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在评述已有关于人口压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适度人口与实际人口比较的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概念，从技术层面构建基于社会净收益动态最优的短板模型来测度城市适度人口。在此基础上，以2010年和2013年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进行实证测度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市人口压力可以分为适度偏低、相对适度和超越适度三种类型，大约呈现2118%、6632%和1250%的分布，东、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差异；对降低我国城市人口压力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市居民就业和职工工资水平、大学教育对经济的带动、城市资源的节约意识等。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城市适度人口；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919；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6-

0020-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6003

收稿日期：2016-10-20；修订日期：2017-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度人口’动态测度及路径实现”（12CRK021）；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面上项目“考虑空间外溢效应的城市适度人口动态区间及实现策略研究――以滇中城市群为例”（2014FB11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云南二次人口红利研究”（YB2016038）。

作者简介：王婷，经济学博士，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贺M斐，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The Measurement of Coefficient of Urban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 in China

WANG Ting，HE Pengfei

（Development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 on the research of population pressure. Then w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urban population pressure coefficien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ptimal population and actual population.Technologically， we create a shortboard model under the dynamic optimal theory of social net benefit to calculate the urban oⒶptimal population.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data of 286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2010 and 2013， we conducted the

empirical study.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in different cities，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captures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unreached optimum， relative optimum and over optimum， which includes 2118%， 6632% and 1250% cities respectively，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some gap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f east， west and middle. Secondly， we find some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ducing the pressure on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such as the abi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blic provision and infrastructure， the resident employment and the income level，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economy， the consciousness of saving resource， etc.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 population pressure coefficient；optimal urban population；influence factor

一、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较快的城镇化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至2014年的5477%。各大城市变得日益拥挤，城市人口密度从697人/平方公里增加至2307人/平方公里，像陕西、黑龙江、河南、江西、甘肃、新疆和云南等更加突出，城市人口密度都在4000人/平方公里以上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整理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适度的城市人口能促进城市更好地发展，但城市人口数量激增或质量不佳，不仅会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还会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城市病”问题，对城市发展产生巨大压力[1-2]。据联合国开发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3》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3]。尤其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城市将聚集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将变得更高，城市人口压力也将更大。 CCjki=XiZjki

（5）

第三步：城市人口标准承载力计算。静态基准标准承载力主要选取各样本在剔除异常值后的平均承载力水平，反映一般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或一般资源环境利用模式下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标准，计算公式为：

C-CJJjk=∑mi=1Xi∑mi=1Zjki

（6）

动态上限标准承载力主要选取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系数较高样本的平均城市人口承载力水平作为标准，反映需要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或资源环境利用模式改进后的承载力标准，计算公式为：

C-CDSjk=∑mi=075mXi

∑mi=075mZjki

（7）

第四步：城市适度人口单类因素区间计算。城市适度人口静态基准公式为：

X*JJji=∑nk=1wjk（C-CJJjk×Zjki）

（8）

城市适度人口动态上限公式为：

X*DSji=∑nk=1wjk（C-CDSjk×Zjki）

（9）

第五步：计算城市适度人口区间。即第i个城市的第j类因素对应的城市适度人口区间为：

X*ji∈[X*JJji X*DSji]

（10）

2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及其判断

根据上述测度得到的城市适度人口区间和城市实际人口数量，计算城市人口压力系数：

θi=Xi-X*JJiX*DSi-X*JJi

（11）

根据上述测度过程可知，城市适度人口静态基准是样本内城市化进程平均边际유社会成本和平均边际社会收益所决定的适度人口，城市适度人口动态上限是样本内城市化进程较低边际社会成本和较高边际社会收益所决定的适度人口。实际上，从城市适度人口静态基准到动态上限，属于城市化进程边际社会成本降低和边际社会收益提升的过程，相应地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存在三种情况的判断。

情况一，适度偏低型（Xi≤X*JJi，θi≤0）：城市人口盗肯喽越仙偾以龀ぢ。适度偏低型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较少，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小于0，在城市适度人口静态基准条件下城市人口的边际社会收益高于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成本（见图1）。出现这种状态的根本是城市人口收益效应大于成本效应，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规模不足，即城市承载能力提升超过了城市人口增长。就该类型而言，不可能刻意降低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收益或提高边际社会成本，唯一可能的是合理增加城市人口数量。

情况二，相对适度型（X*JJi≤Xi≤X*DSi，0<>

相对适度型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在平均承载力水平下相对较多，同时在较高承载力水平下又相对较少，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在0到1之间，表现为静态基准下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成本高于城市人口边际收益，在动态上限条件下又是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收益高于其边际社会成本（见图2）。该类型城市适度人口压力的重要来源是城市人口承载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在未来需要并且可能提升城市人口承载力。

情况三，超越适度型（Xi≥X*DSi，θi>1）：城市实际人口超过高承载力水平。

超越适度型主要表现为城市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城市人口较高承载力水平，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大于1，在较高城市适度人口承载力标准条件下，出现城市人口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收益（见图3）。在该情况下，除非该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收益能继续提升或边际社会成本能够继续下降，否则更多需要降低该城市的实际人口，典型做法是进行城市人口分流，以此来缓解城市人口压力。

三、中国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测度与分布

根据上述城市适度人口、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测度模型及其类型判断，本文以2010年和201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进行实证测度，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286个有效地级及以上城市

由于西藏的拉萨市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尚未纳入分类考虑。

中，城市适度人口压力系数在（-∞，0）之间的有55个，占1923%；在[0，1]之间的有193个，占6748%；在（1，+∞）之间的有38个，占1329%。2013年全国288个有效地级及以上城市

由于新增的三沙市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尚未纳入分类考虑。

中，上述三类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2118%、6632%和1250%。综合来看，2/3的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在0到1之间，实际人口大于城市适度人口静态基准，并小于城市适度人口动态上限，说明大多数城市在现有城市承载力水平下表现出城市实际人口相对较多，但还可以通过提升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实现城市人口适度。20%左右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小于0，其城市人口小于城市适度人口静态基准，即在现有

城市人口承载力水平下都可以继续增加人口数量；10%左右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大于1，城市人口超过城市适度人口动态上限，即将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提升到样本内较高承载力水平都难以容纳现有城市人口，这些城市需要更大程度地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甚至面临城市人口分流问题。

进一步地，以2013年为例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处于相对适度型的城市比重几乎相当，都处于60%―70%。另外也发现，东、中部和西部存在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差别，东、中部地区适度偏低型比重相对较高，平均为25%，河北省、辽宁省、江西省、河南省等更高，在现有城市适度人口条件下还有增加实际人口的空间；而在西部地区超于适度型比重相对较高，平均为25%，像重庆、甘肃、青海等城市人口压力较大，需要较高程度降低城市人口压力（见表1）。

四、中国城市人口压力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1城市人口压力影响因素选择

降低城市人口压力的实质是，通过提升城市人口承载力实现城市适度人口标准逐步向城市实际人口靠近，核心是提升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收益或降低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成本，关键就是找到影响城市人口压力系数的因素。本文围绕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个主要方面，具体从经济产业、投资消费、人口就业、城市规划、财政收支、金融信贷、民生服务、通信交通、能源资源、城市环境10个方向初步选择相关指标（见表2）。

（1）经济产业方面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第二产业比重、规模以上工业内资占比、规模以上工业外资占比。这些指标主要从经济成效和经济结构上反映对城市人口承载力的影响，选取的逻辑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城市人口创造产出的贡献，尤其是更多的工业、服务业等能够提供更多劳动力就业岗位，实现产业与劳动力更有效地匹配。另外，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或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以及集约型的生产模式，以此提升城市人口的经济承载能力，甚至提升其社会、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

（2）投资消费方面选择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因为投资和消费更多强调经济发展的需求。王婷等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发挥人口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关键要打通消费和投资传导路径，尤其是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多更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6]。单独将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提出来主要是反映投资结构中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经济社生活的影响。

（3）人口就业方面选择市辖区人口占比、城市从业人口占比、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比、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职工平均工资。上述指标主要从城市人口转化、人口就业转化不断推进的角度反映城市人口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发展的贡献。首先，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市辖区本身属于一个城市化的过程，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能够提升人口的边际生产贡献；其次，实现城市人口就业尤其是向第

二、三产业集聚，也能够增强城市人口的创造能力和收入水平。

（4）城市规划方面选择建成区面积占比、居住用地面积占比、市辖区人口密度。城市规划重点关注市辖区在全市的面积扩展、扩张后居民居住面积，以及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间的密集程度。城市规划将对经济发展空间、社会服务供给以及资源环境利用等产生影响。

（5）财政收支方面选择财政收入强度、财政补助率、科学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财政收支从总体上反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及重点，包括对市场经济总量的分割，地方财政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度，以及地方财政对科学和教育支出强度等。比如：财政收入强度重点考察对市场行为的影响，财政补助率重点考察对政府支出行为的影响，科学支出和教育支出作为科学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6）金融信贷方面选择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额、人均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金融信贷的通畅和发展，主要解决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金缺乏问题，关键是降低经济发展的资金交易成本。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额主要反映该地区能够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融资供给情况，该指标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人均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主要反映各地居民本身能够提供资本积累的情况，即将消费转化为投资的前置条件，尤其是在经济积累阶段，增加经济发展能力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

（7）民生服务方面选择中小学生人均专任教师数、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万人影剧院数、万人医院卫生院数、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人医生数。这些指标分别反映城市居民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水平，直接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属于典型的社会事业发展范畴。

（8）通信交通方面选择人均邮政业务总量、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年均公共汽车客运量、每万人出租汽车数。通信主要反映信息交易费用，交通主要反映生产生活成本，二者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更是社会发展的支撑。

（9）能源资源方面选择人均供水量、居民生活用水占比、人均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占比、居民生活用电占比、用煤气人口占比、用液化气人口占比。上述指标包括水电气等生产和生活资源，直接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供给。

（10）城市环境方面选择工业废水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在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必然会产生废水、废气、废物等，提升处理这些污染的能力是保护环境的重要保障，另外，加强城市绿化建设也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方式。

2城市人口压力影响公因子确定

以上选择的城市人口压力影响因素本身存在内在联系及相关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各类具有内在关联的影响因素转化为独立经济关系的综合公因子。对195个城市样本

总样本数为286个，但由于部分样♥本存在数据缺失，经过剔除和筛选后保留195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

的52个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KMO值为0846，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概率为0，均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共提取出11个公因子，各公因子方差贡献分别为2921%、1003%、908%、807%、632%、420%、316%、306%、251%、234%和197%，总方差贡献率为7999%。

具体来看，公因子1共涵盖24个指标，按照旋转后载荷系数大小可以进一步分为10类，主要包括：金融信贷能力（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额、人均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公共道路交通（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每万人出租汽车数、年均公共汽车客运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面积占比），就业工资水平（城市从业人口占比、职工平均工资），城市需求拉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公共医疗条件（万人医生数、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绿化卫生水平（人均绿地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文化教育设施（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水电气供给能力（人均供水量、人均全社会用电量、用煤气人口占比），通讯业务规模（人均电信业务总量），财政补助程度（财政补助率）；公因子2共涵盖9个指标，按照旋转后载荷系数大小可以进一步分为3类，主要包括：水电使用强度（居民生活用电占比、工业用电占比、居民生活用水占比），产业产值结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产业就业结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比）；公因子3共涵盖4个指标，进一步划分为城市人口转化，财政收入能力，邮政业务规模；公因子4共涵盖4个指标，进一步划分为城市人口密度，财政科技投入，规模产业经济，废物利用能力；公因子5共涵盖5个指标，进一步划分为规模产业资本结构，医院数量；公因子6主要与财政教育投入相关；公因子7主要与工业气体处理能力相关；公因子8主要与液化气普及率相关；公因子9主要与文化娱乐设施相关；公因子10主要与工业烟尘处理能力相关；公因子11主要与居住用地规模相关 由于公因子1和公因子2涵盖指标较多，根据各指标的旋转后载荷系数大小进行进一步归类，其余公因子涵盖指标较少，可以直接根据指标特征进行命名。。详见表3。

3城市人口压力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为了确定对城市人口压力存在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我们将进一步以城市人口压力系数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因子分析得出的11个城市人口压力影响公因子为解释变量，采用分位数回归估计。分别给出Quant

10、Quant

30、Quant

50、Quant

70、Quant90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分别代表最低压力城市组、中低压力城市组、中等压力城市组、中高压力城市组和最高压力城市组，随着城市压力不断提高，说明城市相对承载能力较低。在进行分位数回归的同时，我们也给出反映平均影响效果的OLS估计结果作为参考（见表4）。

就公因子1而言，OLS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为负向影响，说明提升公因子1水平体上能够降低城市人口压力。不同分位数估计结果也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为负向影响，其中影响程度较大的是中高压力城市组、中等压力城市组和最高压力城市组，影响程度较小的是最低压力城市组和中低压力城市组。这说明城市压力越大，通过调控公因子1的相关因素效果越好，具体主要包括提升或改善金融信贷能力、公共道路交通、就业工资水平、城市需求拉动、公共医疗条件、绿化卫生水平、文化教育设施、水电气供给能力、通讯业务规模等。另外，财政补助率的载荷系数为负，说明降低财政补助率对降低城市人口压力有效，实际上是降低地方政府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

就公因子2而言，OLS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为负向影响，同样说明提升公因子2水平能够降低城市人口压力。从不同分位数估计结果来看，仅有最高压力城市组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为负，且影响程度较高，其余中低和中等压力城市组在10%和5%显著水平下表现为负，但影响程

度降低，其余压力城市组不显著。因此，就公因子2而言，调控效果最好的将是城市人口压力最大的城市组，具体主要包括增加工业用电强度、增加第二产业生产和就业能力、适度节约居民生活用水用电、提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等。

就公因子3而言，OLS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为正向影响，说明降低公因子3水平能够降低城市人口压力。从不同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城市人口压力越大，公因子3的影响系数越大，说明在高城市人口压力城市组调控公因子3的效果较好。降低城市人口压力具体主要包括降低市辖区人口密度、降低财政收入强度以及增加邮政业务等。

除了上述存在显著性影响的公因子外，公因子7在OLS估计中不显著，但在最低和中低压力城市组表现出显著为正；公因子9在OLS估计中显著为负，主要表现在最小压力和最大压力城市中发挥作用，即增加文化娱乐设施能够提升城市人口压力；公因子10在OLS估计中显著为正，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压力较小和较大的城市；其余公因子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五、ฟ研究结论与政策内涵

本文构建和测度城市人口压力系数，并寻找影响城市人口压力系数的有效因素，目的是在我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为如何降低城市人口压力提供依据。理论上，提出基于适度人口与实际人口比较的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概念，核心构建了基于社会净收益动态最优下的短板模型来测度城市适度人口。通过实证研究，一方面，测度得到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人口压力系数：适度偏低型、相对适度型和超越适度型的分布大致为2118%、6632%和1250%，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因子分析和分位数回归法，从与城市人口压力相关的经济产业、投资消费、人口就业、城市规划、财政收支、金融信贷、民生服务、通信交通、能源资源、城市环境10个方面52个指标中，找到影响城市人口压力的主要有效因素，具体包括：具有3653%贡献率的公因子1，主要包括提升或改善金融信贷能力、公共道路交通、就业工资水平、城市需求拉动、公共医疗条件、绿化卫生水平、文化教育设施、水电气供给能力、通讯业务规模等；具有1255%贡献率的公因子2，主要包括增加工业用电强度、增加第二产业生产和就业能力、适度节约居民生活用水用电、提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具有1136%贡献率的公因子3，主要包括降低市辖区人口密度、降低财政收入强度以及增加邮政物流业务。同时还发现，城市人口压力越大的城市，调控上述因素降低城市人口压力的效果越明显。

本文在政策层面想要表达的内涵包括两条：第一，降低城市人口压力并不是要分流或减少城市人口，而应该注重提升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围绕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理念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收益和降低城市人口边际社会成本。第二，提升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进而降低城市人口压力，需要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多角度、全方面考虑，以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一是要增强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包括供给方面做强第二产业，需求方面提升居民消费和社会投资，重点要发挥金融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财政上既要降低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也要通过减税等方式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二是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重点是完善道路交通、城市水电气设施、城市面积及住房规划、城市绿化及环境污染治理、电信和邮政等信息化建设，同时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注重城市医疗卫生条件提升、文化基础设施服务等；三是要切实解决城市居民就业和工资提升问题；四是要重视大学教育发展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带动；五是要增强城市居民对水电气等城市资源的节约意识。

参考文献：

[1]HOPE K R， LEKORWE M H.Urban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Africa：towards a managed framework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cit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1999，42

（6）：837-859. [2]GRIMM N B. FAETH S H， GOLUBIEWSKI N E，et al.Global change and the ecology of cities[J].Science，2008，319：756-760.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3：可持续与宜居城市――迈向生态文明[R].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集团公司，2013.

[4]李林杰，申波，李.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与对策[J].中国软科学，2007

（7）：30-40.

[5]李通屏，程胜，倪琳，钱佳.中国城镇化的消费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ค013

（3）：19-27，126.

[6]王婷.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化[J].人口研究，2013

（5）：53-67.

[7]沈可，章元.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视角的解释[J].金融研究， 2013

（1）：53-64.

[8]刘维奇，韩媛媛.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数据的理论与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

（5）：24-33.

[9]焦晓云.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病”问题研究：涵义、类型及治理机制[J].经济问题，2015

（7）：7-12.

[10]穆光宗.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以北京市为例[J].人民论坛，2010

（32）：8-9.

[11]盛广耀.城市化模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J].城市问题，2009

（1）：11-17.

[12]王会，王奇.中国城镇化与环境污染排放：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

（5）：57-66，111-112.

[13]辜胜阻，刘江日.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J].人口研究，2012

（6）：3-12.

[14]程道平，刘伟.人口压力评估及其应用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5

（1）：51-55.

[15]朱国宏.人地关系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96-197.

[16]李通屏.中国人口压力的定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4

（1）：17-23.

[17]童玉芬.基于水资源承载量的新疆分区域人口压力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5）：78-82.

[18]陈楠，王钦敏，林宗坚.中国人口经济压力与人口迁移的定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5

（6）：30-37，95.

[19]张红，邓宏兵，李小帆，等.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定量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J].西北人口，2014

（4）：48-52，58.

[20]赵军，田英，张艳伟.甘肃省人口压力评估指标及定量评估研究[J].西北人口，2009

（5）：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