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的全球史与地方性

关键词：拉铁摩尔；中国东北；考察活动；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0-0147一10

如果我们回顾拉铁摩尔的人生经历，就可以发现，他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兴趣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对自身经历的不断反思中生发的。对边疆与地域的关怀构成了拉铁摩尔学术的中心。他自己最初正是在对古代边疆贸易的关注中，逐渐意识到了边疆的当代意义，进而全力去关注贸易以及殖民行为对于这些地区民众所造成的影响。在20年代后期完成对中国新疆的考察活动之后，拉铁摩尔转而开始对中国东北发生兴趣，并以此为契机提出和论证了他的边疆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

而在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也成为令当时一大批海外中国研究者深感迷茫，而在多年之后又深情回忆的一个整体性语境。正如美国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后来在自传当中所写的那样：“动荡不安的30年代是我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和教师的预备期。我正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我说不清楚，究竟是对什么大事件的预见才导致我去研究中国，把它当作某种革命变迁的主要焦点。像大多数学生那样，我也是努力争取优异成绩，更关切我自己的学业能力而不是什么世界现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需要创造力、想象力、探索和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开端。一旦开头，我便会着迷，至于它将最终把我引向何方，是知识界还是现实世界，我也茫然。但它无疑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而且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开创性事业。”如果我们以时间轴作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在历史时机与地缘敏感度上，这两位中国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轻的费正清正为学术的前途摇摆不定之时，拉铁摩尔已经从容踏上了他的中国东北田野之路。

一、东北的召唤

历史的既有叙述总会使我们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一些东西。李济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史学家总是把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周边其他人类的存在。从中国历史的开端时起，他们的头脑中就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概念。一个，在这里借用萨姆纳先生的贴切措词，可以称为‘我族’，即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而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在我们看来便可以称作‘你群’。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政治疆界有助于廓清我群的边界，但因所处的场所不同，它也并不总是如此强大的同化力量。几个特点鲜明的族群共处于持续变化着的中国版图之上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研读中国历史的人所熟知的”。这段论述无疑是在提示我们，要反思关于“我族”和“你群”的相互关系问题，以一种更具包容的视野去检视中国历史的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内部各地区的特性与历史问题。

此外，拉铁摩尔凭借着他对时局和地缘政治的敏锐判断力，不无远见地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之间将会出现冲突，随着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进而在边疆地区跟北方的苏联形成对峙局面，在这过程中，“边疆将会成为一种主要因素，其重要性要比对政治的肤浅考虑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他对东北的考察比起之前一些学者走马观花式的论述，在视野和深度上都胜过一筹。

而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拉铁摩尔没有这样的切肤之痛，但中国作为其第二故乡的个人情感使他对东北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亲近，引导着他去对这片少为人知的地区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族群结构等进行探究，从而以更为平和、宏大的视野去思考中国东北的历史与现状，为此，“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游和学习”。“他在中国的居住、调查和短期旅行，使他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和人情风貌，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同时由于他亲身接触现实，使他能通过某些群体的日常活动去理解历史”，在他从经济营生向学术工作转变的过程中，每次“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不是作为老板，而是作为必须了解中国雇员的想法和反应的人与他们共事，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这种将“他者”放到与自己平等地位加以对待的理念，成为他后来边疆考察活动中所贯彻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哈佛岁月

拜这次哈佛进修机会所赐，拉铁摩尔在得到研究机构资助之外，还额外收到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使拉铁摩尔得以从容地进行他们的东北之旅，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当中。

三、考察与思考

有了他之前在内外蒙古、新疆等地的游历，这次9个月时间的东北之旅使拉铁摩尔确信，通过对东北的研究，可以对这块广阔地区有更深刻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在从美国哈佛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曾顺道经过日本，并与日本学者及媒体人士松方三郎、浦松佐美太郎、松本重治等作过相关交流，并向他们征询为调查研究需要，究竟是学习日语还是俄语的问题，最后听从了浦松佐美太郎的意见，选择学习俄语。这一选择，使他的视角更多地注目于亚洲的大陆而非海洋一侧，后来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拉铁摩尔对于苏联和日本的内在观感。

通过这次东北之旅，拉铁摩尔进一步明确地将东北与蒙古、新疆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加以通盘考虑，进而形成他关于中国“大边疆观”的总体看法。基于对族群与文化问题的重视，拉铁摩尔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地缘环境已经跟古代史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古代，由上述地区所构成的中国北部边疆曾经是“北方夷狄”频繁进出的重要地带，而到了近代，随着俄国一苏联、日本和其他西方力量的介入，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三种文明（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以及西方文明）彼此竞逐的舞台。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和他的妻子尽量去经历与体验更多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又在各个地区待上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以确保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不是浮光掠影。他所要做的，不是20年代美国年轻人那种时髦的游记式书写，而是综合了游历体验与前期阅读之后的自我总结。

但拉铁摩尔也意识到，中国东北这一特殊的历史一时空语境使他的研究无法完全脱离开对历史的重述与分析，因此，他的东北考察活动不仅仅是确立起一种对近代东北地区社会结构与族群结构的全新叙述，而是在对中原形成周期性压力的古老蛮夷部落行动的类型和体系，以及中原（尤其是中原文化对于夷狄）的相关反应的研究基础之上，来构建起自己对于族群与文化相互迁移的研究。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的这种族群与文化互动又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两者结构性纠结的大背景之中的，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扭转了草原ค与中原两大结构间的力量对比。他进而指出，在东北，本地区自身的影响力往往会支配当地的族群与文化，并引领着这一地区的权力走向，而直到拉铁摩尔进行考察活动为止，由机器文明的迅猛冲击而导致的东北生活样态的深刻转变以及古老东北传统的迅速瓦解，这可以追溯到跟中原、蒙古、苏联以及朝鲜和日本具有千丝万缕的地域性关联的潮汐效应（tidal influene）。 在这一讨程中，那些旧的力量继续留存，但却通过其他的行动加以展现。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这种推断，在1930年之后中国东北所出现的外来强权入侵正是传统的草原一中原二元格局向因工业文明介入而导致的各力量间冲撞★与重组转变的序曲。

跟他前几次的蒙古或新疆之行不同，拉铁摩尔的这次东北考察活动是带着明确的田野目标和学术关怀进行的。因此，拉铁摩尔这次东北之行的学理目标更为明确，并力图用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和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阅读所获取的新知，从而“不仅知道我们想要到那里去，更要弄清楚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而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拉铁摩尔准备从既有的经验中找到从事这次田野活动的方法与路径，并时刻关注到当时特殊的军事与政治局势，比如说当地兵匪成灾的问题，中苏之间就中东铁路发生冲突所造成的不安后果，以及在像东北这样一大块区域当中可能会突发的地方性问题等。

拉铁摩尔此次东北之行的详细路线，并没有像他之前的新疆之行那样被详细记载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从他后来出版的相关作品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相关的蛛丝马迹。例如，他们在寒冬的一段时间里，蜗居在东北西部边界一座泥墙垒砌的小镇旅店房间里，在这个地方，汉人移民多年前就移居过来，并开垦了很多土地。而在他们到达吉林省某座小镇中一座破旧茅草校舍的某间屋子投宿时，这里的居民主要还是满人。在春天，拉铁摩尔再次回到东北的这块西部边界地区，先是乘坐军用摩托车，之后又搭乘边境骑兵的马匹，深入蒙古人生活的地区考察。当松花江上的冰面消融之际，拉铁摩尔搭乘第一批轮船抵达四百英里之外的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这些船只不敢冒险驶入黑龙江，因为中国和苏联之间当时存在争端，所以这里还没有移民敢过来，拉铁摩尔只好乘马车前行，费尽心思，才到达黑龙江涨水河岸不远处的“鱼皮达达”（赫哲族）生活地。在不久之后的夏天，他又探访了海拉尔。

此外，拉铁摩尔还访问了奉天（今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吉林市等东北大城市，同时，也，探访了东北地区山岭之间的小城镇和寺庙。在那些较大的城镇，拉铁摩尔尽力跟当地所有民族的那些博学者会面，但他也发现，在乡下，他们很难看到一个外国人，因此除了他们之间交流之外，经常几个星期说不上一句英语。拜拉铁摩尔之前的游历经验所赐，他这次东北之旅并没有兴师动ฝ众，因此不需要专门的翻译人员，这次旅行的方式跟当地人的旅行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吃住都和当地人一样，以便尽可能跟当地人进行密切的交流。当然，这样做的回报也是巨大的，拉铁摩尔一路上收集到大量关于当地传统的资料，其中不仅包括神话和民间传说，而且还有一些当地老人的回忆录。而所有这些资料，对于今天我们的研究来说，都弥足珍贵。

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拉铁摩尔跟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过接触，如张学良、当时的吉林省长张作相、兴安屯垦区督办邹作华等人为他这次东北考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当地的一些爱尔兰、苏格兰和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也向他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那些毫不相识的中国人，也每每在拉铁摩尔一行遇到困难之际雪中送炭，令他们尤为感激。

从踏上东北土地伊始，拉铁摩尔就以比较性的视野指明了东北地区的独特之处，认为东北（以及邻近的蒙古地域）和其他定居地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不仅能够将其跟澳大利亚、阿根廷或者加拿大西北部区分开来，而且还跟非洲的欧洲人定居地区区别开来，这些地区的国际与族群因素与亚洲东北部的情况在类型上都是不同的。而从历史上看，东北又是东亚和中亚民众的重要迁移地之一。拉铁摩尔强调，在东北地区，近代殖民化问题不能仅仅以每年移居的殖民者的数量来衡量，也无法用所创造的新商机来衡量，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当地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历史力量，必须加以考虑。可以说，东北是世界的一个大风暴中心（storm-center）。这种风暴，不仅足以引起整个亚太的动荡，而且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在这次田野当中实际上发现的是一个具有全球史特征的地域与空间，而这种地域与空间又恰恰处于当时的几大强权力量之间，成为我们观察与分析当时国际地缘政治演变与发展的适当地点所在。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比较研究视角在拉铁摩尔这次东北之旅中鲜明地展现出来。这种比较不仅展现在他后来相关论著的标题当中，比如“汉化”与“西化”、“汉人”与“蒙古人”、“汉人”与“满人”、“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日本”、“公共地区”与“部落地带”等，而且他还在整体上对文明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反思。拉铁摩尔发现，在他所属的文明和中原文明观念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每种过程模式中的主体性差异，而且也是对其目的而导致的各个结果的客体性差异。这就是说，他必须以更为客观化的视角，站在非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观察东北的历史与政治变迁，并进而探究中、日、俄（苏）诸方在东北地区的博弈态势。

而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又就东北的某些特殊现象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概念与假设。由于他在东北蒙古人聚居区逗留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于蒙古人的少数民族政治问题产生了ส浓厚的兴趣，他在分析蒙古类型的边疆部落，并以此说明地理位置的历史作用的时候，结合东北地区独特的草原、森林、农耕地区三元结构，提出了部落南侵“贮存地”

（“Reservoir”0f tribalinvasions）的概念，并在他后来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加以进一步阐发。拉铁摩尔首先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构成状况从总体上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由于东北地区自身的独特性，这一地区往往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影响整个中原政局的事件。在整个历史时期，来自北方的蛮族对中原进行周期性的袭击，而交替进行的则是中原力量发动反击，击退入侵者并将中原的统治与影响渗入蛮族的领土之上。东北，有时候作为蒙古的附属，偶尔也会通过东北部落的独立行动，被纳入到这种周期性过程中已达数百年之久。这一地区实际上就成为东北亚历史上各方势力发展的“贮存地”与“缓冲区”，在当时也成为周边大国实力角逐的中心地带。中国历史上的游牧、半游牧力量就是从这一地区周期性地进入中原地区，进而确立起对于中原的部分或全部统治。这种周期性特征在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如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并不明显，而成为东北地区的特殊现象。在当时微妙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一“贮存地”概念的提出与阐发使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当时日本在东北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1930年5月起，拉铁摩尔对富锦及同江等地的赫哲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在富锦还遇见了正在此地进行研究工作的中国民族学家凌纯声一行。凌纯声先生在其所著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曾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著者在富克锦调查时，适有美人OwenLattimore旅行至其地，征得著者的同意，摄取此片（指赫哲族的萨满持刀图）。”尽管两人具体会面的细节没有留下来，但这一会面本身无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在西方学者对东北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考察与研究活动，双方之间开始在科学的层面上进行对话。如果说拉铁摩尔是一种他者视角所进行的民族学人类学分析的话，那么中国学者的活动则是以本位视角所描绘的民族志文本。中西方学者在对东北同一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交织，并一起被纳入到当时和之后的全球知识学术之旅当中。

（TheMongols D厂Manchuria）一书。

四、全球史与地方性：新的意义

如果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田野之旅，那么其意义可能不会跃出学术领域太多，而如果这次田野之旅直接接续着某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一田野本身就会具有跨领域的影响。

拉铁摩尔的这次东北之旅结束不久，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日本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从政治方面来看，使日本的影响力在东北亚进一步强化；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自身对东北的学术调查活动也由于日本的入侵而戛然而止，令人扼腕，尤其是当时正蓬勃开展的民族田野调查被迫中止，尽管凌纯声等中国学者在东北进行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调查成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最终在1934年出版，成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中国民族史上破天荒之著作”，但对这一地区的田野调查却再难深入，知识梳理、国族建构与国家认同过程在这段时间里无以展开，只得转向西南等同样亟待调查的未沦陷区。随着日本的军事占领，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文化认同建设从此中断，不能不让人扼腕。而恰恰是当时所作的这些研究，使得国际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东北的文化、族群与社会，并进而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这一地区更早的历史进行研究。“赫哲”研究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标志，成功地使中国东北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重点之一。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拉铁摩尔独特的边疆经历与媒介影响力使他对中国东北的调查活动被更多的国外民众所知晓，从而以更为超脱的视野对中国东北加以新的定位：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边疆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中国对这些边疆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威胁”。在拉铁摩尔的眼中，中国东北的未来不是日本的军事侵占所能决定的，它并不仅仅在于汉人移民比俄国、日本或者朝鲜移民更适应当地生活，而在于，在汉人生活方式、俄国生活方式和日本一西欧生活方式的相互竞争当中，究竟哪种生活方式能更胜一筹。“这种可能会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东北内部的底层争斗是由那些不同文化和民族移民以及文化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而在这种争斗当中，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传统、生活方式、种族和各地域在面对各种文化与民族时维护自身的努力、以及民族和文化将它们自身强加到各个种族和地域之上的努力，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本身。”他的™这种判断也就意味着，单靠所谓的军事强权是无法真正夺取中国东北的。在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前后普遍悲观的舆论氛围当中，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