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表扬了《解放日报》

1964年春的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一次会议上对当时的解放日报社总编辑魏克明说：“这次有你们的了，上次跳过了。”接着，他传达了毛主席在1964年1月同吴冷西关于报纸工作的谈话中有关表扬《解放日报》的一段话：“《解放日报》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值得看一看。”

柯庆施对毛主席表扬《解放日报》，当然是高兴的，但也勾起他6年前的一桩心事。1958年1月，毛主席给中共广西省委刘建勋、韦国清两位负责人写了一封关于“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的信，并附了几份报纸，认为各有特点，编得比较好，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值得参考。柯庆施当然关心当时毛主席表扬的是哪些报纸。于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要求解放日报社第二总编辑王维去向广西日报社打听。不久得到回复，毛主席给广西省委领导的信所附的报纸，是《安徽日报》《新华日报》和《浙江日报》，而没有《解放日报》。因此，6年后当听到毛主席表扬了《解放日报》时，他脱口而出：“上次跳过了！”从合肥、南京跳到杭州，独独没有上海。

这是因为当时魏克明、王维头脑比较冷静，把毛主席的表扬当作一种鞭策和激励，不像后来“文革”中那样当作“政治资本”，搞“最高指示不过夜”，大肆宣传。所以，开始只是在报社中层干部范围进行讨论，找差距，研究如何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宣传的指示，然后才在编辑、记者中逐步传开。为此，“文革”中报社有人贴大字报揭批魏、王“封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一大罪状”。今天想来，当时报社领导对待领袖表扬的实事求是、平稳求实的作风和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1963年9月下旬的一天，报社总编室雷兰和我去读者来信组了解信访动向，看到有位妇女因婚后没有生孩子遭到丈夫虐待的来信。当时，我们认为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有普遍性，可以做些文章。我回来向评论组领导郑拾风、储大宏汇报后，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决定作为读者来信的《信箱》栏目½刊登，并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笔名林放）以复信形式写一篇文章，对那位丈夫的“大男子主义”、男尊女卑思想及喜新厌旧的行为进行分析批评。这组题为《遇到这样☼的丈夫怎么办》的“信箱”栏目10月13日在报上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热切关注，不少读者来信批评夫妻关系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希望那位丈夫转变思想作风。在这些来信中，其中有一封 Ü是上海邮电局邮件转运处工人高长富写来的，他在信中说自己读了“信箱”文章，当天晚上回家把内容念给妻子祁秀章听。妻子非常激动，当即催促他连夜写信，把他们夫妻一段经历写出来转告那位丈夫，希望他觉悟过来。

评论组领导就把采写高长富、祁秀章夫妇的任务交给我，并限时限刻要我两天之内完成任务。我当即赶到高长富家，白天同他的妻子及孩子作了深谈，晚上又对下班回家的高长富进行详细采访。第二天又采访了邻居、邮电部门领导等，掌握大量感人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夫妇相敬如宾、相爱如新的事迹很动人，如失明的妻子学烧饭几次把手烧伤，终于顽强地学会各种家务劳动来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而丈夫拿到奖金后，首先想到去买收音机让妻子在家消除寂寞，关心时事，对妻子体贴备至。更令人感动的是，社会上许多非亲非故、素昧平生的人，也都伸出热情友爱之手，对他们夫妇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爱。如菜场营业员每天为他们义务送菜上门，小学教师热情关心他们三个孩子的健康和学习，别家的保姆主动为他们孩子缝衣做鞋，过路陌生人不厌其烦地搀扶迷路的祁秀章回家，等等。他们都把高长富夫妇当作亲人对待，说明我们社会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的新风正在发扬。

这组报道发表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人民日报》很快转载了《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接着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报道和社论，有23家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刊登了这组报道和社论。全国各地读者纷纷来信来稿谈感想，《解放日报》及时辟设了《读〈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有感》的专栏，连续刊登全国各地读者的信稿，赞颂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真情，支持移风易俗的新道德，提倡互敬互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夫妇关系。有的读者以高长富为一面镜子，检查了自己轻视“乡下妻子”的错误思想。为了扩大典型报道的影响，我又接连采写了山海关路菜场营业员鲍顺宝、新闸路第一小学老师黄君勉和高长富的邻居游曰学夫妇，在《他们为什么帮助高长富夫妇》的栏目里介绍他们热情帮助和关心高长富夫妇及其子女的先进思想和事迹，传播了急人所急、助人为乐的高尚精神，ษ显示出新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同时，祖国四面八方也向高长富夫妇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位远在新疆的80多岁老妈妈打听到治眼病的验方，用挂号信ก寄来。河北一位中医把自己祖传五代的医治白内障的秘方寄给报社要求转递。内蒙古和广西两位读者千里迢迢寄来草药包裹。上海五官科医院眼科主任和医生在报道发表当天就冒雨到高长富家作检查，当失明妻子表示愿意做动物角膜移植实验时，医生激动地说：“不好移植呀，祁同志！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如果可以移植的话，我愿意调给你一只眼睛，让你也能够看看我们国家十多年来的变化，那我是多么开心啊！”后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东生等还把祁秀章接到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未能奏效，但祈秀章激动地说：“我的眼睛虽然没有被医亮，但我的心更透亮了；我虽然看不到新社会，但已经充分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了。”

《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一文，确实是新社会道德风尚的一曲赞歌，也是移风易俗的一曲凯歌。不久，王维第二总编辑传达了柯庆施第一书记对《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这组报道和社论的评价，说要用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自己的最生动的事实和语言来提出问题，进行宣传，他们提出的问题富有真情实感，最能打动读者。因此，要大力提倡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当时我也想，高长富那封来信，如果用我自己署名写成通讯，恐怕社会效果就不会那么好。此后，从事媒体宣传几十年，我始终记住要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这句话。

“大家谈”专栏创办于1963年1月16日，我4月初从读者来信组调到评论组，协助储大宏编辑这个专栏，以讨论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移风易俗为宗旨。

“大家谈”的社会讨论有时非常热烈，1963年9月16日的“大家谈”专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戏装照好不好》的文章，指出拍戏装照反映出某些青年思想上多少存在着一些对过时的生活方式的某种羡慕和迷恋的心情。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热烈反应，这场讨论延续了两个多月，共收到来稿1800多件。结束时，组织了一次有部分作者、读者和照相馆经理参加的座谈会，发表了“批判怀古思想，歌颂时代精神”的报道，以及《论怀古思想――从〈戏装照好不好〉的讨论谈起》长篇理论总结。当然，这次讨论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对戏装照缺少具体分析，其中有不少青年是出于好奇，或一时受传统剧目的感动拍一张留作纪念，这也是一种业余生活爱好。至于讨论中把拍戏装照，喜欢读古书、古典诗词，统统上升到“发怀古之幽情”高度，是片面的，过头了。

“大家谈”专栏在指导思想上，移风易俗本无可厚非，但有时操之过急，一些移风易俗文章出现了“左”的幼稚病。如《清明有必要扫墓嘛？》一文，不加分析地把清明扫墓看作具有迷信色彩、不利于破除神鬼观念的活动。文章发表后没几天就收到读者信稿200多件，80%以上的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来刊登了《也谈清明扫墓》一文，把清明扫墓中某些迷信活动同对先人追思和对烈士纪念划清了界线。真理跨出一步就变成谬误。这些“左”的观点和宣传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作为当时《大家谈》专栏的编辑，我觉得这个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总的说来，60年代初期《解放日报》在抓思想教育的宣传报道方面，是取得成功经验的。我虽仅以我亲身参与的一个小事件为例，却能反映它在60年代初期宣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宣传社会生活中的移风易俗，提倡新道德新风尚，是有所作为的，也是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因此，这个时期《解放日报》的宣传报道赢得毛主席的表扬，当之无愧，并在《解放日报》历史上乃至在上海的新闻史上留下一页值得怀念、值得总结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