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惊天的事业 沉默的人生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他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做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ธ。”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氢弹“首功”,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