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
二. 古今中外构建和谐社会例证选粹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二）.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启示录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孔子誉为“郁郁乎文哉”，言必称道的西周，是上古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一大辉煌成功范例。
大约距今三千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越奴隶制的历史性巨变。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朝取代殷商，达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小康之治。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
毛泽东称这场“大革命”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场大变革，通过“两心调谐”化作用，带来了社会面貌丕变，灵性创造能力活跃的新局面。
中国大约从四千一百年前建立夏朝起，进入奴隶社会初期，其後商朝为奴隶社会中、後期。到商末纣王统治时期，奴隶社会已经存在了大约一千年。
传说中商朝末代君主纣王是个登峰造极的绝对腐化奴隶制君主，造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位於现今陕西的诸侯岐周领袖文王（姬昌）和他的儿子武王（姬发），领导自己基地和其他盟邦，发动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商王朝。
在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征战胜利者抓回俘虏活口是无利可图的。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除供自身活命的必要消费外，还能有相当剩馀，於是部族之间战争的胜利一方，在利己私心驱动下，除掳掠财物、占据地盘外，有意让失败一方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存活下来，纳为奴隶，迫令为自己从事无偿劳役，增殖财富。於是那比较“公平”却“杀无赦”的原始社会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出现了最早的阶级社会──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对立并存的奴隶制社会。原先被处死的被征服者得以活命，成为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必然带来生产力跃升的新局面，催生了奴隶主专政国家及其财富和闲暇带来的光辉灿烂上古文明。
奴隶一无所有，遑论人身权利。从中外历史文献包括甲骨文和殷墟考古发掘资料可见，奴隶像牛马般被成群赶往田间，在鞭策监督下像牛马般劳动，不劳动时同样像牛马一样关在窖穴里。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杀害奴隶 ☺，不把他们当人。奴隶社会有了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分工，奴隶主会发现并利用奴隶中的人才，如能工巧匠甚至艺术大师等，以满足其乐生的需要，但这些人才仍是畜生般的奴隶。奴隶的私心动力遭阉割、扼杀，其灵性创造能力几无顺畅发挥的条件，因此不可能指望个性极度压抑的奴隶劳动保有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势头。
奴隶制国家经历了一段上升发展以後，国势尽可拓张，也居然留下了金字塔那样劳民伤财，令人遐思无限的旷世奇观，但囿於上述“两心失衡”的局限性，终要逐渐陷入了消极、滞进，难有进步，以至社会矛盾激化，恶性发散状态。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周胜商败，正是商朝奴隶制末期暴政肆虐惶惶乱世，人心思变之际顺应“激发时机”的发展结果。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证周朝隆兴是“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无形推手的非常杰作。
殷商信奉“崇天神学”，以王权世袭为“有命在天”，事无大小，都由卜巫问“上帝”决定。随著殷纣覆亡，这种无稽的自封 “天命”合法性破了产。《诗．大雅．文王》称“天命靡常”，《诗经》变风、变雅中有各种“恨天”、“怨天”、“骂天”的篇章。《尚书》直说“天不可信”，《尚书．泰誓》把天命的涵义讲得很明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天命自有准则，天意来自民意，民意就是天意，把天命同民意直接等同起来了；因此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欲至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著名政治改革家周公旦带头提倡“师保万民”，指明“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文王受命。”?
新兴的周王朝以统治者在人世间合乎民心的卓越表现为保有天命的根据，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一种领悟天理，但不依赖天助，相信事在人为，由神灵的“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由“人本”而“民本”的理性的信天观。这种新观念构成了国家政治经济领域重大决策和处理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心态文化” 两心调谐化的卓越成就。
《召诰》中指出夏、殷所以灭亡，其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之所以能灭殷，原因在文王懿德。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弘扬爱心（公心），推己及人，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用在政治上，借过夏禹的话说，便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必要落实到“保惠庶民”，“怀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万民”这个民字之上。说得透彻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为证，德政就是为老百姓谋实惠，舍此无以赢得民心拥戴，以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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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隆兴，遵循这种天命同民意等同起来的民本思想为指导，贯彻以保民、惠民、享民、康民为内容的德治，解放了商朝奴隶主残酷占有的奴隶，改行封建领主所有制；实行公私兼顾的“井田制”，原来视同牲畜的奴隶转化成了具有一定自主人格的半自由农奴或自由农民，变“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为“同心同德”的和谐化新局面，极大地调动了整个社会谋求创造革新发展进步的积极性。
其时，事关民生的“百工之事”，被提到了“皆圣人之作也”的高度（《周书．冬官考工》），用现代语言来说，可见当时十分重视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冶金业的突破导致从青铜向铁器时期转型，乃有以“恶金”即铁作农具，“铸、夷、斤……，试诸壤土”（《周语．齐语》）。自此农民的生产工具越来越进步齐全，所谓：“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锥……，然後成为农也。”由于人的生产积极性与工具改进相辅相成，大大促进了生产技术飞跃发展。
周初近六十年间，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相传天下安定，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该期间政治有序，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经济繁荣，文物典盛，甚至出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势头，造就了後人津津乐道的西周前期“小康”好光景。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见西周初期和谐好景还得益于某种具有短暂时效的非体制性 “权力制衡”因素。
周本是陕西、甘肃地区的一个弱小民族，自称“小邦周”。周文王谦虚谨慎，忍辱负重，行善积德，树立典范，提高威望，努力团结周边其他邦族。武王大会孟津动员伐纣时，自称“小子”，宣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声言“夙夜祗惧”，但“敢只承上帝”，“恭天成命”，号召盟众“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信誓旦旦保证“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时“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
周人以西鄙小邦，成功地发动了一유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克商后入主中ล原，周族人数不占优势，面对包括不同民族的大小各邦社会势力，深知必须恪守对天发誓的承诺，确保政治信誉，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
今日中国执政党一再严厉警告党人腐化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其实《尚书》早就记载着商汤对政权接班人发出非常相似的谆谆告诫：勿犯“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十愆”错误，以致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否则，当官的“家必丧”，为君者“国必亡”。周初在建政分封的同时，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耳提面命”般要求幼主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尚书.无逸》），可谓“栗栗危惧，若将陨深渊”。
武王克商后二年即去世。小邦入主，天下初定，继承人成王少弱登位，贤相周公摄政，这样的特定起步背景，加之殷纣权力腐化终遭天谴的惨重教训还在眼前，西周虽然没有建立任何“权力制衡”体制，但初期三代在特定的内外压力和自我感悟下，强烈要求切记“弗克庸德，慢神虐民”，通过谨遵天命的道义名义制约王权，大体上起到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但类似“权力制衡” 的作用，成为周初社会和谐化的重要保障。
西周的天命观大有进步，“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可惜这种“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基本上局限于执政理念范畴，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上下呼应的社会性强固信仰体系，“头重脚轻根底浅”，只能在大乱大难之後、政权草创伊始、脚跟未稳的特定环境条件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产生短暂的“作善”效应，更不足以及时催生不可逆转的实质性“权力制衡”体制。一旦地位巩固，握有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及其既得利益统治集团出于强劲的自私“原罪”冲动，就会沿着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迅跑起来。
由于没有真性“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登场，在无制衡的统治者面前，信誓旦旦的自我监督，到头来难免只落得一块任凭涂抹弃舍的遮羞布罢了，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和谐小康好景不常，盛世头尾充其量不过六十一甲子，第三代康王时已达强弩之末，从其子昭王下数，“王道”每况愈下，几乎一代不如一代，到幽王时，政治腐败不堪，中亚蛮族攻击无已，烽火台特大丑闻後未久，首都镐城陷於犬戎，被迫向东迁都洛阳，中央王权急竭衰落，是为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民不堪命”的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政治家在无制衡条件下竭力克服权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无奈。他们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战战兢兢，跃然纸上，至今令人动容。後世历朝有见识的政治家们也为此大题目绞尽脑汁。可是他们从未触及“权力制衡”这个领域的边，总是自我陶醉地以为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目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绝对权力脚下，为药石网效的“吏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不得要领，一直不承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他们在历史的无情嘲笑面前，总是执迷不悟地指望一朝天降“圣人明君”；但是 “圣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绝对权力的腐化铁律永远不会失效，“人在”，尚不能保证“政在”，更何况“人亡政息”乎？
西周和谐社会实践的宝贵历史经验，幸而没有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上古文明那样失落无存，付诸东流。
生于春秋乱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宛若“天之木铎”，天机解密，从“两心调谐”这个大本大源出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法周公，不涉迷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将前人的敬德思想、礼治之道及其内涵的“允执其中”优化方法论，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建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济世大成宝典，提出了由“小康”而“大同”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孔子思想作为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了万物之灵的“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道”），是为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人间天堂，具有普世价值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金声玉振大全体系。
在上古中国，“学在官府”，媒体落后，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机会，更且缺少一种“好有好报”保障机制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理性观念，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深入人心，指引人生，谈何容易？
于是孔子采行上层路线，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君主带头，自上而下弘扬“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施行仁政德治，构建和谐化的“小康社会”，由点及面，推广天下。孔子学说既无草根群众基础形成强大支持力，又苦于缺乏足令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甘心牺牲既得特权利益、“克己复礼而归仁”的驱动机制。反复游说，到处碰壁，徒劳无功之余，终于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傳下來的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孔子以后约350年，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政教合一”、教为政用。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表面上看来，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
中国历代王朝尊奉的皆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因此，人云亦云的“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实事求是、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伪儒思想是一种反调谐的“两心失衡”型劣质“心态文化”，在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自命孔子传人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存天理，灭人欲”悖论，与消极无为的释道玄说相结合，尤将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造就了一种虚伪矫情的“国民劣根性”，阻绝了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进道路，彻底否定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人们多说“儒教”为中国传统信仰，实际上这是一种伪儒压顶下自欺欺人的伪信仰，一旦剥去斯文体面的画皮，剩下的就是虚火邪旺、可怜巴巴的阿Q精神了。
近代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简明扼要的概括。
历代掌握无制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总要自封天命所归、永世网替，相信依靠强大武装力量为後盾的生杀予夺大权，足以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想不到一朝社会矛盾发展到了极端不和谐的地步，无权无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弱者，终将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之势，展现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级威力，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事态终结了一个又一个封建政权，而且从此开始无休无止地循环重演起来。
周以后伪儒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虽有一些凤毛麟角的“盛世”片断（“文景”，“贞观－开元” ，“康乾”等），其延续时间可能长过“成康之治”，但无非“治乱循环”当中，统治者不得已有所“让步”、社会相对稳定的难得插曲而已，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就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才的时期”罢了，总免不了“祸必随之”，大乱不止。由于缺乏“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为支持，这类插曲都不足以同西周初期短暂而逼真，具有上升型进步意义的和谐时期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后世御用文人奉君之好歌功颂德，史家虚荣媚俗因循故事，这类“盛世”常被大肆夸耀，掩盖了其中深刻的悲剧性质；但无论如何文饰华丽，事实上没有留下多少堪以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的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儒家学说”，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等，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以不同形态登临思想和政治舞台，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其中伪儒的负面影响和後果相伯仲也；但近年来时移势易，真儒思想终于有机会在那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推手作用，发生了奇迹般的积极效应，后文将就此专门讨论（见三之二、三）。
孔子和他的传人孟子等艰苦卓绝的实践显示，倘非适逢西周初年风云际会、圣贤当道的社会进步转折期，依靠理性上层路线捷径侥幸取胜的可行性极低。西汉名为“独尊儒术”，实则伪儒登龙以后，这种本来极低的可行性降到了零点。舍此而外，恐怕只有神性草根群众路线最为值得一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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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启示录
东方不亮西方亮。
如果我们发挥高度想象力，设想“造物主”从事着一场灵性人类社会发展实验，一方面将人间的事情交给人类自己管，一方面在关键时刻悄然宏观调控。东方中国进入“自作之孽” 的伪儒当道思想黑暗时期，也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丧失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发展从此趋于停滞；于是西方对照组浩浩荡荡展开了另一条路线的实验进程。
孔子以后约五百年，耶稣基督（Jesus Christ）诞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Bethlehen）。耶稣自称上帝的独生子、代表上帝来到人间的弥撒亚（Mashiah，救世主），与人类重新立约，执行救赎人类的任务。犹太教主流派不承认耶苏是救世主，把耶苏的信徒赶出犹太会堂，於是他们作为犹太教的一个革新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聚会点，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到公元一百三十五年，基督教完全从犹太教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宗教。
基督教以神性宗教信仰为载体，传播“天启”救世之道，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基督教以爱心为核心的救赎教义的哲理精神，内涵本质几与儒家以人为本，“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仁”学天然混成、完全吻合，又宛若逐一“接受”了儒家“路线错误”和五百年风风雨雨的前车之鉴，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修正”。
基督教是一神教，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不承认（人死後灵魂作为）鬼魂存在和轮回转世，不容许崇拜偶像，从而把奇迹和信仰充分集中在上帝及其代表的身上，可将迷信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利排除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都是“两心调谐”原理──人类循正道谋求发展进步不可违背的基本公理常识的引申和运用，前者多了神学语言，少了理性立论，但内涵几乎完全一致。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在爱。诫命总纲一共只有两条：第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条是“爱人如爱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2）经耶稣重新解说，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一切、超越时空的至上神上帝，已一改旧约中好妒、暴戾的耶和华形象，定义圣父的伟大精神也集中到了一个爱字（God is Love）。所以爱主就是要领受和感激上帝的爱心，并且“任何时候都该效法上帝，好象蒙着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爱人如爱己”的另一⚥表述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7：12）这就是基督教教义的黄金律（Golden Rule），其内容和儒家提倡的“己所勿欲，勿施於人”完全一致，只是各用正负语句表述而已。
说爱人如爱己，不说爱己如爱人，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肯定爱己之心即利己的私心作为生存本能的第一性的正当性。首先知道爱己，才可能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弘扬爱人之心，以及延展至集体的为公之心。基督教和儒家这两种历史背景大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分别就神性和理性立论，结果都从个人本位出发，倡导仁爱济世，旨在调控私心，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殊途同归“两心调谐”人间正道。
基督教讲的爱，和儒家的仁爱一样，不仅是一种原始本能的感情而已，而是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出诸灵性人类感悟，以至高无上的上帝为表率的“高阶爱心”（参见本文一之一），“惟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人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具有公平、正义的真理内涵。
爱心或公心，就是道德观念的概括。提倡道德绝非以私心为敌。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着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规。”这就是前面讨论儒家学说中ซ归结出来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基督教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从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
耶稣提倡遍及全人类的“博爱”，同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的根本出发点一样，其宽容精神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社会地位尊卑的界限以及君子、罪人甚至敌我的界限。基督教相信仇恨不能消灭仇恨，仇恨只能增加仇恨；只有基督的爱，才能解开仇恨的死结。因此这种仇敌之爱决不是懦弱的表现，反而正是最富智慧的勇敢。耶稣在世时，那些敌对的人给起了一个绰号：“罪人的朋友”。这本来是轻蔑之词，但是在无意中正显露了督“博爱”精神的伟大。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歌罗西书》3：14）同孔子认为“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的“恕”道为伯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