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安宫:天堂的拐弯

幽禁之宫

我在寿安宫里查访一个人的下落。这个人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名臣，但是在清代前期的历史上，他的地位不可忽视，因为他无限接近过那张龙椅。

――他曾被康熙大帝立为太子，而且是两次，而他的命运翻覆，又在清朝高层掀起政治巨浪，把辅政重臣变作刀下之鬼，自己也被巨浪拍至幽深的谷底。他修改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从而让历史拐了一个弯儿。

他是康熙大帝的第二个儿子、雍正皇帝（胤G）的亲哥哥――胤i。

原本，他几乎什么都不需要做，皇位就唾手可得。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他却选择了太多的曲线。

他心思太多，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最终变成一团绞索，把自己结结实实地勒住。

自从他第二次被废，他的身影就在浩瀚的宫殿里消隐了。

只因他没有当上皇帝，在今天，几乎没有人记得他。

记忆从来都是一个势利鬼。

作为被淘汰的一方，胤i已经失去了被记住的价值。

只有历史学者例外。他们是历史的观察者，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在宫殿的寄生者中，胤i无疑是典型的一类。

他尊贵而凶蛮，狡猾而愚蠢。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我坐在寿安宫里，安静地写着一本名叫《故宫的风花雪月》的书，写到雍正皇帝的“十二美人图”，胤i这个名字，就再也躲闪不开。

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寿安宫，自明代就有了。《春明梦余录》记载，明代成福宫，初名就叫寿安宫，到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改建后，又称寿安宫。明代还用过其他的名字，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成安宫。知名的原因之一，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就曾是成安宫的主人。客氏白天在乾清宫服侍天启皇帝，晚上回到咸安宫休息，由于天启皇帝自幼丧母，客氏因此几乎拥有了与太后无异的权势。她居住的成安宫，也极尽奢华的待遇，在夏日里搭设凉棚，宫殿里贮满冰块，为烈日下的宫殿注入满室清凉，在冬天里，这座宫殿的地炕里也有享用不完的火炭。对天启来说，客氏是一双丰硕的、可以吸吮和依赖的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她却是个惑乱深宫的妖孽，朱氏的江山，在客氏和魏忠贤的专权之下，从内部开始溃烂，即使崇祯皇帝后来将客氏押赴浣衣局（处置有罪宫女的地方）鞭笞而死，大明江山却再也无法修复。客氏死后，这座宫殿又先后住过万历的宠妃郑太妃、光宗宠妃李选侍、天启皇后懿安皇后等，铁打的宫殿流水的妃子，华丽的衣香鬓影，却难掩深宫里的寂寞与凄凉。

草草年华，沉沉风雨，在这座庭院里出现又消失。在今天，它只是故宫博物院藏书和读书的去处。那些卷帙浩繁的实录、会典、朱批奏折（印本），挤挤挨挨地摆放着，被我们称作“历史”，来代替那些业已消失的时光。于是，在寿安宫里发生过的“历史”，被那些书册承载着，又回到了寿安宫。翻读它们，仿佛独赏着时光的流幻。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轮回，在这样的轮回中，我遭遇了在这座宫殿里出现又消失的人们。

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一些鱼蟹和泥沙。

胤i就是其中之一。

在寿安宫，我查到胤i被废后的幽禁地，居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座寿安宫。

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面南背北，进寿安门，迎面是春禧殿（现在是阅览室），殿北是寿安宫，左右两侧连接着两层的延楼，中庭有崇台三层，后庭叠石为山，左右各有室三楹，东为福宜斋，西为萱寿堂。空间布局舒缓有致、功能齐全，是那么的适合闲居。

我四下望望，似乎想搜寻胤i留下的气息。

春禧殿刚刚装修过，变得“现代”了，锃亮的木地板、成排的书架，覆盖了它原有的古意。我更喜欢它从前的样子，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一种陈年老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从那味道里，我嗅得到时间的纵深感。

从前的春禧殿，家具都是旧的（不知旧到何时），正间的阅览室柜台泛着老旧的光泽，东西隔成几个小间，隔扇上有冰裂纹的装饰图案，隔间里四周书架，摆满各朝朱批奏折的集成，小间中央摆着小书案，坐在它的旁边读书，我的内心就缓缓地循向古老的时间。

在细密交织的字迹间，暗藏着胤i的命运。

当这座宫殿还叫咸安宫的时候，就在我坐拥书册的地方，胤i，这位被废的皇太子，或许隔窗打量着满庭的尘光暗淡，倾听着风竹萧索时的情调。

在某个时候，父皇或许也会乘辇，从宫外的长长夹道上经过，但那些杂沓的脚步，会被空旷的风声吞没，对于咸安门（寿安门）外发生的一切，他已不可能再知道。

幸存之子

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以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

这个孩子，就是胤i。

康熙在悲痛中抱起自己的儿子，那时他一定会在内心里发誓，一定把他抚养成人，扶上皇位。就在胤i一岁半时，康熙就正式宣布，立胤i为皇太子。

康熙早早选定接班人，无疑是要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在康熙看来，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i个人，都会少走弯路。

那时的康熙，二十出头，就乾纲独断，擒鳌拜，平“三藩”，无所不能，未料想自己起大早，赶晚集，一切都事与愿违。很多年后，太子废而又立，九子夺嫡，一着不慎，被众皇子逼宫造反，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大戏。

可以想见康熙对胤i的那份厚爱，因为那个襁褓中的幼子，不仅承载着嫡长子承继大统的使命，还承载着康熙内心深处对已逝皇后不泯的深情，这样，胤i就早早拥有了其他兄弟所不具备的政治资本。

就在胤i出生之前二年，出身微贱的纳喇氏为康熙生下一名皇子，名为胤A，若按齿序排行，胤A是皇长子， ッ也是胤i唯一的兄长，但他却是庶出，在等级森严的后宫，生母的地位决定了子女的地位，胤A的母亲纳喇氏出身微贱，不可能与身为嫡长子的胤i争长短。

胤i的优势是先天的，根红苗正。他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赢在了起点上――该做的，他的母亲都做了。他应该感谢母亲；感谢父皇那颗健壮的精子披荆斩棘，在母亲的体内平稳着陆，一点点变成了今天的自己；感谢老天的所有眷顾。 这就是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身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个人就像被种植的树，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长。要改变它，常常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和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都伴随着千万人头落地。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个嫡长子很可能是个缺心眼。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是非常弱智的。”这种缺陷，无疑又为弑君弑父、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

单向之约

人之初，胤i就是被当作未来的皇帝培养的。

对他来说，学习是一种真正的酷刑。每天寅时，也就是凌晨四五点钟，小胤i就要揉着眼睛，从被窝里艰难地爬起来，洗漱之后，在卯时――五点到七点，伏案诵读《礼记》，讽咏不停。康熙叮嘱，“诵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背足数后，令汉文师傅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待他一字不错，就用朱笔再给他★画下面一段，把书奉还到他手中，在一旁默然侍立。

假如是冬天，胤i上完早课，天色还没有放亮，宫殿犹如酣睡的动物，密密麻麻地潜伏在夜色里，凌空而起的飞檐，好像弯曲的犀牛角。寒风穿过夹道，发出呜呜的长啸，就像是森林野兽的叫声，让年幼的胤i瑟瑟发抖。假如是夏天，时近中午，暑热难当，学堂里的师生却要衣装严整，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加之睡眠不足，不要说学生，就连先生有时也坚持不住，几乎昏倒。

用过早膳，还有漫长的一天需要他熬过。这一天中，要朗读、背诵、写字、疏讲，还要骑马、射箭，几乎是按照礼、乐、射、御、书、术的“六艺”严格要求的，皇帝本人有时一天几次前来检查、考试。放学时，暮色已经笼罩整个宫殿。

骑马射箭，是为让他们纵横千里；四书五经，则要驯服他们身体里的桀骜不驯。

当时的著名史学家赵翼回忆，他在朝廷担任内值时，每逢早班，五鼓响过，他就要入宫。那时的宫殿，四下漆黑，风呼呼地响着，朝廷百官还没有来，只有内府的供役，像深水里的鱼，一闪而过。那时的他，残睡未醒，倚在柱子上，闭上眼睛小睡片刻，此时，已有一盏白纱灯，在黑暗中，缓缓飘入隆宗门，那是皇子已经走进书房了。他感叹说：像吾辈这样以陪伴皇子读书为生的人，尚且不能忍受如此早起，而这些金玉一般的皇子，竟然每天都要如此。他断言：“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岂唯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也是学习负担最重的孩子，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唯有如此，这个朝廷才能杜绝桀、纣那样的荒淫之君出现，使那个坐在龙椅上的肉身真正成为龙的化身，成为一个在精神境界和行为能力上达到最高境界的行为体――人们称之为“圣”，或者“圣上”。这样，那具肉身才真正拥有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才会受到天下的拥戴，江山社稷才能万世不易，朝廷对自身政权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焦虑才能迎刃而解。

那个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孩子，实际上是被这个王朝当作了人质，他的自由与快乐被牺牲了，目的是换取整个王朝的安宁与永久――用今天的话说，苦了他一个，幸福千万人。这一点，有点像今天的独生子，自出生那一天，就要背负起整个家庭的期望。只不过那个庞大的帝国，把继承者的处境推到极致而已。朝廷也是家庭，宫殿虽大，却只能住一户人家。“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这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另一户姓爱新觉罗。”

因此，身为皇太子的胤i，地位固然是尊贵的――毓庆宫内，太子的花销比皇帝还要高，历次外出巡游，太子所用器物比皇帝还要奢侈；在这背后，他的命运却是无比悲催。严苛的学习任务，从反面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让他失去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快乐和自由，这是一种反向的不平等，而随着身体的成长，宫廷这个权力的旋涡又必将他裹挟其中，头晕目眩。他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众矢之的，他的生命中会有父爱，却永远不会有兄弟之情，因为几乎所有的兄弟都是他的天敌，这一点他无法改变，他的敌人也无法改变，更残酷的事实是，在与敌人的厮杀中，他最终连父爱都要失去。因此，无论他诵读过多少诗书，举止被训练得多么文雅，那都只能塑造他的外表而不能塑造他的内心。只有宫殿，是他精神的真正塑造者。

安意如说：“紫禁城是永不会太平的。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自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古来太子，若摊上个强势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

因此，他不能书生气，不能温良恭俭让。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对“人义”的定义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典籍把这套人伦孝悌理论灌输给他，而宫殿却教会他另一套。典籍里的哲学，在宫殿里百无一用，宫殿所奉行的，是最朴素的生存哲学，胜者为王，而败者连寇都做不成，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人精神伦理的来源和根基，不是虚构出来的神，而是每户人家的户口簿，因为父子之情、兄弟之爱是最真实的，掺不得假的。也因此，儒家文明真实核心并不幽深玄奥，而是埋藏在泥土的气息和婴儿的啼哭里，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只要把家庭伦理放大，就成了国家伦理，因为皇帝就是全体人民的父亲，对帝王的“忠”与对父辈的“孝”是完全一致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著名的“三纲”，确定了小家、大家、国家之间环环相扣的权力秩序，伦理的“纲”一举，国家这个“目”就张了。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边境线和政府机构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心理上的共同体。《礼记》对“圣人”的定义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 但是，这样的伦理要求却是单向的，无论“忠”还是“孝”，都是在要求下级、要求晚辈，而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和长辈，它的约束力就打了折扣。于是反对家长制、专制主义和等级主义，就成为中国人的现代命题。儒家政治伦理固然也对执政者提出要求，如《中庸》为帝王制定了九条需要遵守的准则：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即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人、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徕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但总的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只停留在要求的层面，而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来保证它们的落实，如黑格尔所说，“除了天子的监督、审察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固然，有清一代，要成为皇帝，先要经过严格的学习训练，摇头晃脑，读诗诵经，但那只是表面文章。无论皇帝多么热爱儒家文化，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家，因为权力的本质是排他，因此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权力的基本表情必将是狰狞的，和风细雨只能是间歇性的。权力的惊悚效果，在古代青铜器的饕餮纹中早已得到形象的显示。马基雅维利在剖析权力的奥秘时指出：“君主为了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的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假如马基雅维利的理论适用于中国国情，那么，杀人如麻的夏桀王、商纣王，就是真正大救星、活菩萨了。

尽管清朝皇帝自幼接受儒家文明熏染，但无论他们多么崇拜儒家文明，他们最真实的身份还是皇帝，手里掌握着极端权力，这样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的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的方式来维持，这种极端的方式，就是暴力。无论是异族（比如清朝之于明朝），还是同族（比如爱新觉罗家族内部），暴力都是通向权力顶峰的必由之路。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是皇权政治的最高原则。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制――“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儒生也因此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胤i的身体里遗传着皇室贵胄的基因，却要按照儒家的原则要求自己，这使他的成长历程，必将是精神上被撕扯、分裂的过程。他一方面建立着信仰，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合格接班人，但另一方面，他心里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却在冷酷的现实中被一点点地瓦解、掏空、解构，在人世间最惨烈的生存竞争面前，他必须放下理想，拾起屠刀，与自己的手足同胞短兵相接――假如不想被别人背后捅刀，就得先在别人的背后捅刀。他必须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要按照古代经典指明的“圣人之道”奋勇前进，另一方面又要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或者用反革命的两手对付革命的两手。他被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纠缠和拉扯，在正极与负极之间，他体验着一种不亚于电刑的撕裂与疼痛。在他死去之前，他的灵魂早已经粉身碎骨。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他每分每秒都面对的现实。经皇三子胤祉揭发，由于对胤i的嫡长子身份怀恨在心，皇长子胤A命人偷偷在胤i的住处埋下“镇物”，使胤i被鬼魅所缠，坐卧不宁，呈现出一副疯癫的形状，才有了他一系列不可思议之举。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九月，皇太子胤i被废，更激发了胤A的斗志，趁机煽动杀掉胤i，露骨地说：“如诛胤i，不必出父皇手。”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这些兄弟们年少时，康熙不会料想到这一点。那时的他，对自己的教育成果十分满意，他曾对自己的孩子们做出这样的“学习鉴定”：

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养于皇太后宫中，心性甚善，为人纯厚，七阿哥心好举世，蔼然可观。

对胤i的学习成绩，康熙也赞不绝口，夸奖他：“皇太子书法，八体俱备，如铁画银钩，美难言尽。”还表扬太子箭法“射法熟娴，连发连中，且式样至精，洵非易至”。

胤i长大后，结交江南士绅，与外国传教士往来，确曾表现出一个大国储君应有的涵养与风采，在民间知识分子和洋人中都有不错的口碑，给父皇挣足了面子。康熙曾经自信地说：“朕所仰赖者惟天，所倚信者惟皇太子。”

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经这样赞美他：

可以说，此刻已二十三岁的皇太子，他那英俊端正的仪表在北京宫廷里同年龄的皇族中是最完美无缺的。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太子，以至在皇族中，在宫廷中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都相信有朝一日，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皇帝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的因缘际会并没有使胤i“成为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皇帝之一”，而是成了一个“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逆子。

不是宫殿的子宫里精心孕育的龙种，而是一只活蹦乱跳的跳蚤。

这，是胤i的宿命。

权力之糖

当胤i顺利度过自己的哺乳期、少年期、青春期后，在历史中浮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张桀骜不驯的面孔。

让他的父皇意想不到，又措手不及。

他性格暴躁，诸王和大臣稍微不顺他的意，他就会“愤然发怒”，非打即骂，搞得许多人敢怒不敢言；他好色放纵，广罗美女，甚至豢养男宠，在今天看来，也算是奇葩了。漫长的太子生涯和残酷的权力争斗渐渐消磨了他的耐心，使他一点点撕去了父亲给他戴上的文明的面具，走向野蛮和暴戾。

康熙早早宣布立胤i为皇太子，为的是避免自家的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战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它却带来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那个被确定为未来皇帝的孩子，提前受到了权力的腐蚀，使他变得骄纵、放肆、跋扈，与皇帝应该扮演的天-圣-帝三位一体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 吴稼祥先生将此称为“稳定悖论”，即“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

因为在他看来，“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

嫡长子变成不肖子，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严格的教育制度，也无论那位预定了皇帝宝座的嫡长子会背多少诗书，不肖子都将是这种继承制必然的产品。或者说，这种制度除了生产不肖子，别的什么也生产不了。立嫡者试图通过王朝血统的正统性来实现权力持久，但这一制度设计只能在理论上成立，原因是权力的含糖量太高，必将腐蚀后代的牙齿，一个自生下来就浸泡在绝对权力中的人，必将成为不受制约的庸君或者昏君。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末代皇帝，几乎没有好下场的，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一条王朝能量递减的定律，汉唐宋明，概莫能外。汉宣帝曾说：“将来要搞乱我家江山的人，就是这个太子！”

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

这个结果，是可以提早预判的。

不是教育问题，是制度问题，教育部长解决不了。

但康熙还是对自己的嫡长子抱有希望。

所以，他对胤i一直容忍、迁就。

直到有一天，他忍无可忍。

那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康熙已经55岁，胤i也已经34岁。那一年，康熙带着胤i从热河行宫“转场”，到木兰围场行猎。虽是七月，但围场的夜晚依旧寒气逼人。更让康熙心里发冷的，是皇太子的举动。

北方边地的夜晚，寒冷清旷如远古。风从鞑靼高原横扫下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连旷野上歪斜的荒草，都发出凄厉的嘶鸣。但是，即使这样的群响，胤i的脚步声，也能被敏锐的康熙识别出来。是胤i透过“布城”（帐篷）的缝隙，在探听父皇的一举一动。康熙坐在他的“布城”里，无须用视线去寻找，就对胤i诡异的举动心知肚明。他脸上沉静似水，但他的胸中，早已燃起怒火。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让康熙心头一凛――太子可能要弑父夺权。

他下决心立即废掉皇太子，刻不容缓。

就在胤i在“布城”外窥视康熙动静的几天之后，九月初四日，康熙在巡视塞外返回途中，在布尔哈苏台行宫，召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行宫前，突然下令皇太子胤i跪下，一时间老泪纵横，将胤i骂得狗血喷头：

“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i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窥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胤i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他的话，几乎与汉宣帝别无二致。

说到动情处，康熙因为太过痛苦而扑倒在地上，抽泣不止。

太子的背叛，让他内心有说不出的悲凉。那天，他气若游丝地哀求皇子们说：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去和废太子两件事，心伤不已，你们仰体朕心不要再生事了。

九月十六日，康熙回到北京，下旨在皇帝养马的上驷院旁设毡帷，用于幽禁胤i，命四子胤G与长子胤A共同看守。也在这一天，康熙在午门内召集文武百官，正式宣布拘执皇太子胤i。从这一天起，皇太子就被幽禁在成安宫，他或许没有想到，在这座偏僻的宫殿里，他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康熙大帝就这样废掉了胤i的皇太子身份，把他囚入成安宫，由放养改为圈养。胤i唾手可得的帝国，最后只变成触目可及的楼台宫室。但心情最悲凉的，恐怕还是康熙大帝。前面说过，康熙大帝自即位起，智擒鳌拜，削平三藩，收回台湾，抗击沙俄，亲征朔漠，善治蒙古，重农治河，大修水利，兴文重教，编纂典籍，没有一件事，他办得不精彩，然而，对于自己的一室小儿，他却束手无策。

他把他们自小抱大，看他们哭，看他们笑，看他们在龙袍上滋出一泡泡尿，还为他们安排了最牛的家教。然而，他的呕心沥血，换来的竟然是背叛和儿子们无休无止的内斗。他反反复复告诫自己的儿子们，“少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壮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但他们眼睛里露出的凶光，早已将血肉亲情扫荡一空，让康熙不寒而栗。

记忆中的小脚丫，转眼发育成挠人的利爪。

史书上说：“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

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皇帝，从此就不见了踪影，变成了一个须发苍苍、齿缺耳背的老人。公元1701年，康熙到太庙行礼的时候，已经“微觉头眩”。废太子那年（公元1708年），他一气之下中风偏瘫，“心神耗损，形容憔悴”。三年后，58岁的康熙到天坛大祭，已需要别人搀扶。

这个矛盾重重、弊政丛生的帝国，还有那难以收拾的人心，都叫他降伏和归化了。他沉稳而老练地带着这个帝国艰苦创业，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这个家，却成了他的软肋，手段用尽，却培养不出他理想中的尧舜之君。

没有人能够能听到老皇帝在宫殿里深长的叹息。

一室不扫，何以平天下？

这个皇帝，连☒一家之长都做不好，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又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子孙后裔？

这，是康熙的宿命。

困兽之斗

康熙永远不会想到，这个症结，就藏在帝王“家天下”的制度中。这一制度，决定了康熙的选才范围只能局限于自己的皇子，而皇子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花团锦簇，锦衣玉食，又如何能够体会民生之多艰，如何拥有统御天下的能力？

在近300年的时间里，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们，经过与千挑万选的后宫佳丽代代精血交融，她们的冰肌玉肤、花容月貌使未来皇帝的容颜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质变，他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不是“进化”，而是“退化”――不仅执政能力退化，连生育能力都不断退化，或者说，生育能力的退化，是政治能力退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清朝的皇帝身体越来越差，儿子越来越少，才有清末不断过继皇子的事发生，使慈禧太后这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有了垂帘听政的机会。这些后世的皇帝，目光被紫禁城灰色的城墙困住了，他们的天空，也只相当于紫禁城的面积。华丽的紫禁城，埋葬了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一代代的帝王枯坐在龙椅上，坐等内忧外患，祸起萧墙。 康熙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无论南巡出游，还是行围打猎，都要带上皇子，历练他们，让他们好好看看世界，但毕竟，那只是“体验生活”，而不是“生活”本身。

因此，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科举）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

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作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4000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

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样的政治困境才宣告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康熙做出如何的努力，这个王朝必然不会长久。这是历史大势。

这是王朝的最大宿命。而胤i的宿命、康熙的宿命，都只是这大宿命里的小宿命而已。

康熙看得见自己，看得见膝边一群儿女，却看不见这个大势。

所以他困兽犹斗。

当康熙得知胤i的胡言乱行是因为皇长子胤A命人偷偷在胤i的住处埋下“镇物”，使他被鬼魅所缠，康熙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内心多日的阴霾也一扫而光。为了给胤i“恢复名誉”，也为终止皇子间的内斗厮杀，更为证明自己的政治眼光，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三月初十，康熙再度决定立胤i为太子。

命运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也把闲居深宫的胤i，再一次推向风口浪尖。

避暑山庄里有一座“清舒山庄”，那是康熙大帝特地为皇太子建造的，他还为胤i的起居处起了个名字，叫“承庆堂”。“承庆”二字，饱含了康熙对太子的厚望。

胤i走出成安宫那一刻，他枯瘦的身体上只穿着一袭春衫。风沿着红墙围成的夹道吹过来，把他的春衫鼓荡起来，仿佛一对轻薄的长翼。那时他定然会抬头，表情肃穆地看着飞鸟从一缝长天上滑过，那时他的内心会陡然升起一种飞翔的感觉。宫殿就是他的天空，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天空上，他要尽情地享有和驾驭这个天空。

然而，胤i很快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上。

因为在宫殿里，只有唯一的轨道。

一层层的命运之网早已把他严严实实地罩住。

他冲不破、逃不出。

惨烈的夺权斗争未变，他的生存环境未变，他的内心和行为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皇帝谕旨后来说他“结党会饮”“潜通消息”，那也是太子的无奈之举，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康熙无力改变宫殿的生存环境，只要求改变太子，对胤i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宫殿是一个劣胜优汰的世界，后来取代了胤i登基的四弟胤G（雍正），难道是什么正人君子吗？

但这些都是后话，康熙看不见，心不烦。他的眼睛，只盯着太子胤i。

胤i在劫难逃。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康熙下令严惩与胤i勾结的朝廷官员。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托和齐、尚书齐世武和耿额被处以绞刑，监候秋后处决；镇国公景熙死于狱中，被焚尸扬灰。

轮到胤i了。

第二年十月，康熙终于降旨，再度废掉太子。

每逢大臣请立太子，他总是回答：“建储大事，未可轻言。”

言语里透着伤心和无奈。

石榴之花

胤i的诗，我喜欢这首《榴花》：

上林开过浅深丛，

榴火初明禁院中。

翡翠藤垂新叶绿，

珊瑚笔映好花红。

画屏带雨枝枝重，

丹宪蒸砂片片融。

独与化工迎律暖，

年年芳候是熏风。

紫禁城内，至今仍存着许多石榴树，成安宫庭院里也有。或许，这一方面因为石榴树干变化多姿，为庭院陡增意趣――像“直干式”，主干巍然挺直，亭亭玉立，在20～30厘米的高度进行分枝，潇洒透逸；“斜干式”，主干向一侧倾斜，树形均衡中富于动势；“曲干式”，主干扭曲，树形富有变化；“卧干式”：树干主体横卧盆面，似雷击风倒之木，苍老古怪；“悬崖式”，主干虬曲下垂，似向下生长的苍松或藤萝；“枯干式”，主干枯朽而枝叶繁茂，如枯木逢春；“双干式”，一树双干，经常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彼此间就有了顿挫……很少有一个树种，像石榴树这样富于造型感，透露出主人的趣味与哲思。

但宫殿多石榴，想必更与石榴是常绿树有关。有石榴在，宫殿里就有盎然的春意。石榴树分为果石榴和花石榴，前者花期为5-6月，后者花期更长，为5-10月。春夏之际，石榴花在宫殿里盛开如火，隔着密集的绿叶，与远处的宫墙、案头的彩墨手卷相辉映。

所以胤i写：“榴火初明禁院中”，“珊瑚笔映好花红”。

诗句让我想起优雅、从容、生命力这些好词。

充满正能量。

等待熏风，就是等待希望。

每当我走进寿安门（成安门），绕过通红的影壁，透过一园清幽、满庭苍郁，观望树林背后隐隐约约的春禧殿，心中会升起无限的幸福感。因为这座宫殿，深藏着曲曲折折的意境，收容着风雨烟云的记忆，更有层层叠叠的藏书，与我日日为伴。食卧游戏，它是天堂；读书学理，它更是圣殿。所以，置身此院，每分每秒都不是孤独的，因为有梅竹松荷连接着大千万象，更有孔孟老庄、苏黄米蔡、沈文唐仇同室为友，砥砺切磋。有他们在，此生更复何求？ 我曾经带着藏书宏富的胡洪侠兄轻轻走进这个院落，看罢寿安宫（成安宫）的正房、厢房，又穿过一扇小门，去了西跨院儿。春天来的时候，那里遍地野花，此时是盛夏，满院油绿的野草，蓬蓬勃勃。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早已挂满果实。有一些果实，早已垂落在荒草中，拾起来，在衣襟上擦擦就可以吃，甜脆多汁。低处枝叶里，果实青绿，更多的悬挂在高处，如风中摇晃的小灯盏，在耀眼的日光中闪闪灭灭。

关于紫禁城里的植物世界，我在写慈宁宫时写过。与慈宁宫相距不远的这座寿安宫（成安宫），也是这禁宫中最有生命感的地方。

我说，在这里囚上一辈子，也是难求的福分。

当然，书不能拿走，还得能写作，能在《十月》杂志写专栏。

胡洪侠一笑。他的夫人姚峥华说，这里一切都那么干净，包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眼神。

300年前，清风过处，那个弯腰拾枣的人，是曾经的皇太子胤i。

但是他所要求的幸福与我不同，抚琴奏曲，操弦吟词，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最惦记的，还是那无所不能的权力。权力的吸力很大，没有人抵得住，何况它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身为“死老虎”，他对权力的渴望依旧没有泯灭。成安宫里，他没有放弃垂死挣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胤i的福晋（正室妻子）病重，给了他与外界联系的机会。他用矾水写信，这些密写信件通过医生贺孟之手，不断传递到他党羽的手中，造成他将要复出的假象，又害了一批官员，不仅贺孟人头落地，与他联系的满洲都统普奇等被人告发，也遭到监禁。

对于被康熙幽禁起来的皇长子胤A，雍正皇帝没有网开一面，而是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死去。

五弟胤A也想做太平皇子，雍正即位后，也被削去爵位，雍正十年（公元1730年）死。

七弟胤v，雍正八年死。

八弟胤禊，是康熙诸子中最优秀的一位，被称为“八贤王”，在幽禁中被活活折磨致死。

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九弟胤糖，他公开表示：“我将出家离世！”但雍正没有给他机会，而是将他逮捕囚禁，强迫他改名“塞思黑”，翻译成汉文，就是“狗”的意思，也有人说，它的准确意思是“不要脸”，总之从那一天起，他身边的人们都以“塞思黑”来称呼他，直到他因“腹疾卒于幽所”，据说，他是被毒死的。

十弟胤硪和十四弟胤_也被监禁，直到乾隆登基后才被释放。

十四弟胤_，也被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所幸他活得长，熬到乾隆继位，才重获自由。

遵化的荒草枯杨间，和胤祉、胤_一起为康熙守陵的，还有十五弟胤祸。

因此，二月河《雍正王朝》里写那几位皇阿哥专与雍正过不去，拆他的台，其中，“八贤王”胤_城府最深，也是反对派的骨干分子。这种钩心斗角，是文学的需要，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皇子之间的争斗，是雍正登基之前的事；自雍正登基，他们就都被先后“肃清”，或者早已被老皇帝康熙淘汰出局，根本不具有挑战雍正的机会。

他的福晋陪他在成安宫度过了多年，却没有陪他去遥远的祁县，因为她已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七月溘然长逝。他生命的最后6年，没有爱妻的陪伴，日子定然分外冷清。

那是一个贤淑无比的好女人，连她的公公康熙大帝都夸她“秉资淑孝，赋性宽和”。她死时，康熙痛切地说：“今忽溘逝，凡在内知其懿范者，无不痛悼。”

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竟是竹篮打水，一身孤凉。

像吴三桂一样，他们已经得到了太多，但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结果只能在命运的赌博中一败涂地、一无所有。

或许那时，他们才会悟出幸福的真义。

它原本是那么的朴素，随时可以得到，不需要这般苦心经营。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歌：“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在那些“高大上”的革命歌曲中间，我觉得倒是这首歌教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云在青天水在瓶，幸福就在我心中。

皇子们自小读庄、读孔，但老庄之学、孔孟之道，入脑，却入不了心。

紫禁城里不乏寺庙道观，但身为皇族，他们无法成道、成儒，更不能成佛。

胤i死去的那一年，刚好是知天命之年。

密封之匣

胤i赢在了起点上，却输在了终点上。

假如紫禁城是这人世间的天堂，那么从这天堂一拐弯，就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对于胤i来说，那拐弯处，就在成安宫。

成安宫的熏风，年年会来，只是他的希望，永远死在了那里。

笑到最后的是老四雍正，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权力竞争中，最终脱颖而出。从雍王府，一路走上太和殿，这一路，他走得惊险。有人说他“安忍如山，深藏如海，有君临天下的野心，执掌天下的能力”。然而，当他的屁股在龙椅上缓缓地坐定，关乎王朝长治久安的接班人问题又开始折磨他，令他困惑无解。

当他面对自己的皇子，自己曾经经历的一切一定会蜇痛他的内心。他对兄弟们痛下狠手，残酷无情，对儿子们却做不到这一点。天下父母之心都是一样的，假若与父皇康熙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心中的痛感会比父皇更加深重，因为兄弟们的下场是他亲手炮制的，对皇子们的悲剧，他体会得更深刻。所以，一旦面对自己的皇子们，他那颗曾经坚硬如铁的心肠立刻会软下来。他要想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摆脱手足相残的厄运。

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祥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

他告诉大臣们，他已经把接班人的名字，亲自书写，密封后，藏于锦匣之内，他要把它放在乾清宫内“正大光明”匾的背后，他说，那是宫殿内最高的地方，谁也够不到，所以最安全。这个秘密❥，只限于在场各位大臣的范围内。至于要放多久，要看皇帝能活多长；也许，那只密封锦匣，要在深不可测的幽暗中，存上几十年。

那一天，诸臣退后，总理事务王大臣、雍正的十三弟胤祥，就手捧着那只密封锦匣，顺着梯子颤颤巍巍地爬到乾清宫的高处，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正大光明”匾的背后。

从此，那只锦匣，就成了这个王朝的最大的谜语，所有人都在猜它。

“秘密建储”制，是雍正皇帝的一大发明。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皇权牢牢地锁进保险箱，传之永久。

但它排除了满洲贵胄和朝廷大臣参与建储的机会，连朝廷上仅有的“民主集中制”也荡然无存了。雍正把皇帝的权力越收越紧，就像一个守财奴，牢牢攥住他的每一枚银币。

他不会想到，那不断被架高的皇权，如同被抬高的水位，时刻处于危险中。它不是真空中的飘浮物，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终有一天，它会从幽暗的空中重重地跌落下来，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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