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秤星座的后现代批评评析

《重新思考历史》一书的作者凯斯詹金斯认为:“过去，并不是打包好的现成故事，只需等历史学家来传递。历史学家在研究文献资料时总是会带着当代的看法和目的，这些看法和目的形成是历史学家无法逃避的语言迷宫。”他还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解读，为当代特定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服务。”[5]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只有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所以过去的事情一旦和对现在生活的兴趣相结合，它的关注点就不再是过去，而是现在了。这种对现在的兴趣引导人们去研究历史，确切地说是唤醒和复活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历史，理解历史，重构历史。”[6]“回归历史”、“重构历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当代小说的一大特点。里德和ฟ多克托罗再现了20世纪初的纽约市，品钦、海勒、科辛斯基和冯内古特重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厄普代克记录了肯尼迪和尼克松总统在任时的美国历史，库弗呈现了罗森堡间谍案审判的历史。大卫科沃特认为后现代历史小说至少有以下这两种目的或功能:一是探索过去;二是间接评论当代社会问题。[7]这些历史小说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之中，重构了美国历史，针砭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他是小说家中的历史学家，创作了多部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小说是《天秤星座》。这部小说在出版当年有数周高居畅销书榜，并作为主选书目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2006年，《纽约时报书评》杂志组织125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评选“过去25年最好的美国小说”，唐德里罗有3部小说入选，其中一部就是《天秤星座》，由此可见其持久的魅力。这部小说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初冷战时期美国复杂的社会现实，重构了不同于官方版本的肯尼迪遇刺历史。

《天秤星座》重构美国历史

《沃伦委员会报告》

肯尼迪遇刺事件震惊了美国和全世界，大家不禁要问:谋杀总统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单独作案的吗?为了给世人一个交代，肯尼迪遇刺身亡后转正的约翰逊总统成立了沃伦委员会，就肯尼迪总统遇刺及犯罪嫌疑人奥斯瓦尔德随后被杀展开全面调查。1964年9月，沃伦委员会最终呈现给约翰逊总统一份888页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沃伦委员会报告》。《报告》的结论是:暗杀肯尼迪总统纯属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背后不存在任何阴谋。沃伦委员会把奥斯瓦尔德的犯罪动机主要归结为:“对一切权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当时大多数人接受了沃伦报告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从沃伦报告中发现重重疑团。尤其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发生后，各种阴谋理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普遍认为，肯尼迪遇刺案背后一定存在阴谋。“肯尼迪遇刺已经成了阴谋论的同义词”[8]。迫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在1976年，一个由美国官方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又对肯尼迪遇刺案重新进行了调查。通过三年的调查，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嫌犯奥斯瓦尔德打了3枪，他的第3枪杀死了总统，但同时指出肯尼迪遇刺案“存在阴谋”，很有可能还存在另一名枪手。至于谁卷入了阴谋，该调查并没有得出结论。肯尼迪遇刺案至今仍扑朔迷离。

《天秤星座》的颠覆

《天秤星座》颠覆了这两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在小说中，肯尼迪遇刺事件并非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他背后隐藏着一个阴谋团伙。这个团伙的主要成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另外还有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受到肯尼迪兄弟打击的黑社会成员以及其他的反共右翼分子。小说的叙述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奥斯瓦尔德的人生故事和阴谋团伙策划暗杀总统的故事。随着阴谋者接近、威胁、引诱奥斯瓦尔德，两条叙述线汇合到一起。奥斯瓦尔德参加了两次暗杀行动。第一次是他自己策划针对种族主义者、反共极右分子沃克将军的，但如同他做过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次行动也以失败告终。这次暗杀未遂的行动引起了阴谋团伙对他的注意。由于其亲共的政治背景，奥斯瓦尔德符合替罪羊的条件。中情局特工沃尔特艾弗雷特因为不满肯尼迪总统在猪湾事件中的表现及其事后对中情局严厉的处置，伙同其他几名特工，密谋策划暗杀行动，为重新入侵古巴寻找借口。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不能把枪口对准卡斯特罗，那就不妨把枪口对准肯尼迪。当然，艾弗雷特不希望真的枪杀肯尼迪，需要做的是错过他。“我们不打到总统。我们错过他。我们需要一个无比壮观的失误”。[9]他们计划通过奥斯瓦尔德把暗杀事件嫁祸☁古巴情报部门，从而为美国攻打古巴、从卡斯特罗手中夺回古巴找到借口。然而负责执行秘密行动的中情局特工麦基另有自己的计划。麦基认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中背叛了他们，想到猪湾事件中惨死的战友，麦基决定杀死肯尼迪，而不是艾弗雷特希望的一次暗杀未遂事件。肯尼迪最后死在了麦基的手下、古巴流亡分子的枪下。奥斯瓦尔德准备向肯尼迪的车开第3枪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人先动手了，他意识到自己成了阴谋者的替罪羊。

奥斯瓦尔德与美国后现代社会

小说有一半的章节讲述奥斯瓦尔德的传记故事，以他人生重要的地点为标题，从纽约的布朗克斯一直到达拉斯。他母亲的讲述和他本人第三人称的叙述为我们再现了他那充满着贫困、挫折、失败和绝望的人生。奥斯瓦尔德是个遗腹子，母亲忙于生计无暇管教他，家里陪伴他的常常只有电视和书。他从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形成了他的“左倾”思想。他向往苏联，崇拜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他叛逃苏联，在苏联两次割腕自杀，最后携带俄国妻子和女儿回到美国。回国后他的境况更糟。他渴望出人头地，可他总是痛苦地发现，他不过是“制度里的零”，无足轻重，默默无闻。

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的动机很复杂，其中有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成功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渴望获得肯尼迪那样的成功，把自己当成肯尼迪第二。肯尼迪哈佛大学毕业，年轻英俊，极富个人魅力，是美国梦的象征。他懂得利用电视这种新媒体对自己进行包装，并成功地把自己推销给了美国民众，他因此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电视总统”[10]。奥斯瓦尔德被肯尼迪的电视形象深深吸引，对他产生了认同感。当崇拜者渴求偶像取得的成功的时候，强烈的认同感可能会导致角色颠倒。名人崇拜导致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是谋杀偶像。通过谋杀总统，奥斯瓦尔德终于成了名人，“现在人人都知道他是谁了。这使他浑身充满了力量”。[9]由于媒体的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名字。奥斯瓦尔德受到的媒体关注度甚至超过肯尼迪。现在他的名字和肯尼迪一起被载入史册。奥斯瓦尔德属于“天秤星座”，但有两种决然不同的天秤星座:一种是自控力强、头脑冷静、理智的天秤星座，还有一种是性情不稳、易冲动、易受他人影响的天秤星座。奥斯瓦尔德是后一种天秤星座，肯尼迪属于前一种天秤星座，但他们都是“演员”。肯尼迪在电视上扮演一个年轻有为、沉着冷静、富有吸引力的总统，他的魅力与成功让奥斯瓦尔德艳羡不已。奥斯瓦尔德在生活中不断变换角色，让他苦恼、沮丧和愤恨的是观众往往只有他自己。刺杀肯尼迪总统瞬间让他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他以这种暴力的方式获得了和肯尼迪一样的媒体关注度，从默默无闻之辈变成世界名人，因此他被称为肯尼迪的“替身”[11]。肯尼迪遇刺身亡两天后，正当警察准备把奥斯瓦尔德押到其他地方监禁时，夜总会老板鲁比在众目睽睽下枪杀了奥斯瓦尔德。当时聚集了不少媒体记者，对这一枪击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之后电视台对这个血腥暴力新闻反复播放。血腥的画面成为抽去了意义的影像，供观众们消费。奥斯瓦尔德临死前想象自己“在一间黑糊糊的房间，某个人的电视房，观看。”[9]电视上那张痛苦扭曲的脸。他成了那数不清的电视观众中的一员，“见证了自己作为媒体明星的诞生”。[9]自此，美国开始真正地步入了景观社会。奥斯瓦尔德不再是以前的李奥斯瓦尔德，而是媒体建构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个媒体的产儿。

奥斯瓦尔德是个没有中心的后现代人物，是德里罗根据各种文本拼贴出来的。在《美国之血:达拉斯和肯尼迪总统的迷宫之旅》一文中，德里罗说:“奥斯瓦尔德似乎是个根据伪造的照片、旅游签证、地址变动卡、邮购单、签证申请、修改过的签名和假名编造出来的人物。”[12]奥斯瓦尔德的行为基于媒体的超真实，对他来说，模拟和现实的界限不再存在。正如威廉肯恩所说的:“奥斯瓦尔德不是把电影当成虚构或想象之物，而是当成现实的另一个、或许是主要的维度。”[13]媒体代码甚至成为奥斯瓦尔德行动的指南。在枪击案发生前，奥斯瓦尔德在电视上看了两部电影:一部关于暗杀艾森豪威尔总统，另一部关于刺杀一个被称为“千人谋杀总统”的古巴独裁者。奥斯瓦尔德感到自己与屏幕上的事件相连。他认为这些电影“就像秘密的指令进入信号与广播波段的网络系统”，这是他们那些人在给他传递消息。片中的主人公英勇牺牲了，成了英雄。这些电影“承载着他的梦想”[9]，也预示他自己的结局。

《天秤星座》的结尾描写了奥斯瓦尔德的葬礼。在美国特工的严密保护下，亲人们来送别奥斯瓦尔德。墓碑的名字是威廉博波，这是奥斯瓦尔德的最后一个假名。“奥斯瓦尔德”成了暴力文化的符号。在离开墓地时，奥斯瓦尔德的母亲听到不远处有两个男孩在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在说一个他们永远要守的秘密”。“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抓几把土当纪念品♡。”[9]小说并没有提及这两个男孩的名字，但参照《美国之血》和德里罗的访谈录，他们应该就是亚瑟布莱默和约翰欣克利。德里罗在一次访谈中称，奥斯瓦尔德是布莱默和欣克利的“先行者”[14]。1972年，布莱默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开枪，导致华莱士终生瘫痪。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奥斯瓦尔德的崇拜及默默无闻度过一生的恐惧。欣克利也视奥斯瓦尔德为自己的角色榜样。为了打动所迷恋的女演员，他在1981年向里根总统开枪，使里根深受重伤。奥斯瓦尔德为布莱默和欣克利之流树立了榜样，在媒体时代，像他这样的人再也不用过“静静的绝望生活”[14]。他们可以通过暗杀总统、制造吸引眼球的暴力枪击案的方式一举成名。《天秤星座》通过对奥斯瓦尔德这个历史人物的重塑，再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历史。

《天秤星座》与后现代批评

有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对后现代状况进行过描述，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塔、鲍德里亚和詹姆逊。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进入了后现代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的地位被改变了”[15]，合法化的元叙事衰落了。这些元叙事，有时候又叫宏大叙事，是关于世界的宏大理论与哲学，如历史是进步的，科学可知一切，绝对的自由是可能的。利奥塔认为:自从我们进入后现代，这样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可信性。利奥塔呼吁用一系列临时的、偶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小型叙事取代宏大叙事。利奥塔以一种极其简化的方式“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15]换句话说，后现代性就是发动“对总体性的战争”[16]。在鲍德里亚看来，后现代社会是个消费社会，由符号建构、模拟主宰。我们消费的时候，我们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后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象征、符号和拟像，以至于再也不可能把真实和拟像区分开来了。人们生活“在模拟的超真实中，影像、景观和符号的游戏取代了生产的逻辑和阶级冲突，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成分”。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通过挪用影像建构身份，符码和模型决定了个人如何认识自己和与其他人如何相处”。[17]鲍德里亚还提出了“内爆”的概念。在当前的模拟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正在内爆。鲍德里亚将内爆界定为“互相收缩，一种奇异的互相套叠，传统的两级坍塌进另一极”。[16]詹姆逊认为美国的晚期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战后繁荣时期。媒体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新产品，成为资本家控制人们生活的一种新手段。詹姆逊认为拼凑和精神分裂症是后现代文化的两大特征。

《天秤星座》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这时美国社会已全面进入后现代。后现代状况也称后现代性，通常用来描述现代性之后的经济、文化状态或社会状况。它的到来常常与20世纪50年代开始涌现的技术和社会变化有关，这些变化产生了新的全球经济和一个由电脑控制、媒体浸透、电子的大众消费社会。1982年，在国外生活了3年的德里罗回到美国，电视每天对人们狂轰滥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德里罗说这是他写《白噪音》的原因之一。[14]几乎是在创作《白噪音》的同时，德里罗写作并发表了论文《美国之血》，1988年，德里罗把它改编成小说《天秤星座》出版。这3部作品的共同关注点是美国后现代文化，探讨了后现代性对人们的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德里罗熟悉电视等大众媒体对消费者的影响。他在大学的主修专业是“传媒艺术”，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从事广告文的编写工作长达5年之久。大众媒体对消费者的影响一直是德里罗的作品探讨的一个主题。阿诺德温斯坦把德里罗称作“媒体时代的桂冠诗人，因为他懂得电视在美国环境所起的关键作用”。[18]如里亚认为肯尼迪遇刺是“第一个后现代历史事件”。德里罗认为后现代的荒诞、混乱、不确定性都源自肯尼迪遇刺事件。[14]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肯尼迪遇刺事件对于长期关注美国后现代性的德里罗来说是个无法绕开的文化现象，它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德里罗的小说中。探索美国后现代状况的源头或许บ是德里罗创作《天秤星座》的动因，因为这部小说所重构的历史凝聚了德里罗对于后现代文化的思考，明显带有他所处环境的烙印。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已被消费控制、影像主宰，消费者通过消费文化影像获得情感快乐和欲望的满足。德里罗把奥斯瓦尔德重塑成一个后现代社会“幽闭在小房间的人”。“他小房间的生活是美国似乎给其公民许诺的那种生活—消费者满足的生活—的对立面……我把当代的暴力看成是对美国消费者满足的许诺做出的一种讽刺性的反应。”[14]德里罗在“美国之血”中指出:“消费主义是一种大众麻醉……它会使人孤独。”[12]德里罗看到了奥斯瓦尔德无法走出“小房间”时的孤独与绝望。最后，奥斯瓦尔德通过参与刺杀肯尼迪总统这种极端的消费行为，把自己变成消费影像，走出“小房间”，跨入了美国历史的洪流中，实现了他的人生梦想。

作为一名严肃的作家、社会批评家和后现代文化的解剖者，德里罗一向关注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危机。他在小说中一再对美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他寻找、挖掘历史档案中那些被遮蔽、遗忘、忽视或者缺失的材料，用历史与虚构相结合的方法，重构美国历史。他把文学重构历史视为社会批判的一种手段。他的小说聚焦美国后现代性，通过重构历史，对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冷峻的剖析和批评，这是他的历史小说独特之处。在《天秤星座》这部小说中，德里罗把他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关注带到肯尼迪遇刺历史的重构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天秤星座》对美国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判。德里罗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在后现代状况下，艺术家仍然有可能进行类似现代主义先辈们的那种政治性和批判性的严肃艺术实践，并非如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小说只是非历史的、非政治的、玩弄拼贴游戏的文化大杂烩。对于后现代文化的批判，德里罗和詹姆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本文作者☏：范小玫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