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君子之德

【摘 要】孔子认为，作为担负着匡复天下重任的君子，首先必须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楷模。为家、为国他应该是忠孝兼顾，交友、谋利他必须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坚守诚信和道义的社会道德底线。

【关键词】孔子；君子；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能够负载社会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并进而担负起匡复天下重任的现实主体就是所谓的“君子”。在孔子的眼中，“君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知识，又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他们既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同时又担负着引领社会风尚、为建设理想社会制度导航的重任；这些人的身上寄托着社会大众的希望，寄托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孔子对“君子”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首先，作为一名君子，在家里他应该是一名孝子；其次，在国家和君主看来，他应该是一名忠臣；在朋友看来，他应该是一个诚信而值得信赖的人；再次，当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时，能够做到不会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违背社会公义。

一、做人“孝”为先

孔子治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公平的社会制度。而孔子认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有赖于一批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人。因此，孔子的社会学说是从改造和培养人开始着手，以塑造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格为目的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

孝是血缘等级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因为在宗法体制下，通行的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制。在这种家天下的社会制度下，家和国、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统一的、难以严格分开的，孝既是构筑家庭和宗法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也是构筑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范畴。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并且把孝道列为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项目。他认为，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首先必须是一名孝子。

孔子重视孝道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孔子认为，君子承担着建设理想社会的重任。所以，君子首先必须是一个恪尽孝道的人，因为一个在家中不能尽孝道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建设理想社会重任的。第二，家庭是社会组织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理想的家庭，就不可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首先就必须要求子女在家中对父母尽孝道。第三，恪尽孝道，也是社会发展向人们提出的迫切要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规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为了重建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对孝道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子女要从物质上赡养父母，保证父母吃饱穿暖，无衣食之忧，无饥寒之虑。毫无疑问，一个连自己父母的温饱都保证不了的人是谈不上孝道的。第二，子女仅仅做到赡养父母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 孔子认为孝不但是要在物质方面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必须尊敬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所谓“敬”就是要听从、顺从父母的意志，维护父母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做子女的应尽量争取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心。孔子告诫人们说，如果父母在世的话，作子女的尽量不要外出远游，假如外出远游一定要安顿好父母，首先要讲清去处，一旦有事可招之即回；二要安排好老人，使年迈体衰的父母能够得到照应；三，到达目的地后，要及时将自己的行踪告知父母，免得父母挂念；四，在外面要守规矩，行为合乎礼法规范，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不要有让父母丢脸的言行，要以自己的言行为父母争光。第四，父母去世后，要按礼节安葬并祭祀他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子女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三年。因为，每个人幼年时期都曾在父母的怀中被抱养了三年，所以作为回报，在父母去世后，子女应该在父母墓前为父母守孝三年。总之，孔子为“孝”确立了必须遵循的原则，行孝必须合乎礼法，必须心存敬爱，必须和颜悦色，必须不让父母操心，还要以自己的孝行为社会做出表率。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而孝则是实行“仁”的根本。孔子认为，人一旦确立了孝心，便能时时处处以亲子之爱处理血缘家庭关系，践履孝道，使家庭秩序在情感的组织下变得井井有条，使父子兄弟在情感的关联中变得融融乐乐。人一旦怀抱着孝心走向广大的社会，便能时时处处以“爱人”之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此，孔子的弟子有若曾做过精辟的阐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靠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温温脉脉的情感，以及人们对礼仪规范的依恋、渴求和尊重，才能使人类社会从个体家庭到宗族到大小宗国，从父子、ญ夫妇、兄弟到君臣，都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的影响是绵绵流长的。崇尚孝道，以孝为荣，以孝治天下，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社会家喻户晓，孝已经成为华人家庭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和最集中的表现；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仍薪传不息的道德传统，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

二、为国事君“忠”为本

众所周知，儒家赋予君子的社会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孝”是“修身、齐家”之根本；那么，“忠”则是“治国、平天下”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家事父、兄，在外事君、国。这是古代人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在是“孝子”的同时，还必须是一名“忠臣”。

要求人们对君国尽忠，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夏朝开始，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地发展变革，春秋战国之际，许多奴隶主贵族占有奴隶所创造的财富而富比王侯，并由此而生了政治野心，而一些新兴的地主贵族也要求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诸侯争霸、大夫篡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各诸侯和大夫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养士招贤，许多与其没有血关系的人进入统治集团，这突破了传统的宗族关系的政治体制。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在统治者内部便产生了“忠”这种政治道德准则的需求，君臣关系便从宗族关系中独立来了，也即“ 忠”从“ 孝”中独立出来了。 关于君臣关系，《论语》对此有如下记载：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心目中的“忠”，具有襟怀坦诚推诚待人和恪尽职守等多重内涵。首先，作为臣下必须尊重君主，严格遵循君臣之间的各种礼仪规定，态度上恭恭敬敬；其次，对待君主的吩咐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尽职尽责，即使被授予的职务和工作不合乎自己的愿望，一旦接受了任命，也要尽心尽力做好，哪怕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扬名立万，又是最大的“孝”。历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就说明其实“孝”和“忠”是很难分开的。

孔子关于“忠”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以下几点：第一，孔子认为“忠”是人际交往中人人必须普遍信守的原则，不仅是臣下对君主要忠，那种将孔子关于“忠”的思想仅仅理解为“忠君”的想法是不全面的。第二，孔子主张臣下忠君也是有无条件的。作为君主要想让臣下忠于自己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必须实行“仁政”；其次，必须严格按礼仪的规定使用臣下。否则，臣下也没有必要衷心服侍君主，这样孔子就将单方面的君臣关系转化为互为条件的君臣关系。第三，孔子主张的人臣之“忠”，并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百依百顺、绝对服从。相反，当君主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臣下要敢于当面提出批评，纠正君主的错误。无条件地盲目服从君主的旨意，那算不上是真正的忠臣。第四，孔子生活的时代，在上层贵族看来“家”与“国”是很难绝然分开的，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当时忠君和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孔子伦理学说中的“忠”还具有民众与国家同存亡共荣辱的政治意义。春秋后期，随着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人们的国家观念也逐步强化，“忠”渐渐被赋予“爱国”的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中，“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又是最大的“孝”。在孔子看来，“孝”和“忠”在人格修养中是辩证统一的，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

三、与人交往贵诚信

人是一种群居性的社会动物，正常情况下人是不可能离群索居而孤立生存的。与此同时，人还是一种情感动物，有一种本能的情感沟通的需求，可以说情感交流是人的天性。人类情感世界的构成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亲情、爱情和友情。毫无疑问，友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之一。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广交朋友。有了朋友，人生之路将会更宽广；有了朋友，人的内心世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由此可见，朋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所谓的“交往是一种生产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毫无疑问，与人交往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能力，也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 与此相反，一个不善于与人正常交往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

孔子认为，作为君子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讲究“诚信”。孔子认为，守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准则。因此，孔子将对朋友守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一次，他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与此相反，孔子认为一个不讲究诚信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也正是因此，“信”作为为人处世的一种基本道德规范与仁、义、礼、智一起被列入了儒家所谓的“五常”，也就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五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因此，提倡做人要守诚信，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为人处世要“谨慎而守信用”、要“敬业而诚信”。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他每天都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对此，《论语》有如下记载：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关于孔子“与人交往贵诚信”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如下两点：

第一，孔子认为，守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不仅是一种交友之道，也是“仁政”建设的一种基本准则。他曾多次强调，为政者必须讲信用。如果为官者不讲信用，便难以取得百姓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相反，统治者只要讲信用，国家就不难治理；只要统治者守信用，老百姓就不会不尽心事国。对此，他曾说过：“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因此，孔子认为为政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诚信为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甚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国家可以暂时缺粮，也可以暂时少兵；但是，一个国家不可一时一事不讲信用。第二，孔子不赞成无原则地守信用，如果只知道重然诺而不知分辨是非善恶，有言必信，有行必果，就往往会犯错误。所以，孔子认为，守信的前提是承诺合于道义，如发现说过的话不合于道义，即使不履行也是可以的，不必拘泥。

孔子有关“贵诚信”的思想对中国人的人格修养和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般不轻易地向别人承诺；一旦承诺，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兑现。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能力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信守承诺。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守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民族。

四、见利思义

孔子认为，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必须能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这也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孔子这里所谓的“利”就是指“物质利益”；所谓“义”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乎情理――合乎法律和公共道德规范。一句话，孔子所谓的义利关系就是指“个人利益与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维持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需要，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也就谈不上社会生活。因此，孔子认为一定物质财富是保证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也正是因此，在管理国家方面，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理论；孔子认为，在管理一个国家时，首先应该先让百姓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然后才能对百姓进行教育。所以，尽管孔子很少言利；但是，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他说，人们总是希望富贵而厌恶贫穷，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他曾对人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所以，孔子本人也向自己的学生收取一定数量的学费，并以此谋生。不仅如此，孔子的许多学生也是终生靠薪水维生的，其中与孔子感情最深的子贡就是当时有名的大商人。孔子甚至认为，如果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 ϡ为士入仕求职的机会很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所欠缺，那只能以此为耻了。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人生在世追求富贵是一种正常的生命和生活需要；相反，在正常社会状态下不能以个人的能力致富并处于贫贱状态，那才是一名士人的耻辱。有人认为孔子于利是不屑一顾的，在其头脑中是不存在经济利益这一概念的 ，其实这是对孔子义利观的误解。

但是，由于“君子”是社会的道德楷模，他们肩负着为未来社会发展导航的历史使命。所以，孔子对“君子”和一般常人的要求自然不同。孔子认为，作为社会一般的“小人”，他们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所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追逐物质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可以不计后果，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君子”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的生命价值主要是其社会价值，ง而不是他们本身的生存。可以说，“君子”生命的社会价值是第一位的，而其生存价值则是第二位的；对于一名君子而言，其本人的生命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如果有必要，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个人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因此，尽管就生命的生物学意义来说，“君子”的生存与“小人”完全相同，同样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君子”的社会活动还是不应该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第一位，而应该以遵守和实现社会道义为第一位，这也正是“君子”和“小人”道德修养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处理“义”和“利”的问题时，必须遵守的原则是อ：

第一，“君子”当然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但是，他必须做到“见利思义”。也就是说，每当面临物质利益时，君子首先必须考虑自己在获得利益时是否合乎社会道义，不合乎社会道义的物质利益就是白给，君子也不能要。第二，力倡以义致利，反对不义而富、不义而贵。孔子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如果是以不合理的方法取得富贵，当它是天空中的浮云一样，他根本看不上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三，义利兼顾，利服从义。当利益的获得合乎社会道义时，君子当然不会拒绝物质利益，用中国一句通俗的话讲，这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之，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君子自然应舍利取义，这叫君子不取不义之财。“礼以成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第四，要甘于“安贫乐道”。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果严格遵守社会道义，将会失去许多在物质方面获利的机会，将会使人陷入贫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主张君子应该严格遵守社会道义，哪怕是暂时处于贫穷状态也不为所动，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安贫乐道”。孔子本来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他曾说自己“食不厌精”，也就是说，饭菜做的越精越好。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真理，哪怕是青菜和很粗糙的饭，那也会乐趣在其中。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的义利观，引导人们确立高洁道德、弘扬道义的精神对于人摒弃自身庸劣、卑污的生活形态具有的“春风化雨”之功。中国古代社会义利关系的历史实践表明，孔子以义制利的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铸成、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孔子认为，义利之辩，必须以义为上，这对于强调整体利益优先，育成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气节有重要作用。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中，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生活应该融入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中。以义为先，以义为上的义利关系准则，还是中华民族追求、创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指南与精神保障。孔子义利观的精神对提高民族道德素质、培养民族精神，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义利观，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化育价值。

孔子提出的关于君子人格修养的一系列准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力争做一名正人君子，曾是大多数中国人终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君子”曾被广泛视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道德楷模， 即使在今天，“君子之德”中的许多因素对中国人道德修养的影响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