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魂》歌词

九歌

【简介】

《楚辞》篇名。“九歌”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楚辞》的《九歌》，是战国楚人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国殇》一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王逸说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若苦，愁思沸郁”，故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这种思想感情。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楚辞》篇名。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九歌》图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图·东皇太一元代张渥作

【名称由来】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内容简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湘夫人傅抱石作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九歌（一）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谬』①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缜』②，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③，莫桂酒兮椒浆；

扬『包』④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注释：

①：字形应为“王”旁，音“求”。

②：字形应为“王”旁，音“阵”。

③：音“界”。

④：字形应带“木”旁，音“福”。

题解：

《星经》记载：“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主十六神。”

《庄子·天地篇》云：“主之以太一”，成玄英注：“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称，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囊括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也。”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

《汉书·郊祀志》曰：“天神贵者太一。”“皇”是最尊贵的神的通称，“太一”在楚人中是东方最尊贵的天帝之神。

九歌（二）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①；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澹』②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③，『飙』④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⑤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注释：

①：音“央”。

②：字形应为“忄”旁，音“但”。

③：音“洪”。

④：字形应无“风”旁，音“标”。

⑤：音“服”。

题解：

本篇是一首祭云神的诗歌，云中之神为一男性，号“云中君”，在神话中云神名叫丰隆，又名屏翳。

九歌（三）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①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②，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③，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覃』④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挠』⑤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爰』⑥，隐思君兮『诽』⑦侧；

注释：

①：音“邀”。

②：音“琵”。

③：音“厘”。

④：字形应带“辶”旁，音“瞻”，转。

⑤：字形应为“木”旁，音“挠”，旗杆上的曲柄，用来悬挂作为装饰旗帜的布条。

⑥：字形应带“氵”旁，音“员”。

⑦：字形应为“阝”旁，音“匪”。

桂『擢』①兮兰『世』②，『囗』③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④，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⑤；

捐余『决』⑥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注释：

①：字形应为“木”旁，音“照”，意通“棹”。

②：字形应带“木”旁，音“易”。

③：字形难以描述，音“酌”，意为“敲击”。

④：音“间”。

⑤：音“护”。

⑥：字形应为“王”旁，音“决”，玉佩。

题解：

帝舜死于苍梧，葬于九嶷山。他的两个妃子，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闻讯，便去奔丧，亦死于湘江。帝舜死后，天帝封其为湘水之神，号湘君，封二妃为湘水女神，号湘夫人。在楚人心目中，他们是一对配偶神。

本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九歌（四）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①；

『溺溺』③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③；

登白『烦』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频』⑤中，『曾』⑥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醴有兰⑦，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媛』⑧；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筮』⑨；

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

注释：

①：音“于”。

②：字形应为“女”旁，音“鸟”，微风吹拂的样子。

③：古音“护”。

④：字形应带“艹”头，音“凡”，草名，似莎而大。

⑤：字形应带“艹”头，音“贫”，多年生水草。

⑥：字形应带“四”头，音“增”，捕鱼的网。

⑦：音“连”。

⑧：字形应为“氵”旁，音“员”。

⑨：字形应带“氵”旁，音“式”，水涯。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①；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僚』②，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辟』③蕙『』④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⑤；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⑥；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谍』⑦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⑧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注释：

①：音“记”。

②：字形应为“木”旁，音“疗”，屋椽。

③：字形应带“扌”，音“批”，剖开。

④：字形难以描述，音“棉”，隔扇。

⑤：音“航”。

⑥：音“民”。

⑦：字形应为“衤”旁，音“谍”，《方言》：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谍』（如前注）。禅衣即女子内衣，是湘夫人送给湘君的信物。这是古时女子爱情生活的习惯。

⑧：音“未”。

题解：

本篇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湘君》是姊妹篇。全篇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

九歌（五）

大司命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

令飘风兮先驱，使『冻』①雨兮洒尘；

君回翔兮以下②，『愉』③空桑兮从女④；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⑤；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

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⑥；

灵衣兮被被⑦，玉佩兮陆离；

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⑻；

注释：

①：字形应为“氵”旁。

②：音“护”。

③：字形应为“足”旁，音“于”，越过。

④：通“汝”。

⑤：音“于”。

⑥：音“冈”，意通“冈”，山脊，高地，九坑即九冈，九州的代称。

⑦：通“披”。

⑧：音“余”。

折疏麻兮瑶华①，将以遗②兮离居；

老冉冉兮既极，不『浸』③近兮愈疏；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④；

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⑤；

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⑥？

注释：

①：通“花”，古音“敷”。

②：音“未”。

③：字形应带“宀”头。

④：音“听”。

⑤：音“科”。

⑥：音“乎”。

题解：

楚地风俗好祀鬼神，楚人以为人之寿夭必有神灵主宰，因而奉祀大司命。

一说大司命是星名。《史记·天官书》云：“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

古人以为大司命是管人之生死的寿命之神。本篇是祭大司命的祭歌。

九歌（六）

少司命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①；

绿叶兮素华②，芳菲菲兮袭予③；

夫④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愁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⑤，『修』⑥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⑦沐兮咸池，『希』⑧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祝』⑨兮好歌；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⑩。

注释：

①：音“护”。

②：一作“枝”。

③：音“余”。

④：音“服”。

⑤：音“地”。

⑥：字形右下应为“黑”，音“书”，忽，疾。

⑦：通“汝”。

⑧：字形应带“日”旁，音“希”，晒干。

⑨：字形应为“忄”旁，音“晃”，失意貌。

⑩：音“征”。

题解：

少司命是主宰儿童命运的女神。因为她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女神，所以其中一些章节也描述了人神爱恋的情节。本篇是祭者的歌词。

九歌（七）

东君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

驾龙『舟』①兮乘雷，载云旗兮委②蛇③；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澹』④兮忘归；

『恒』⑤瑟兮交鼓，萧钟兮瑶『囗』⑥；

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夸』⑦；

『宣』⑧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⑧，灵之来兮敝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⑨。

注释：

①：字形应带“车”旁，音“舟”，本是车辕横木，泛指车。

②：音“危”。

③：音“宜”。

④：字形应为“亻”旁，音“但”，安祥。

⑤：字形左带“纟”旁，音“庚”。

⑥：字形难以描述，音“巨”，悬挂钟磬的木架。

⑦：字形应带“女”旁，音“苦”。

⑧：字形左部为“寰”下，右部为“羽”，音“宣”。

⑨：音“航”。

题解：

本篇是楚人祭祀太阳的颂歌。

九歌（八）

河伯

与女①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离』②；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③；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灵何惟兮水中；

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

流澌纷兮将来下④；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⑤。

注释：

①：通“汝”。

②：字形应带“虫”旁，音“罗”。

③：音“回”。

④：音“护”。

⑤：音“余”。

题解：

本篇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楚人淫祀的特色，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

河伯本指黄河之神，至战国时代人们把各水系的河神统称河伯。当时楚国国境未达黄河，所祭的只是河神。

据考本篇可能是记叙河伯与洛水女神前期相恋之事。一是因为洛水在黄河之南，不是远离楚国的其它水系；二是因为洛水女神正是宓妃。宓妃性情放荡，曾与后羿相恋，故有后羿“射夫河伯”，“眇其左目”，河伯上告于天帝请诛后羿之事。

九歌（九）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①薛②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③，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④石兰兮带杜衡，折芬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⑤；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⑥；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澹』⑦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⑧；

注释：

①：通“披”。

②：音“必”。

③：字形应为“豸”旁。

④：通“披”。

⑤：音“离”。

⑥：音“互”。

⑦：字形应为“忄”旁，音“但”。

⑧：音“余”。

采三秀兮于①山间，石磊磊兮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②；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爰』③啾啾兮『穴』④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注释：

①：音“巫”。

②：音“勃”。

③：字形应带“犭”旁，音“员”。

④：字形应带“犭”旁，音“又”。

题解：

山鬼即一般所说的山神，因为未获天帝正式册封在正神之列，故仍称山鬼。

本篇是祭祀山鬼的祭歌，叙述的是一位多情的女山鬼，在山中采灵芝及约会她的恋人。

郭沫若根据于字古音读“巫”推断于山即巫山，认为山鬼即巫山神女。巫山是楚国境内的名山，巫山神女是楚民间最喜闻乐道的神话。

九歌（十）

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①，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②，援玉『包』③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④；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⑤；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⑥；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注释：

①：音“航”。

②：音“老。”

③：字形应带“木”旁，音“扶”。

④：音“墅”。

⑤：音“从”。

⑥：音“隆”。

题解：

此篇是祭祀保卫国土战死的将士的祭歌。

九歌（十一）

礼魂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夸』①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注释：

①：字形应带“女”旁，音苦。

题解：

此篇是通用于前面十篇祭祀各神之后的送神曲，由于所送的神中有天地神也有人鬼，所以不称礼神而称礼魂。

【作者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神话的九歌

传说中九歌本是天乐。赵简子梦中升天所听到的“广乐九奏万舞”，即《九歌》与配合着《九歌》的韶舞。（《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自被夏后启偷到人间来，一场欢宴，竟惹出五子之乱而终于使夏人亡国。这神话的历史背景大概如下。《九歌》韶舞是夏人的盛乐，或许只郊祭上帝时方能使用。启曾奏此乐以享上帝，即所谓钧台之享。正如一般原始社会的音乐，这乐舞的内容颇为猥亵。只因原始生活中，宗教与性爱颇不易分，所以虽猥亵而仍不妨为享神的乐。也许就在那次郊天的大宴享中，启与太康父子之间，为着有仍二女（即“五子之母”）起了冲突。事态扩大到一种程度，太康竟领着弟弟们造起反来，结果敌人——夷羿乘虚而入，把有夏灭了。（关于此事，另有考证。）启享天神，本是启请客。传说把启请客弄成启被请，于是乃有启上天作客的故事。这大概是因为所谓“启宾天”的“宾”字，（《天问》“启棘宾商”即宾天，《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嫔宾同。）本有“请客”与“作客”二义，而造成的结果。请客既变成作客，享天所用的乐便变为天上的乐，而奏乐享客也就变为作客偷乐了。传说的错乱大概只在这一点上，其余部分说启因《九歌》而亡国，却颇合事实。我们特别提出这几点，是要指明《九歌》最古的作用及其带猥亵性的内容，因为这对于下文解释《楚辞·九歌》是颇有帮助的。

五幕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全剧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横断面。在一天时间里，浓缩了屈原坚持联齐抗秦、反对绝齐降秦、与楚国宫廷内保守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历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电颂》是屈原在自尊的灵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叩问天地表达自身理想的宣言书。“独白”以诗意化的语言赋予自然雷电以神力，让雷电化作手中的倚天长剑，去劈开黑暗，去焚毁这黑暗中的一切，《雷电颂》淋漓尽致，不可遏止地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雷电颂》是正气歌，它以史为题材，以剧为形式，以诗为灵魂，“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表现了抗战时期人民抗战要求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五幕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全剧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横断面。在一天时间里，浓缩了屈原坚持联齐抗秦、反对绝齐降秦、与楚国宫廷内保守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历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电颂》是屈原在自尊的灵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叩问天地表达自身理想的宣言书。“独白”以诗意化的语言赋予自然雷电以神力，让雷电化作手中的倚天长剑，去劈开黑暗，去焚毁这黑暗中的一切，《雷电颂》淋漓尽致，不可遏止地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雷电颂》是正气歌，它以史为题材，以剧为形式，以诗为灵魂，“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表现了抗战时期人民抗战要求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儿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注：《今天创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随即拿起历史剧这种文艺武器，英勇地投身到这场维护民族生存、争取人民民主的严峻斗争中。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写成五幕剧《屈原》，二月写成五幕剧《虎符》，六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九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荧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贪婪狡诈、专横凶残、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龌龊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作者所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与眼前现实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当时曾赞许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并吞，也确实给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又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曾有可能统一中国。“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在郭沫若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作者赋予这个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这战乱的年代”，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就是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侵吞六国的意图，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可是，即使在这种含冤莫白的情况下，他所拳拳关注的仍然只是祖国和人民。他“沉着而沉痛地”劝诫楚怀王，千万不要因此丢弃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要多替楚国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他所以愤怒斥责南后，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对于祖国和人民爱得愈深，使他对卖国集团恨得愈甚，而且终于使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毁楚齐盟约，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并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要把闪电作为他心中无形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他呼唤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这时的诗人，就象燃烧在黑暗中的一团熊熊的烈火。他渴望“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而这雷电般的斗争精神，又是此时此地诗人爱国爱民思想的最高表现。

《屈原》剧中，还刻划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注：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剑》）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时看去，她不过是个天真纯洁、谦恭好学的姑娘。只有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才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桔树同风”的搞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婵娟对屈原的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从而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辣和冷酷残忍，使读者和观众形象地认识到，统治集团中的卖国势力是怎样的一群丑类。南后这个形象的刻划，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衬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爱国爱民的感情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忠直坚强、坦白狷介的品德，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南后之流的阴谋，屈原的被诬陷，齐楚盟约的撕毁，屈原的愤怒呼喊，婵娟的牺牲，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更加坚决地拥护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划，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桔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桔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时时以桔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谨慎”、“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靳尚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等种种丑恶心理，形成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牺牲后，《桔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象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腾挪婉转，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划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正如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说过的那样：“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注：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并可参阅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其它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钓者所唱的民歌《农民困在田间》，表现了劳动人民对饱吸人民膏血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反复歌唱的《礼魂》，则表现了楚国人民对屈原的爱戴。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两幕剧《聂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聂政，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者赋予了他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品德和为民请命、舍己为人的精神；他应承严仲子之托，乘“孟东之会”的时机去刺杀侠累和韩哀侯，与他们“并没有私仇”，主要是由于恨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媚外求荣”，“使横暴的秦国愈加横暴起来”。作者希望国统区人民以聂政为“最好的榜样”，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严惩国内反动统治者，“高举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虎符》写成于《屈原》之后一个月。作者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强的女性——如姬的形象。与此同时，作者还塑造了魏太妃这样一个贤明的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对信陵君、如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亲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写作缘起》，收于《沫若文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