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
1月16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开年首场“朗润・格政”论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曾有西方人士将“一带一路”倡议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或将藉此在亚洲寻求影响力。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则表示，“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本质区别，它并不是援助的方式，而是发展、合作的新方式。
修庙、建庙、不拆庙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3年，中国不仅迎来新的执政团队，GDP总量也稳居全球第二。当此时，必须向世界回答如何崛起的问题。
两条路摆在面前：跟美国走，服从西方规则全面开放，这未必最理想;但我们又必须发挥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所以开创新路打出“组合拳”――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打造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追求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
与其说“一带一路”是我们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态势所逼。过去30年，14个经济特区打通海洋通道，“两头在外”模式创造中国奇迹。如今，沿海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但西部大开发效果并不理想。
“一带一路”首先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并非要刻意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是修庙、建庙，不拆庙，不抢存量做增量。
“一带一路”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国际疑虑;二是争端，建立海洋新秩序，第一站就是南海，要有效掌控局 ☺势使争端不升温、不扩大;三是投资风险;四是心态，我们至少要做十年打算;五是落实“共建”，倡议是中国提的，但要靠大家一起行动。
“一带一路一洲”，边输血边造血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我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期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消除瓶颈。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率先推进，堪为全球表率。
上游水缸要放水，下游哪个水盆有承接力？看来看去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口，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产业转移为辅。在非洲，可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轮，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支撑点。
一味“输血式援助”看上去很美，效果很差。而要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中国经验是什么？“要致富先修路”对非洲有效，此外还要引入“造血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
海外援助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需求
俞平康（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此外，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同时，此战略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但短期来看，“一带一路”虽有助于消化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过剩产能，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效益却并不大。
以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一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游产业，一单位的基建投资可以推动下游产业3.05单位的生产扩张。
如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抓手“基建走出去”，对下游产业所产生的推动效应就完全贡献给了国外。
“一带一路”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加强危机应对机制，并在海外援助中增加对中国下游产品的需求。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军事水平，应对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的多方困难。
对外的基建输出仍应循序渐进，在资金投放上采取“试水”态度，充分保障投资回报率。
同时，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我们在今后海外投资和援建中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的需求，扩大海外投资和援助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高大上”的TPP需第三极平衡
汤敏（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
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ฆ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
其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
新时期中国的开放也需要新战略。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和承接，另一方面，我国已成为对外净投资国。基于此，在大规模“引进来”的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6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和外资流入量，年增长率分别为13.9%和6.5%，比全球平均水平分别高4.6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量的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一。
如何经营好“一带一路”？
一是各国的资源可互补、市场可共享、资金也流动，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亚洲长期存在多边、双边、区域性合作机制，这为“一带一路”奠定合作基础;事实上已有50多个国家明确，表态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具体说来，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达经济体需要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要加速ฌ工业化更需要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产业转移是主力。一方面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与沿线国家，另一方面如钢铁、电解铝等过剩行业，需要到资源富集、市场需求大的国家去建设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