的诗歌来看，以五、七言绝句居多，内容大多数是吟咏山水、抒写怀抱，或反映朋友情谊、别愁离恨的，很少有严肃的社会政治内容。这一方面是由燕乐的娱乐性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唐人绝句也确实重在抒情，不像古体歌行和长篇排律那么爱插足社会重大问题。这些诗一般说来，语言都浅显而精炼，韵味悠长，很适合于樽前花间、渡头长亭的演唱。而文人开始大量创作词的时代是中晚唐，此时抒情短诗更加敛约精细、曲折含蓄，这对从汉族民间转入文人手中的词的风格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词逐渐形成显著的艺术特点：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炼精致；诗歌特别是歌行、排律等诗体中大开大阖的结构，粗放、质朴的语言，在词中是少见的。到了唐朝中叶，有些比较关心汉族民间文艺和新兴乐曲的诗人，如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开始应用新兴曲调依声填词。例如刘禹锡《和乐天春词》：“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他就在题内说明：“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身负重名的诗人有意依照新兴曲调的节拍来填写长短句歌词的有力证据。但刘禹锡采用的汉族民间歌曲形式，也是分两个步骤来进行的。一个是沿用五、七言近体诗形式，略加变化，仍由唱者杂用虚声，有如《竹枝》、《杨柳枝》、《浪淘沙》、《抛球乐》之类。其《竹枝》引说明：“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学作《竹枝》，还只是揣摩这种汉族民间歌曲的声容态度，而不是依它的节拍，所以要“俾善歌者扬之”，也就是加上虚声以应节的意思。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索性按者民歌曲拍填写长短句歌词，除上举《忆江南》外，还有《潇湘神》词二首：“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唐代汉族民间歌曲，经过刘、白一类大诗人的赏音重视，解散近体诗的整齐形式以应参差变化的新兴曲调，于是对“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越来越讲究了。到了晚唐诗人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下），遂成花间词派之祖。北宋“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乐章》一集，遂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并见前者）。从此，由隋唐燕乐曲调所孳乳寖多的急慢诸曲，以及结合近体诗的声韵安排，因而错综变化作为长短句，以应各种曲拍的小令、长调，也就有如“百花齐放”，呈现着繁荣璀璨之大观了。

由于此类歌曲多流行于市井间，以渐跻于士大夫的歌筵舞席上，作为娱宾遣兴之资，内容是比较贫乏的。从范仲淹、王安石开始，借用这个新兴体制来发抒个人的壮烈抱负，遂开苏轼一派“横放杰出、是曲子中缚不住”之风。王灼亦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尽管李清照讥笑它是“句读不葺之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但能使“倚声填词”保持万古长新的光彩，正赖苏、辛（弃疾）一派的大力振奋，不为声律所压倒，这是我们所应特别注意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