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之梦和玻璃长城

陈欧缺席的聚会

2015年3月10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并不坏――虽然不像遥远的加州有金色阳光普照，但至少没有灰蒙蒙的雾霾。

下午的时候，在中关村创业大街黑马全球路演中心咖啡馆的三楼，有一个丝毫也不引人注目的聚会。十几个人围着桌子，喝着带气泡或者不带气泡的矿泉水，聊着融资和创业那点事儿。在中关村这个传说中的中国硅谷，如此画面毫不稀奇，简直时刻都在发生（仅2014年上半年，这里新注册的公司就超过了9000家）。略微不同的是，今天这些人，他们都从真正的硅谷回来，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

“当年那个谁，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辆二手奔驰，结果车开到旧金山就开不回去了，只好给我打电话……”

“是啊，最喜欢车的那拨人没做汽车，倒被我们这帮商学院的给做了。”

“我们这一届，15个中国人，其中8个男生，就剩下1个没创业了。如果以家庭为单位，100%都在创业。”

坐在涂志清左边的是一个比他瘦的男人，叫塔尔盖，内蒙古人，就是那8个男生中的一个。塔尔盖创业算晚的。去年，他从一家跨国公司辞职，正打算开自己的第一家连锁口腔诊所。

坐在涂志清右边的是一个比他瘦的女人，她叫舒为，比他低一届。在这个小圈子里，舒为以个头高、嗓门低以及创业次数多而著称。她拥有一个家具设计的线上品牌，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创业了。

涂志清的天使投资人也来了。这笔钱来自真格基金，这家机构的总经理方爱之也是他的师妹。她坐斜对面，在笑。她是该笑，因为这一桌子人，差不多一半是拿了真格的钱。这些人里边只消再出一个半个陈欧，她的两位老板、著名的徐老师和王老师，就会比她笑得更欢。

还有刘延锋，他是陈欧的同班同学，会是他吗？这个据说“长得像李彦宏，但比李彦宏还帅”的家伙，他迟到了20分钟，只好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当年，他和涂志清夫妇、塔尔盖一块儿上过斯坦福商学院的旗舰课程之一S356（Evaluat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评估创业机会）。那会儿，他们写过一个有机蔬菜连锁零售的商业计划书。当然了，那不过是一个模拟的创业项目。不过，在毕业第五年的时候，刘延锋终于也放弃了圈内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的光环，开始了真正的创业。这是一个名为安心de利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专注于产业链和资产证券化。目前，已经进行了两轮融资。

还有几个哥们儿坐在桌子对面：何搏飞、肖广、胡丹。这仨都是西装加风衣的外企风格打扮，看起来彼此也更熟一点儿，常聊天的样子。何搏飞是格灵深瞳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相当热门的公司，研究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据说，徐小平、冯波和沈南鹏为这家公司未来的估值打过赌，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3000亿美元。

何搏飞和胡丹老早就认得，而且是胡丹帮他拿到了红杉资本的A轮融资。说起来，当初方爱之在真格基金的工作还是胡丹帮忙撺掇的呢――不过，胡丹也早就从红杉辞职了，他现在是一款移动消费金融产品的创始人。有时候，何搏飞会跟胡丹开玩笑：“你一个VC出身的人创业可真不容易――眼里看到的全是RISK（风险）。”

至于肖广，他有一张比涂志清更娃娃脸的面孔。他是何搏飞的小老弟，当年两家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他亲耳听到老何一个又一个创业计划，又亲眼看到老何一次又一次开始打工。前年夏天，老何终于绷不住裸辞了。一年以后，受他的影响，肖广也颇为热血地从百度辞职了。春节之前，2月9日，肖广才刚刚注册了自己的新公司。简单来说，这是一款类似“加油站的滴滴打车”的产品，满打满算才一个月，还没正式上线呢。

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话题慢慢从插科打诨、同学叙旧变得严肃起来，不好跟外人开口。这帮老同学，其实也老大不小了，三十出头，全在创业的头三年，全在天使和B轮之间，里头好些连产品都还没上线。这就是说，正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再加上斯坦福、大公司、VC、投行、咨询公司的履历……这么着吧，用一位小伙子的玩笑话说，当年在“四大”的时候，恨不能只住五星中的五星，钱包里只有白金卡，没想到现在一创业，出差都开始住招待所了。

人到中年，时不我待，就是这么尴尬。当年毕业的时候，就有教授交代：斯坦福这个名字，只够你们用5年。言下之意，如果5年之后还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斯坦福的某某”这种前缀，那只能说明一事无成。

又过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谁在微信群里喊了一嗓子，大家开始三三两两地往外撤，一起去吃西北菜。“那天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聊各自遇到的问题。”何搏飞后来说，“大家没有一个端着，没有一个装，互相帮忙出主意。”

几天以后，我在圆明园附近的办公室里又见到他。他穿得雅痞，一条紫色的长裤，搭配红色的袜子，胡须经过精心修饰。他的办公室也跟他的打扮很相配。这是一座中式风格的大院子，有假山、草地和湖水，他的家人和一部分同事就住在这里。看起来，这是一个享受惯了的人。不过一旦忙起来，他连续两个礼拜也没时间跟家人吃一顿饭。

何搏飞今年33岁了，就跟他的名字一样，他很珍惜这次创业机会。他就像个大龄女青年，想要尽一切力量抓住这次来之不易、姗姗来迟的恋爱。说起来，他的前半生有过无数次缘分。中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做过自动售货机;大学的时候，他设计了一款自动冲水马桶，一个人跑到唐山去找工厂;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宝洁工作，又有机会做贴牌化妆品;从斯坦福回国，他本来打算做一个类似AF的连锁服装品牌，但不知怎么又放下了。一年之后，他又动过做汽车后市场的念头，但也没真动手。 后来，连他的朋友、师兄陈欧都被他的磨磨唧唧给搞烦了，直接劝他：“创业就是要开始干，干着干着就知道了，哪怕转方向呢。”

2010年，陈欧找过他。当时，陈欧的游戏广告生意不怎么好，正想转型做化妆品，跑来拉他入伙：你懂化妆品和渠道，我懂互联网，我们一起来做。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悄悄跟我说，做得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两万块钱呢。我跟他开玩笑说，两个MBA一块做成事的几率挺低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四川人，性格挺像的，都比较强势。一开始肯定是你懂渠道我懂互联网，一旦不顺了，肯定就是你也不懂互联网我也不懂渠道。他当时跟我讲，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第三年上市……我觉得，扯淡。”

2014年5月16日，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市值接近40亿美元，创始人陈欧则成了“15亿美元先生”。这是一个会被载入史册的成就：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是斯坦福人在中国创业所取得的最终极的成功。至于陈一舟，你知道，人人网的市值已经缩水了80%。

后来，陈欧见着何搏飞，总也没忘了逗他：看吧，当初找你你不干，你看现在多少个亿了……说实在的，陈欧和聚美优品的神话对所有后来的斯坦福人都是个巨大的刺激。大家都还记得，入学的时候他是怎么跟大伙一起到超市买东西，怎么玩德州扑克和高尔夫，怎么一块买便宜的二手车。当年并没人觉得陈欧特别出挑――斯坦福牛人多了，一个自信、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根本不算什么。但就算在美国，毕业5年就上市的例子也不多呀。你看，非要拿钱来算的话，当年Instagram卖给Facebook，也不过10亿美元。

在这个3月的聚会里，陈欧无疑是“缺席的在场”。他的成就像个人人洞悉又不好多提的秘密，在房间上空隐隐弥漫。只有何搏飞这种直肠子的实在人，才会把话讲出口：“他做到了，确实牛逼。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原来这事可以离我们这么近啊。这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大家都创业了。”

所谓“这事”，没人好意思承认说，是指赚取大笔金钱，获得世俗成功，证明自我价值。从某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斯坦福毕业生都不会缺钱，因此也没有人愿意直截了当地谈论钱，真把钱多当回事。他们在斯坦福习得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钱不重要，改变世界比较重要，做自己心之所系的事比较重要。

不过，金钱还是斯坦福人证明自己的一个重要介质――就像文字是一代巴黎文人证明自己的介质一样。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海明威回国之后小说写得好了，菲茨杰拉德尚且要奋起直追一番;今天陈欧混出来了，众人便纷纷大着胆子往潮水里跳，也是平常事。

流动的盛宴

开车沿着University大道一直往南，沿途经过两排高高的棕榈树，很快就能看到一座四方形的小广场，周围是鹅黄色的西班牙风格✔建筑。站在广场中心的喷泉边上稍微踮踮脚，就能看到那座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胡佛塔。这座建筑的命名者是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学生、地质系毕业生、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斯坦福大学到了。

还有更多的校园建筑是以人名命名的：Gates、Allen、Moore、Varian、Hewlett、Packard、Clark、Plattner、Yang、Huang。这意味着，有更多伟大的企业能够追根溯源地和斯坦福扯上关系：思科、雅虎、谷歌、惠普、SUN、耐克……根据校方的统计，这®个数字大约在8000家左右。未来，等你IPO赚到3000万美元之后，你也可以命名一座大楼。如果没那么多钱，至少也可以捐个教席，或者赞助一项实验。

过去50年，在斯坦福校园周边发生的事情像是一次“创业大爆炸”。真空三极管、搜索技术、iPhone、社交网络，全都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车库和咖啡馆里酝酿起来的。最近几年，马斯克的SpaceX和彼得・泰尔的“海洋家园协会”项目又为硅谷带来了新的工业英雄主义色彩，已经有人把它拿来跟雅典文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和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相提并论了。

20年代的巴黎，那意味着奇闻逸事、千奇百怪和无所不能。海明威这么形容：“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座流动的盛宴。”现在看起来，假如把“巴黎”替换成“斯坦福”，这句名言十有八九一样成立。

斯坦福确实让人大开眼界。在这个春日下午的聚会上，不止一个人回想起当年在斯坦福的奇遇。尽管已经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了，但话讲出口还是忍不住要啧啧称奇一番。比如说，陈曲在上学的小路上一拐弯，就看见蒂姆・库克正站在路角吃冰淇淋。又比如说，涂志清在上完埃里克・施密特的课后，被邀请到他家里去开派对。再比如说，何搏飞在课堂上和安迪・格鲁夫一起讨论中国的电动车市场，遭遇对方的诘问，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还比如说，刘延锋在某一堂课上的导师恰好是某一位“互联网之父”，而这位恨不得年届七旬的老人，他说，我知道你们太忙了，要不我帮你们打字好了。

这些相遇意义重大。原来世界这么小，仿佛触手可及。斯坦福一位社会心理学教授说：“如果这门课你什么都记不住，你哪怕记住一点，那就是环境对于个人的影响是远远超出你想象的。”

见的牛人多了，免不了备受鼓舞。可这点勇气又往往在同学里面备受打击。这里有个专有名词，叫作“斯坦福鸭子综合征”。顾名思义，斯坦福的学生犹如湖水表面的鸭子一般优雅滑行，但殊不知水面下有双掌在拼命用力。 何搏飞用“碾压”以及“全面碾压”这两个词来形容自己初到斯坦福的感受。这种感受在中国学生当中相当普遍――“斯坦福怎么把我给招进来了？”

他一直记得那种“脸着地”的感觉：觉得自己唱歌不错，结果同学里有两位格莱美获得者;得意地学会了跳伞，结果有个同学是法国特种部队的;好不容易概率统计考了99分，结果发现身边同学都是100分。“我之前的世界观就是，只要我努力，就能成功。可来了斯坦福好一阵子我都觉得，不管我怎么努力，事情都做不成。”

陈曲是2011届MBA，出国前，他原本是有名的游戏玩家。可是在斯坦福，他的室友更甚，自己随便设计了一款游戏，轻轻松松拿去上线，瞬间就商业化了。王孟秋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博士，他的同学因为不耐烦自己找房子，干脆花一个礼拜自己设计了一款找房子的软件，然后就成了一个创业项目。到现在为止，方爱之毕业4年多了，她的同班同学已经有两个成功的创业项目，其中一家招聘公司已经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在斯坦福，很多学生都能够从身边的教授和同学那里获得创业的帮助。Snapchat就是斯坦福产品设计系某门课的class project，当时班上的三十名学生是Snapchat的前三十名用户。后来创始人Evan Spiegel决定休学把Snapchat当成事业做下去，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博士毕业之后，王孟秋的导师Chris Manning知道他想创业，特地推荐他在硅谷的Xseed Capital工作了一年，参与各种创业项目的讨论。此前，他是个狂热又散漫的学生，开过冰淇淋店，做过大数据处理的小公司，也在阿里和twitter工作过，但这一年仍然对他大有裨益。

“有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公司，光从工程师回头看你的眼神就能知道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2B的公司只要有关键资源，花个五年十年总能做起来，2C的公司就难多了，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做的东西消费者是否真的需要。这一年，我确定了一件事：将来创业，我要做2C，绝不做2B。”

和哈佛人不同，斯坦福人更乐于创业，而不是去大公司求职。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Crimson》曾经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

另外一份报告数据显示，2004年前后，麦肯锡在全球的合伙人中，毕业于斯坦福的人数还不比哈佛少，但是到了2010年前后，仅以麦肯锡中国为例，整个公司只剩下一位斯坦福毕业生。按惯例，一位应届MBA要升迁至合伙人大约需要8年时间。算一算，大约从1996年开始，斯坦福人就变得不愿去大公司工作了。这时候，斯坦福人正在迎接一波科技股狂潮，而这波狂潮的标志之一就是雅虎上市。如你所知，这不过是又一家由两个斯坦福学生在车库和实验室里创建的公司而已。

现在，王孟秋在北京的中关村和朋友合办了一家公司。这间办公室好比当年的雅虎，犹如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只有一二十个员工、散乱摆放的实验零部件、吉他、贝斯和无人打理的洗手间。下属们管他叫“老王”，尽管他看起来比33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他还是个大学生的样子，也喜欢用大学生的方式聊天，谈论后摇滚音乐、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黑塞的小说。他像个穿了一半西服的嬉皮士。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名片上，显得有点轻浮。他又非常礼貌地拒绝谈论自己的无人机项目（做无人机的都从来不谈无人机，这难道是个隐秘的新潮流），显得相当稳重。

大约一年半以前，王孟秋打算回国创业。金沙江基金硅谷办公室的创始人林仁俊给了他一笔钱和一个建议：回去之后，花三个月时间踏实待着，什么也别干。

王孟秋没听。他大概是那种谁的话也不会真听的人。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又找真格和IDG各要了一笔钱，组建了一个7人团队，租了华清嘉园的小房子，就打算开始干了。他大概算了一下，这么一笔钱，在硅谷创业够花9～12个月，在中国则够两年使用。但为了让公司尽快运转起来，他还是忙不迭选择了一个方向：团购优惠券。项目进展很顺利，不到第三个月，他马上就要拿到100万人民币的订单了。

“那天从国贸出来，怎么都不对劲。”他回忆说，“我连手机充电器都没带，直接打车去机场，买了张机票就去黄山脚下住了三天。”

从黄山回来之后，王孟秋挨个找投资人、合伙人和员工谈话：对不起，但我不能做这个，这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个订单只要一接，公司就会朝着完蛋的方向飞奔。这就是说，他的小公司会沦为大公司的供应商，从事调配资源而无创造性可言的项目。

“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有两样。第一，钱不重要。我们实验室至少有两个谷歌前一百号员工，都是亿万富翁，一样花8年时间来读博士。第二，做研究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千万不能自己骗自己。”

结∞果让王孟秋自己都意外。他的投资人和合伙人对他说：Thank God，还好你不做那个，真的不靠谱，我们还不好意思跟你说。王孟秋松了一口气，回想那“三个月啥也别干”的建议，心想，真是个金点子啊。

找到那件事

几年前，斯坦福工程学院机械系硕士蒋涛去巴黎一所大学做课题交流。对方知道他来自斯坦福，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这些斯坦福的，居然也愿意认真做研究啊，呵呵。

在斯坦福的小圈子里，这种说法会立刻招致对方的不满，继而是一大串诚心实意的解释。就拿方爱之来说吧。“我不想做投行，也不想学营销。”她讲得很明白，“我曾经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斯坦福教会我什么，就是让我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帮助我找到一个方向。”

方爱之的故事并没什么特别的。她的父亲是中国一位声名显赫的投资家，因此，跟很多同样出身的孩子一样，她的难题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要跟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打交道，而找到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方向就显得加倍艰难。她做过很多努力：考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投资机构工作，辞职学中文，去甘肃边陲做慈善……但她始终不了解，她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她自己。于是，她打算去斯坦福看看。

现在看起来，斯坦福和其他大学最大的不同是，它愿意接受所谓“怪咖”，也就是有困惑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依然在制造影响，这里的文化氛围与东岸截然不同。女生们在大冬天穿着超短裤，推开教室，门口挂着滑板，周围听得最多的不是英语，是西班牙语。你看见教授在发呆、打字或者织毛衣，但他突然一抬头提个问题，一针见血。如果明天有同学跟你参加同一个面试，他一定会坐下来跟你讨论，而不是暗暗瞅着你较劲。这种厌恶竞争的颓废感正是嬉皮士精神的精髓。

一段时间之后，辅导员要求12个学生互相打分，进行影响力排名。方爱之被排在倒数第二名，她委屈得大哭。“我发言非常积极，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被看到？因为我是亚洲人吗？因为我是女人吗？”

在后来的课程交流里，同学帮助她寻找痛苦感受的心理根源。她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之所以这么在乎别人的评价，是因为从小到大都过于在乎来自父亲的评价。她有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其威严谨慎的程度和优秀程度呈正比。“可能他也很为我骄傲，但很少说出来。”长久以来，父亲成了她的超我的化身，常常和她的本我起冲突。这一发现让她内心的小女孩终得解脱。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课程显得有点神神叨叨，而且并不实用。但它确实是斯坦福商学院ϟ的三大王牌课程之一。通过这样的谈话，一个人得以了解自己，学会和他人沟通，并且有可能把这些技巧运用到公司管理中去。相比之下，诺贝尔获奖教授的期权定价模型、各种创业实操课程，反倒显出术和道的差别。

一位斯坦福文科教授解释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一种知识是关于数学、物理、社会……但还有另外一种知识，是人对于自我的知识。这种知识丰富一个人的心智，锻炼他的想象力。如果这两种知识不能连接起来，那么教育是盲目的。”

刘延锋有一个更加动人心弦的和解故事。他今年34岁，看起来衣冠楚楚，是个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其实不然。在他15岁那年，原本坚强能干的母亲身体突然出现状况，家里的生意也受到影响。头顶的一片天塌了，刘延锋意识到自己需要站出来独自面对风雨。他开始特别努力地想要保护家人。这之后的很多年，他给自己的使命就是让家人相信自己，对未来重塑信心。他一直独自承担巨大的压力。他选择承受压力的方式非常夸张，就是永远要考第一名。每次拿到第一名，他都能看见妈妈的微笑。他连续考了8次全校第一名。上大学的时候，他每周六晚上七点准时给家里打电话，每两周写一封家信――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学习总结。他永远列表一二三四，告诉家人，这两周获得了哪些奖项，组织了哪些活动，而接下来半个月的安排又是什么。

前一阵，刘延锋看赵薇的《致青春》，感同身受。“赵又廷那句台词说的不就是我吗――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那些年里，我真的就是这样。”

在斯坦福，刘延锋也经历了Touchy Feely的洗礼。这不啻为一次情感启蒙。从觉得“我的内心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拷贝”、“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人诉说，也从来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到开始一点点放开自己。可以说，课程前后的刘延锋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他很少去关注自己的情绪，人生似乎是一个由他设定好目标函数的最优化求解过程，正像是他所精通的各种复杂金融交易、定价和金融模型。这种极其理性、苛求完美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的职业生涯――他确实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投资银行家。你要知道，他在去斯坦福的飞机上就把两年的学费赚回来了（当然，一年之后遇到金融危机又赔回去了）。

“这种近乎自残的完美主义倾向和自我成长方式，带给我本人的压力，由于自己早已习惯，我已浑然不觉，但必然会对身边的人产生无形的压力，虽然我自己从不希望这样。”

刘延锋开始更加敏感地了解自己的感受和别人的情绪，真正去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分析别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从而更能理解别人本来似乎不可理解的行为，更有耐心地去包容别人的错误，去无条件地爱别人。他一直记得Joel Peterson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捷蓝航空董事长）在他们临毕业时与他们分享的话：“I can love the people I don’t like。” 在斯坦福，让刘延锋记忆最深刻的另一件事不是参加巴菲特公司年会，而是和家庭与爱有关。他刚入学时就碰到美国Capital One银行的创办人回校演讲。创业之初，在他经过多年努力后，公司取得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当他回家告诉妻子之时，妻子却哭了，因为担心他从此会变，会无暇顾及家庭亲情。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立即给了妻子一个承诺：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变了，你就告诉我，我第二天就离开公司，回家陪你和孩子。

那次聚会上，刘延锋迟到了。当别人都在聊学校趣闻逸事的时候，他冷不丁开口，说的就是这段往事。因为没有语境，这话难免叫人不以为然，像是又一个冠冕堂皇的人在说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如果意识到刘延锋这些年的变化，你就会恍然大悟――他好像在说家庭，其实还是说的本我，那与任何创业、金钱、名望和成功无关，是一个人情感的自由流动。

野兽的小时候

2010年，陈曲刚刚从德意志银行跳槽到红杉资本。说起来，他不过是从大望路的一栋写字楼换到隔壁另外一栋写字楼上班而已，但感觉像是两个平行世界。

他的同事胡丹带着他去看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早期项目。在一间堆满化妆品盒子的简陋办公室里，他认识了一个刚刚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的年轻人。

“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陈曲回忆说，“我以前做投行，见过的企业家都是背着手，带着人，跟他说完话恨不得退着走的那种人。可是他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从里到外的自信，而且他的人和他身处的环境有巨大的反差，可是他轻易就接受这种反差。这让你觉得，他一定是个somebody。”

这个年轻人就是陈欧。当时，他正在最糟糕的时候，第一个创业项目夭折了;也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几乎立即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打算不管三七二十一试它一把。这种状态对于习惯了埋头熬夜写报告的陈曲来说，有着巨大的感染力。不到一年，他申请下来斯坦福的offer，坐上了从北京到旧金山的飞机。

现在看起来，恐怕这次见到的年轻人大都处于当年陈欧的那个状态：尝到了创业的滋味，吃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亏，晓得中国的创业跟硅谷的神话不是一回事，好在还年轻，吃得了苦，于是迅速预期回调，抖擞精神，再来一把。

陈曲出生于1986年，今年还不到30岁，有点乐呵呵的孩子气。和大部分同学一样，陈曲在斯坦福找到了自己的梦想。他是一个重度游戏玩家，从小迷恋各种线上游戏。本来是随便玩玩，可斯坦福那种近乎原教旨理想主义的东西让他慢慢开始认真了。他发现，中国几乎所有优秀的游戏设计师薪水都不高，大量的利润被大公司和发行端赚走了。他在想，也许可以借鉴好莱坞的传奇影业，做一家专事游戏研发的孵化器公司，让有才华的设计师能够发挥专长，得到更合理的报偿。

2013年，陈曲毕业回国，创办了一家名为星云素的游戏公司。在他的想象当中，自己好比是仗剑英雄，指向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黑暗之处，此去艰险，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决定从第一款游戏的研发开始启动。但是很快，他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失败。

“我们的才华根本不支撑我们的理想。”他说，“这就好比，你写了一个阿凡达的剧本，但是你的摄影师根本没有能力把它呈现出来。”

当时，陈曲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美术师，于是在这个落地环节里使用了外包公司。但是，供应商总归不能第一时间深入理解策划团队的要求，再加上创业经验不足，自己团队的设计要求也一变再变。一来二去，外包公司主动结束了合作关系。半年之后，游戏勉强上线，没有获得任何影响，基本就是废掉了。

到现在，又有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陈曲的第二款游戏已经制作完毕，正在等待4月底正式的海外发行。汲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他搬了新的办公室，补充了新的团队，而且拆掉了办公室里所有的门，以示无所忌惮。他形容这种心情好比临产，有点忐忑，有点亢奋，也有点因为等待太久而产生的不耐烦。“快点来吧。”他说，“我好知道自己是一脚踩在地上，还是踩在屎上。”

涂志清比陈曲大好几岁，是这拨人里边比较早开始创业的。和陈曲一样，他也经历过一次挫败，而且，他那次比陈曲还要严重得多。

2010年底，涂志清从今日资本辞职，打算做一家服装库存清仓的电商。这时候，市面上已经有唯品会、俏物俏语、走秀网、魅力惠这样的同类项目。但涂志清看来看去，觉得还是有机会：他们卖到六七折，我只卖一折。我0.3折的价钱就能拿到货，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毛利。他的想法得到了真格基金和险峰华兴资本的认可，拿到了折合600万人民币的天使。

2011年9月，这家名为“一折网”的电子商务网站上线了。但很快，涂志清发现问题严重。

首先，他的创始人团队和投资人全都是男性，投资模型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没料到，女性用户最在意的点不是款式，也不是品牌，更不是价格，而是随时要有新品上线，但一折网每天只能看到六七款衣服。

其次，网站的运营成本极高。唯品会有100款衣服的库存，雇佣模特和拍照的成本竟然和一折网七八款衣服的成本是一样的。那时候，涂志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跑库房，每每看见一群大男人对着堆成小山一样的女装，拆线头的拆线头，贴标签的贴标签。

再次，一折网的衣服是尾货中的尾货，便宜归便宜，但他完全忘记了一件事：一件过丑的衣服，别说便宜卖了，就算贴100块钱出去，女人也不愿意穿上身。

“现在看来，当时的团队也找错了。”涂志清说，“我们的采购总监是从巴黎最好的时装学院回来的，非常潮，在她看来，这些衣服全都一样丑，所以彻底丧失了鉴别能力。其实当时不如从百货店请买手，把中档这个层次做出来。”

半年之后，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2012年3月，唯品会上市，股价跌得厉害。对于涂志清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情：他再也融不到钱了;货源被唯品会垄断，他再也买不到新衣服了。

现在回想起来，涂志清说，他从上线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不对劲，但一来不好意思跟投资人开口，二来也不想认输，于是硬着头皮做。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时刻，他还在看大众点评创始人的奋斗史，告诉自己要坚持。 于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斯坦福MBA带上所有的衣服，坐长途汽车来到了河北邯郸城乡结合部。这是他最后一线希望，也许在网络覆盖和审美程度都不够好的地方，这些货物能够低价卖出去。结果又一次让他失望：恐怕就算对华北农民来说，他的衣服也过于丑了。

第一次创业以这样的结果告终，其实谈不上伤感，倒是有那么一点喜感。这会儿，涂志清坐在亦庄的二手车卖场办公室里忆当年，简直乐不可支。他是个快活人，一边讲一边笑，觉得自己当年简直愚蠢到了幽默的程度。他其实不是个害怕失败的人，当年连续高考两次、斯坦福连续申请两次的经历告诉他，这辈子要做个什么事，绝不可能一次成功。

时过境迁，有分析师经验的他老早就给自己复过盘了。

“斯坦福的人出来创业，最容易犯这么几个错误。第一，你看过很多成功的公司，挑刺很容易。但等你自己真去做了，你会发现，人家不见得不知道那儿有问题，只不过经验足，知道那不是重点，先不用管。你呢，完美主义，眼睛揉不进沙子，一看小事就兴奋了。这反而说明你不行，没抓住重点。第二，创业公司不需要什么都强，但是要有一招鲜的东西。我是MBA、大公司和咨询公司出身，战略分析能力比较强，但是既没做过互联网营销，也没做过服装采购。第三，很多人认为我们战略能力强，执行能力弱，其实也不是。你想，我们在咨询公司写东西，那么一点时间做那么多事，执行力是不弱的，至少肯吃苦。但我们缺的是什么？缺打法。在战略和执行之间的那层东西，就是打法。打法就是接不接地气的东西。”

来回折腾这么几次之后，涂志清心里已经有底了。“优车诚品”是他五年来的第三个创业项目，正在频繁约见B轮的投资人。这回，他觉得靠谱，因为他爱帮人捡便宜，这回总算挑了一个重决策、高单价的东西卖。

不知道涂志清是不是清楚，他还有几位同学，正处在他几年前的焦虑期。肖广第一次创业，上来就做了一个加油站O2O的项目。公司成立一个月，才刚刚在二线城市做完测试。他有点忐忑，希望能有一个BIG HIT，又担心反响不如预期，最怕的是，万一市场反响不好也不坏，那是要继续做还是立刻调整方向？

前几天，肖广和美团网的一位高管聊天。对方问他，全中国有多少家加油站？他说，9万家。对方又问，你打算怎么个速度？他说了一个数字。对方问，你为什么不找两千个人、两千台车，让他们在全国跑，不要停，这样理论上来说，数字会是你计划的三倍不止。

“在中国做互联网有三板斧：圈地、拿钱、精细化运营。你可别把这三件事给做反了。”

肖广被震了。原先，他在壳牌石油工作，这家外企花了十年时间收购了中国1000家加油站，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作战计划已经够轻巧够快速了，结果人家几句话让他开始了深刻反思。接下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密集约见百团大战中的战斗者，希望能把地面推广做起来。

“我们这群人，还是不够hungry啊。”他感叹说，“我们受过的训练，总要求系统完美性、逻辑自洽性，总希望它是美的。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所有的资源和智慧，不过只能换来几个月的先发优势。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可真创了业，你会发现，创业需要会的十件事情里面，你可能只会两三样。”

有时候，肖广会约他的哥们何搏飞聊天，说说困惑，讨讨法子。结果，两人真是说到一块儿去了。创业公司有大有小，但他们面临相似的问题：规模，规模，还是规模;速度，速度，还是速度。

按理说，格灵深瞳是一家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公司，它的安防监控产品已经拿到了中国四大银行客户，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何搏飞并不满意。

“2B还是传统生意。跟客户吃饭、下单、生产。好处是来钱快，可量起不来，从百到千再到万，每个阶段都以年来计算。我们得做互联网的生意，那是以月甚至周来计算的。”

几天前，何搏飞和同事们开会，确定了一个原则：任何战略讨论到50%打住，剩下的就是决策和执行。回想之前无数次创业未遂的经验，他打定主意这回要更有血性一点。他讲了几个不允许对外透露的2C应用场景，显然是已经做好决定了。

比起十几年前那个捧着马桶就往唐山跑的少年，今天的何搏飞仍有不可救药的乐观。“我们今天拿了这么多钱，就是要披荆斩棘地杀出来。我看到前面的一点光明了，能不能把这条路砍出来，就看我的了。”

尾声

2009年，肖广申请斯坦福MBA的时候，杨宁以校友的身份帮他做过一次面试。当时，杨宁已经结束了空中网的业务，正在五道口做悟空搜索。但那也是他创业生涯的晚期了，有点身心俱疲的意思。

当时，杨宁问肖广：“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

肖广说：“改造中国石油零售行业。”

杨宁比肖广大9岁，他像个老江湖一样笑了：“不可能，那是一个资源导向的行业。”

那一年，肖广25岁，他不服气，跟杨宁争辩了一番。6年之后，因缘际会，他竟然真有机会做自己当年最想做的事情。

4月初的一天，杨宁坐在国贸的写字楼里暗暗发笑。他早已不记得这段往事了。如今，他的身份是乐博资本的创始人，投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项目。

“他们啊……”他咳嗽起来，吞了一粒药片，“在斯坦福待久了，被理想主义影响过之后，你的情商和现实世界是脱节的。”

“为什么？”

“屡次受打击之后，你就会预期回调了。当年，我的团队还造过反呢，集体罢过工呢，也被黑过钱。当你在上市之后都被人陷害，被人在媒体上攻击，各种举报，运用各种关系打击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江湖和人心的险恶。一开 ت始，大家都会理想主义，不切实际，最后天地不仁，视万物为绉狗，市场会教育你。”

杨宁今年40岁。他和陈一舟、周云帆一块儿，算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斯坦福先驱。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没有一家真算得上成功。如今，他成了一个信奉王阳明的天使投资人，谆谆告诫年轻人们，不可过于理想化，以及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在他看来，中关村虽有中国硅谷的美名，但和美国创业压根不是一回事。如果带着斯坦福那一套回来干，迟早会碰到一座玻璃的长城――美好得闪闪发光，触手可及，但死活无法穿越。

肖广创业一个月，对此他还处于半信半疑的状态。他记得，在斯坦福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一个教Touchy Feely，教导学生相信他人，追求梦想;另外一个教Paths To Power，教导学生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果导向，不择手段。每一年，这两位教授都会进行公开的大辩论，引来无数看客。

“我也不知道两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但我想，中国还是需要斯坦福这样的创业者吧？总不能都是土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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