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绽放的生命之花

摘要：2012年莫言折桂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在迅速掀起“莫言热”热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不缺乏优秀作家的中国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莫言获奖的最大功臣当属葛浩文先生和陈安娜女士这两位译者，这一点不可否认，优秀的译者可以使文学作品焕发第二次生机。但是如果作品本身不具有民族性、世界性，我想再好的译者也不能让世界读懂莫言。本ย文通过对莫言几部作品中的人的形象塑造，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究莫言小说中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剖析作家对人的关注。

关键词：莫言；人文主义；苦难

一、 苦难根植于灵魂深处

论及莫言小说创作受到的影响，提到最多的无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这两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高炉”了。在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前，莫言创作的多是军旅题材的小说，主要是歌颂军人正义、高大的光辉形象和赞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牺牲精神，这时的莫言并没有找到ท自己的特点。而在其接触到这两座“高炉”后，莫言小说创作发生了质的改变，在最初吸收和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小说写作手法后，莫言将目光停留在作家的灵魂上。他本人直言不讳的承认福克纳不仅在小说创作手法上给予他很多灵感，相似的人生经历也使他们的灵魂发出了共鸣。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看似信马由缰的回忆过去的片段，可这随手拈来的故事不正是在向大师致敬吗！是福克纳的强烈乡土观念使莫言重新认知了自己的故乡。对故乡的逃避与再认同，成了两位作家精神历程中一条重要的线索，而且精神变化的轨迹几乎完全一致。

童年的苦难深深地扎根于莫言的灵魂之中，“饿”成了他少年时期的关键词。无论是现实中食煤的伙伴，还是《丰乳肥臀》中七姐乔其莎吃两个馒头的过程都让人惊诧的发现，与生存下去相比，尊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人在挨饿的情况下，被人性压抑的兽性会强烈的爆发，红着眼睛的人，与动物无异。逃离故土成为了一种本能的选择：

“十八年前，当我ธ做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瘩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①

可参军后的他仍摆脱不了故乡对他的制约。在经历了反复寻找和灵魂撕裂般的煎熬后，莫言重新审视了自己厌弃并逃离的家乡：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②

故乡在他的艺术视野里被重新认定和发现。受苦难的人生经历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莫言极力凸现那种蔑视一切道德的自然人性的抗争精神，而对普遍认同的历史观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消解与颠覆。《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被苦难挤压得如沉默的老人一般；《枯河》中小虎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本能地厌恶父兄在权势面前的卑躬屈膝，而结果却只能以无意义的毁灭生命来结束苦难；《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即使他的身躯成人化，但他的智力、社会生活经验始终处在儿童阶段。他们有父辈或者祖父辈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庇护，可他们的精神却显得支离破碎、卑微，甚至混乱。莫言以为当代人“种”的退化是文化和文明过于发达的缘故，所以他以反文化的姿态，要求回到以前、上一辈情感的世界中去，因而民间有血性、有胆色的草莽英雄成了他历史观念的主角。《红高粱》中红遍天的高粱成了不竭生命力的象征，余占鳌和九儿高粱地里的野合，被看成是原始生命力强大的诗意体现。我爷爷这个被世道逼迫成为土匪头子的人，成为了及善恶美丑于一身的英雄。

莫言这种以否定现状、关注个体而显示的现代意识，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用反文化、反主流价值观的创作思想，来关注“不完美的人”。

二、 苦难残缺的生命之美

在莫言小说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中，他似乎对残缺人物形象情有独钟，他通过对残缺人物形象的描写，来铺展出这些异于常人的命运百态。他叙写残缺人物苦痛的背后，是他对残缺人物命运富有关怀和敬畏的生命观照。莫言在现实主义的视域下书写残缺人物遭遇的苦难生活。感叹命运的莫测，残缺人物面对自己的的残缺只能无奈承受，而残缺的后果和影响更是生命苦难的延展与叠加，他们连爱与最基本的尊重都无法得到真正满足，自身的残缺更牵连到亲近之人，造成他人的苦难。残缺在莫言笔下成为一个象征生命苦难的符号。

《丰乳肥臀》中的哑巴孙不言从出场到最终的退场，从双腿截肢前到截肢后，他的身上都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强劲生命力。在战斗中受伤双腿截肢后，孙不言虽然年岁增长但其生命力却更强悍、更惊人，“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一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③。虽然孙不言成了一个“半截人”，但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的气势，相反，“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④。这种残缺之后仍然具有的强悍生命力量让人敬畏，在金童与驱魔山人之间的争斗中，孙不言救出被山人死死咬住的上官金童，动作敏捷、利落、有力，丝毫没有截肢后本应有的笨拙。《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天生有语言障碍，瘦小的身躯下却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他在公社加宽滞洪闸的工程里更表现出了他强大生命力。他对疼痛更是有超强的忍受力，他能“用脚指头把一个个六个尖或是八个尖的茨黎撕下来，用脚掌去捻。他的脚像骡马的硬蹄一样，茨黎尖一根根断了，茨黎一个个ฑ碎了”⑤。他徒手去捡一根滚烫的钢钻子，钻子的热度把他手的皮肉烫熟了，他只是把手放到水里泡了泡，又重新抓住钢钻，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连蛮横的小铁匠都感到了恐惧，黑孩却在整个过程中表现淡定，仿佛失去了知觉。如孙哑巴和黑孩这样的残缺人物在莫言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他们展现着强悍的生命力，如同野草一般，坚韧顽强的活着，身体上的残缺掩盖不住他们生的希望。

生命有各种存在形式，残缺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生残疾、天灾、人祸……残缺经常不约而至，是不能避免而又难以承受的存在。关注生命中的缺憾，书写生命里如影随行的残缺也就是书写更加完整的人类生命。

三、 结语

西方人文主义的演变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关注“完美的人”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关注“非理性的人”，再到后现代主义的“人被消解了”。而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的区别，是不同时期对“人”和“人的经验”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的小说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对“种”的退化的担忧，对强力原始生命力量的渴望，都是用急切的心情表达着对民族精神与民族生命力衰退的焦虑，他想找回那种蓬勃向上、不服输、不屈从的血性力量。找回那种蔑视一切、相信能够超越一切的自信与放纵，保持那种毫无顾忌、勇往直前的民族生命力。他通过书写残缺来表达关于民族生命力传承的思索，极力在作品中展现了一个民族历经苦难后散发的磅礴生机。其小说中对人的关注所流露出的人文主义情怀，就是一把能够让世界读懂莫言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