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属于女人的,也是属于男人的,一剂鸡血针

格瓦拉很少不带雪茄出镜。雪茄是他最常用的道具，像手机一样减缓焦虑的可控第三者。雪茄与切・格瓦拉总要联系在一起，那是20世纪象征着蓬勃、进取、力量、战斗、叛逆的符号。而劳力士表是他出镜必备的另一“道具”。

上图切・格瓦拉青年时期的自拍像。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就拿起了照相机;在他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的过程中，“照相机是枪的升华物”――时时与枪相伴的，是书、哮喘喷雾器，以及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

下图格瓦拉死后，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并展示给媒体。他的遗体照片成为ถ了一个传奇，当时的场面气氛神秘而沉重，一位修女说，他死去的样子如同基督受难，39岁的格瓦拉死得十分纯真无瑕。

如果说从玻利瓦尔时代到今天，曾经涌现过一位能够让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年轻人为之倾倒的英雄的话，就非切・格瓦拉莫属。“浪漫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尘世的耶稣”……说的都是他。

1967年10月9日，这个男子汉死于玻利维亚。但关于这位时代偶像所引发的话题持续发酵至今。古巴诗人钦蒂奥・比铁尔说：“一个人若想成为一个神话，并成为许许多多散落而又热切的希望的象征，前提就是这样的人物应该为人严肃而且庄重……因为历史上的乌托邦需要一些具体的面孔来体现。”切・格瓦拉显然成全了人们的期待。

关于格瓦拉被擒时的情景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在冲突期间，有几个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你来说比死更有价值。”另一说法是他被捕获时佩戴着刚收到的礼物，一块劳力士手表。捕获他的人此时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将其囚禁在一间破落的校舍整整一夜，双手绑在木板上。第二天下午，他被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了。一些人认为那个枪毙他的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而被广泛认同的是，他开枪射中的是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保存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另一个版本是在行刑前刽子手颤抖着不敢开枪，格瓦拉平静地对他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是要杀死一个人而已。”他的尸体后来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并展示给媒体。在场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就这样死了。当他们把防腐剂注入他半裸的脏兮兮的遗体，人群叫嚷着要看上一眼时，难以想像这个人曾是拉美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的遗体照片成为了一个传奇，当时的场面气氛神秘而沉重，一位修女说，他死去的样子如同基督受难，39岁的格瓦拉死得十分纯真无瑕。

世界各地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格瓦拉最经典的形象在1960年3月6日被定格。那一天哈瓦那人民为纪念“库弗号”轮船的80名遇难者举行了一场集会，媒体为切・格瓦拉拍下的这张照片：头戴缀着小金星的贝雷帽，帽檐下面过剩的胡子和头发搅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一双明亮、♛坚定的眼睛深沉而痛苦，凝视着远方。这个形象后来被成千上万地印刷在青年人的T恤衫、酒瓶子和打火机上。艺术作品和流行海报、咖啡馆、酒吧以及大街小巷的墙体涂鸦让人们记住了切・格瓦拉的面孔。格瓦拉的出名，不仅因为他领导的古巴革命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得益于他的好形象和抓住他某些英俊瞬间的摄影师们。

法国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René Burri也曾拍摄过一组流传甚广的格瓦拉照片。1963年，René Burri在接受《卫报》记者的采访时讲述了拍摄现场的故事，“Bergquist（同行的另一名记者）在切・格瓦拉办公室与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那两个半小时里，我拿着相机围着他们不停地拍照ღ。那真是一个拍摄切・格瓦拉千载难逢的机会，几乎可以拍下这位名人的所有状态：微笑、愤怒、正脸、后背。我当时用光了8卷胶片。他正试图用照片和地图说服她（指Bergquist），甚至没看我一眼。他有烟瘾，偶然间切・格瓦拉自顾自点燃了一支雪茄抽了起来。”

坊间传闻格瓦拉抽雪茄是为了治疗哮喘，雪茄是否有如此功效暂且不论，事实上格瓦拉很少不带雪茄出镜。雪茄是他最常用的道具、像手机一样减缓焦虑的可控第三者。“雪茄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枪，是道德，某些时候帮助我战胜自己。”雪茄与切・格瓦拉总要联系在一起，作为20世纪象征着蓬勃、进取、力量、战斗、叛逆的符号，格瓦拉为世界各地的雪茄生产商做了许多免费的广告。

一边受着哮喘的折磨，一边发展着由作为冒险家的曾祖父和祖父开创的冒险、不安现状的家族传统，格瓦拉从小喜欢各种运动，游泳、骑马，踢足球。他“不用马蹬就学会了骑马”。偶尔也骑驴，因为当年，“祖国之父”何塞・圣马丁就是骑着毛驴翻越安第斯山去解放智利的。在足球场上，格瓦拉自称“勇士”，从小立志要当足球运动员的格瓦拉中途改变了理想，而他却成为了足球明星迭戈・马拉多纳的偶像。

在摩托车背上，两个年轻人穷困潦倒，又经历了几次生病。摩托车坏了好几次却没钱修理。一路上，各处留情的格瓦拉爱过不止一个女人。那些望着他的背影流下眼泪并发誓等他回来的姑娘，以及有夫之妇吆喝来的一群棍棒……他的摩托车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女人的痕迹。格瓦拉在南美旅行期间曾写下这样的日记：“我把我的那个女伴引到湖畔，谈了一会儿生物化学以后，我们双方同意进行局部解剖学，我希望不要闹到谈论胚胎学的地步”，后来人们把这段旅行称作“荷尔蒙之旅”。

格瓦拉一生放浪不羁爱自由，1965年，格瓦拉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到其他地方看看，最好能再送几个这样的姑娘来。他曾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在一本回忆格瓦拉的书中说道，♂她有吃醋的毛病，虽然身为格瓦拉的秘书，却从不拆看他的私人信件。格瓦拉的放荡不羁没有减损他的魅力，甚至可能在这一点上比环游世界更让浪漫青年们着迷，这位情圣是否引来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纷纷效仿也不得而知。 他的理想主义和诗人气质让他一生写了许多日记和情书，也让他爱上许多姑娘。他在后来的革命征途中曾说，“尽管这可能很荒谬，但真正的革命是由伟大的爱所引导的。”一本在几年前出版的名为《切语录》的书评价他说，“直到今天，格瓦拉都是个伟大的情感标本。”

格瓦拉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传记作家泰沃说，他生命中最后那段日子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的空闲，经常爬到树上抄诗。“他被抓住的时候，当兵的搜查了背包，发现两个笔记本：一个记着与哈瓦那联络的密电码，还有就是这个绿本子。” 这个绿本子上的绝命诗抄在格瓦拉遇难40周年之际，才在墨西哥出版。为了纪念，格瓦拉的粉丝会借由各种理由让他重新活一遍。

然而，格瓦拉最广为流传的严肃作品是那本教科书般的《游击战》，这本书是他在古巴革命中的经历总结。或许因为古巴革命进展得太顺利，以至于格瓦拉在谈游击战时基本都是处于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人们逐渐发现，他在古巴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基于他的理想主义、浪漫冒险情结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上。一种由狂热的共产主义理想带来的激动人心比他的革命本身更切中人心。

在格瓦拉死后，“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这位战士以一种幼稚的激进游击战，一种以卵击石、视死如归的气概，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乌托邦战士。”――《切语录》这样评价他，“切，就是革命、乌托邦和青春的同义词”。当和平年代朝九晚五的理想主义者们看到这样的句子：“我整天只能坐在办公室里批公文，其他人却在为他们的理想出生入死。我根本就不想当部长，也不想这样庸庸碌碌虚度年华。”简直就要沸腾了！被过度曝光和过度言说的格瓦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消费时代的时尚符码。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剧黄纪苏说：“它们被包装成焰火爆竹，点缀着商业文ϟ化的天空。”

摇滚青年和文艺青年身上的一腔热血与格瓦拉的精神气质暗合，人们借题发挥了太多，凭借幻想造了一座自己的神。在格瓦拉流传的语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就算是耶稣基督本人挡住了我的路，我也会和尼采一样，毫不犹豫地像踩死一只虫子一样击倒他。”格瓦拉有灭神的勇气，人们对他所进行的封神演义却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格瓦拉不小心挖通了一条供人幻想的通道，在这个通道里，成全了满满的情怀，却不再有具体的革命内容，他成了一群人的精神寄托、一个时代的偶像。离他近一点儿，都会染上一种洋气味儿。格瓦拉若是不死，人们都不知道该在T恤、搪瓷饭盆和烟灰缸上印点什么，拳王泰森的腹部又会纹着谁呢？

冷战时期的美国《时代》周刊曾说：“切是一位危险人物，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这种着装使他与20世纪60年代那种革命激情与充满北美大陆的反叛气质相吻合。美国的激进分子把他当成自己的目标与榜样。即使那些整天在台上嘶吼的摇滚歌手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多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会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甚至有些放肆。这些都是执政者与革命者令人难忘的形象，切轻易就做到了。”

“一个历史时期或一种风尚、一堆人群需要的格瓦拉，甚至比一个个体需要的格瓦拉更虚假。在我的戏剧中的格瓦拉，是我的格瓦拉，与别人怎么想无关。 ”张广天这样评价他所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这是性幻想自由的时代，格瓦拉是政治人物，也是大众偶像。他是属于女人的，也是属于男人的，一剂鸡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