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维性与生态文化自觉

现代文明的进步与人类的贪婪、自私、虚荣、享乐相互交织、难以剥离，如何避免文明的☠奢华毁灭自然的崇高而导致的人类最大悲剧，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日趋严峻的生态困境面前，人类本能的求生欲推动人类作出理智的选择，直觉感悟的生态关怀与零散的生态思想日渐趋于自觉，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生态理论。

在关于生态危机的众多研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导致生态困境的最终根源归结为资本逻辑，他们指出资本、资本主义ฒ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技术异化、消费异化和不合理价值理念的社会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并将对社会的批判与对生态危机的研究相结合，为探寻解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方案与路径选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认为，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取决于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源自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所开展的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由此得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不只在于资本逻辑，也不只在于生产逻辑，它是在资本逻辑、生产逻辑与人的内在发展本质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的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现代人类的一种生存困境。

一、生态危机根源之资本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生态批判相连，认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当下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资本为谋取利润，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刺激消费，营造消费主义价值观，以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在资本宰制下的社会生产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并向生态环境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严重地超出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自然与社会间的断裂，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导致人类陷入生态困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休斯批判资本主义将人的需求降低至动物式的本能需求，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异化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莱斯批判资本营造的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高兹批判经济理性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有限资源与无限利润、有限的自然承载力与无限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柏克特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内在地包含生态矛盾;奥康纳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社会基本矛盾;福斯特和克拉克通过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生态意蕴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二、生态危机根源之生产逻辑

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生态危机根源之生产逻辑论者坚决反对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他们指出，当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遭受生态危机的劫难，社会主义制度将无法解救人类于生态困境。与资本逻辑相比，生产逻辑更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资料来源，在人类依靠消耗自然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破坏。

生产逻辑论者肯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明确了自然的基础地位，但本文认为，生产逻辑论者如果将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片面地归结为单一的生产逻辑并否定资本逻辑，将存在以下几点误区。第一，忽略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必然化。马克思曾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ซ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1第二，生产论者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阶段所存在的矛盾冲突扩大化、永恒化。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三阶段论，人类目前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人类处于异化的发展状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理想状态。第三，生产逻辑论者主观否定了资本对人类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资本并非导致人类异化存在和陷入生态危机的唯一罪人，但在此过程中资本却成了主要推手，资本的发展强化了人类的异化存在，恶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社会关系，它对人类生态困境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第四，生产逻辑论者将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关系受制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程度，在目前人类有限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并未超越人类的异化发展阶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使人类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不能将当下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第五，生产逻辑论者丧失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维度。乌托邦为人类超越既定的自然限度提供契机，唤醒在死寂พ的自然王国中沉睡的自由与创造，它使人类能够对外部世界的樊篱产生抗拒，正是乌托邦的理想维度使人类能够对外在给定的客观必然进行反思、否定与超越。正如哲学人类学家舍勒所言:是人给这种现实回敬了一个强有力的非也[Nein]。人类正是在既定与生成、限定与超越、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巨大张力下发展自身的主体性。

三、生态危机根源之人的本质逻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表述，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了人类的共性;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表述，强调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人类的个性。人的类本质创造人的现实本质并在现实本质中得以展开和实现，同时，类本质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现实本质的制约与影响;人的类本质是为人本质的前提和基础，现实本质是为人本质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人类的类本质与现实本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得以形成与发展，社会生产实践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因此，人类必然通过扩大社会生产以提高自身的活动能力、扩大自身的活动范围、丰富自身的活动方式。人的内在本质的发展，在其现实性上，体现为人对现有社会关系的突破、提升与扩张，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现实发展程度最终取决于他本身占有的社会关系。

四、生态文化消解生态危机

人类在内在本质的自发驱动下，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利用资本激发内在的主体意识、增强主体性，却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背离了初衷，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的否定与自由;在努力掌控自我命运的过程中愈发地丧失主体意识与自主性。历史的危机感终将人类的异化存在赶出历史，使历史的本质内容真实有力地得以显现。

生态危机打破了人类二元对立式的经验文化模式，激发人类理性构筑一体化的理性文化模式。只有构筑生态文化才能使人类的内在本质由自在自发的发展模式走向自由自觉的发展模式，才能将人类从各种异己力量的控制下解救出来，才能引导人类掌控历史的主动权，使历史成为人类完善自身、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时间之路。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间异化关系的外化显现，它是人本身异化存在的结果，异化的生存方式必然将人类置于生存困境。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类本质对象化，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研究正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论反思，唯有构筑生态文化才能帮助人类解除生存困境。传统文化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的生存史，它过度膨胀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操控性，使人类愈发地集权专断、为所欲为;生态文化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体认、尊重并服从自然秩序的崭新生存方式，是人类走进生态文明的必然趋势。

生态文化作为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崭新生存方式，以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为哲学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在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理念指导下，确立生态优先的技术调控观、劳动幸福观、合理消费观与生态责任观;建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生态保障的法律体系。本文将从哲学范式、价值理念和制度体系三个层面阐释生态文化的内在逻辑体系。

生态文化的哲学范式

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践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崭新生存方式，以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为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然赋予人类生命和身体的客观存在。人类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自然赋予其生命力，这是构成人类存在的首要前提;人类的身体器官是自然赋予人类从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凭借的主体工具。其次，自然给予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原则规范。自然激发人类的自我意识，给予人类丰富的精神内涵，人类通过向自然学习，习得自身从事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与原则规范，人类只有认识自然才能做到尊重、服从、利用以及改造自然。再次，在物质层面上，自然是人类一切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物质来源，它向人类提供一切必需的物质资料，保障人类的生存、延续与发展。最后，自然赋予人类身体的未完成性，使人类成为能够思想的苇草，人类通过思想囊括了宇宙，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向现实世界进行抗争，探索自然的限定、扩张超然的空间，在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中追求自由。

由此可见，生物体与精神体的存在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双重的存在方式表明生态文化的哲学基础在于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强调自然并非死寂的物质存在，它是人类心灵的唤醒者，内在生命力的激发者，生活原则的指导者。人类不仅需要认识、利用、改造自然，更要尊重、感悟建造自然。

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

当社会被以谋利为最高意旨的人们所主导时，这个社会将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它的一切生产活动将由自由的本质性活动沦落为动物式的อ本能求生手段;人们的幸福观将沉沦于虚华的物欲满足;人们的自由将由潜能的激发转向有限的消费选择;人们将抛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坠入深不见底的欲望空洞，却永远无法弥补内心的空虚。

生态文化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以人类社会与自然共生的和谐原则为指导，树立生态技术观、劳动幸福观、合理消费观与生态责任观。第一，生态技术观。法兰克福学派曾对技术理性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批判，指出科学技术过度膨胀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类的理性由启蒙走向神话。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走向了对自然的专断集权，忘却了自然给予人类的生命力与指导原则，愈将利用科学技术把自身武装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现代神。生态文化强调人类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对科学技术加以生态化的调控利用，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延长的身体器官对自然加以利用改造。第二，劳动幸福观。原本体现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生产劳动，异化为动物式的求生手段，在生产活动中人类的潜能得不到激发与实现，无法体会到自身创造力与自由的实现，不得不在消费活动中体验由虚假的自由选择带来的贫瘠幸福感。生态文化会引导人类将幸福的关注点由物力的满足转向精神的丰盈，正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构成历史的真正起源与通往超然存在的无限可能，历史就是在人类意识的逐步清醒、成熟和升华中获得进步，人类将在意识的最大潜能中体认自我实现的幸福感。第三，合理消费观。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现实社会中的消费活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产阶级为满足资本逐利、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营造消费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异化消费导致的社会与生态后果，将其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结合，探寻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生态文化以生态理性为指导，区分虚假需求与真实需求，批判异化消费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构筑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以及可持续消费等科学消费为内涵的合理消费观。第四，生态责任观。在自身内在发展诉求的激励下，在资本与生产的外在推动下，人类单向度地物化发展自身，致使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与利己主义盛行。主导社会的经济人将自身的一切，无论是内在尺度还是外在尺度，都致力于锻造其成为谋利的工具，人类丧失了对自身、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感。生态文化在建构生态价值观的过程中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源自自然、享用自然的人类，理应承担保护自然、建造自然的历史责任，自然是书写人类历史的前提与基础，人类对自然的失责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爆发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生态技术观、劳动幸福观、合理消费观与生态责任观共同构成生态价值理念体系，在生态价值理念的引导下构筑生态文化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锻造人类的生态建构能力，触动人类的内在潜能，消解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

生态文化的制度体系

资本逻辑通过掌控生产逻辑控制人的存在，异化发展人的内在本质，不可避免地使人类招致生存困境，生态危机作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外在体现，只有通过构筑能够消解人类生存困境的生态文化才能真正解除生态危机。

生态文化只有从基本制度层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监管资本的霸权与暴政，使人类既利用资本发展现代文明，又限制资本、将资本赶回经济领域，防止人类在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被资本异化为经济人。因此，生态文化在制度体系层面建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生态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首先，生态文化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通过制度使人类的需求维度摆脱资本的利益掌控，为共同体成员改变以利益为旨趣、否定个人主义，培育集体主义与发展生态价值观提供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其次，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激励了人类的物质贪欲，市场无法将自然生态环境内化其中，因为自然不只是生产条件，自然更是人类的母体与生存家园，如果采取市场内化自然的方针非但无力解决生态问题，反而会加剧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冲突，恶化人类的深层社会问题。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改变经济有发展，社会无进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能以自然生态环境为成本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最后，健全生态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保证自然不被降格为死寂的物质来源，必须健全生态保障体系，保护自然在合理的限度内被纳入生产体系却不遗失其作为母体、生活原则的来源与生存家园等更深维度的生命体的存在。

生态文化是人类在现实生态危机压力下，在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基础上，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形成的反映人类新的生存方式的精神成果，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对自身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理性反思，它将限制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所遭受的物力极权与过度膨胀。时代的危机感唤醒陷入习惯性机械运作与昏睡中的理性萌生灵光，敦促历史达到突破。在生态危机敦促下形成的生态文化将引领人类走出进化死胡同，走进崭新的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