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妇女的罪与罚

教师节前一天，2015年9月9日，两个孩子吃完早餐，欢天喜地爬到三轮车上，赵固红嘱咐孩子们坐稳后，启动了三轮车。

赵固红是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一个偏远乡村小学的校长，今年43岁的他面色红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些，他每天拉着两个分别为5岁和9岁的孩子到自己学校上课，放学后又拉回家。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两个孩子是他孙子。也就是说，赵固红在34岁时，就已经有了孙子，而很多城里人在这个年龄可能才刚刚结婚，甚至还在打光棍儿。

26年前，仅17岁的赵固红还是一名初二学生，家庭并不富裕，他还有两个弟弟。父母担心赵固红将来娶不到老婆，于是咬牙花3000元人民币给他买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媳妇。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姑娘都希望嫁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于是造成当地大量光棍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媳妇并非个案，而很多买来的媳妇其实都是被拐卖的妇女，甚至不乏赵固红妻子那样当时还是未成年的少女。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웃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追究刑责。这被舆论视为一大亮点，被认为是大陆打击拐卖犯罪在立法上的重大转变。“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多年来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原来《刑法》规定买方在特定情形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买方无风险”的错觉，从而形成一条买家坦然、卖方隐蔽的地下黑色“产业链”。

不过，上述法律规定在现实操作中面临一个困惑，多年前发生的收买行为是否还要追究？

根据记者的调查，大陆拐卖妇女的高发期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诸多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已经渐渐模糊，她们很多已经认可被卖后的婚姻事实，甚至和买家有了温馨的亲情。比如被拐卖到河北曲阳县的河南姑娘郜艳敏，在今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媒体曝光了她曾获得“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一时间各种争议纷纷。她21年前被拐卖的案件也由此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全家都很害怕，公公已经七十多了，被抓走可怎么办？”

被亲戚拐卖的李丽

1989年夏天，贵州乌蒙山深处纳雍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的李丽已经17岁。多年来，她帮忙父母割草放牛干农活，和很多当地家庭一样，李丽一家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她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到10公里以外的政府所在地去赶集或走亲戚，生活白开水一样平淡。

纳雍也是国家级贫困县。李丽想到大山外看看，同时她想打工赚点钱。她找到亲堂二哥（亲大伯的二儿子），堂哥答应带她到贵阳打工，工资每个月60元――在当年，这和当地刚参加工作的师范毕业生工资水平接近。“当时，作业本才几分钱一个”，李丽表示。

收拾好行李，李丽悄悄和二哥、二嫂踏上了去贵阳的汽车，不敢告诉家里人――因为在当时，农村女孩到了十五六岁，家里就开始安排相对象，很多家长不希望女孩子外出发生什么意外，最好是嫁在当地，可以相互照应。经过一天的折腾，李丽等人到达贵阳，但意外的是，二哥并没有安顿她去打工，很快又带她上了火车。

“我问要去哪里？二哥说准备去徐州的亲戚家”，李丽说，在火车上，二哥认识了两个陌生人，他们悄悄不知道说了什么，于是提前在郑州下车了，随后，辗转到了河北邯郸。

最后的结果是，二哥因害怕中途跑了，而二嫂以3000元的价格将她强行卖到了大名县，成了赵固红的“媳妇”。

李丽家人发现李丽“失踪”后，很快找到李丽二哥一家，了解情况后准备报警，但李氏家族觉得这影响面子，李丽家人的气愤被压了下来，因为联系不上李丽，只能“冷处理”。

在2000公里外的邯郸，赵家两个月后办了婚宴酒席，李丽成了赵家的陌生“新娘”。她内心不悦，但已没有退路，“那段时间，我天天想的是逃跑，其实只要跑到派出所，就可以回老家”。李丽没有跑的原因只有一个，“担心回家后名誉不好听，害怕老家的人风言风语”。

在河北保定、邯郸、邢台等地，因为经济落后，上世纪末“买媳妇”成了普遍现象，很多村庄，至今还存在大量40岁以上的光棍。据大陆媒体报道，仅仅只有400人左右的河北曲阳县下岸村里，至今还生活着几十个被收买的外来媳妇。

日子像翻书一样一天天翻过去 ツ。渐渐，李丽发现赵固红读书很认真，而且道德品质不错，开始认可这个身边的陌生人。一年以后，赵固红给李丽亲人写了一封信，李丽父亲和大伯前往邯郸见到了李丽，此时李丽已经怀上了孩子。

接下来，赵固红初三毕业考上了当地中专师范学校，毕业被分回老家教书。李丽则一直很孤僻，她不喜欢和村里人串门，也很少跟其他人谈心，更多时候，一个人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孩子成了最大的牵制

在拐卖之初，很多女子人身自由不同程度受到限制，逃跑成了她们最大的挣扎，很多人试图逃跑，往往只换来一顿打。据媒体报道，黑龙江一女子被拐卖到江苏后，为阻止其逃离，买家竟残忍地在她的脚上拴缚粗重的铁链，还将其全身衣物扒光，拴在喂养鸡鸭和猪的牲畜棚内。

当然也有一些最终跑掉的。被称为“无妈乡”的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公开数据显示，至少有131个“失母学生”，其中116人的母亲是逃婚和改嫁。出走的母亲里，不少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和大名县一样，黄荆乡所在的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其实，驱使母亲出走的又绝不仅仅是贫困。建立在买卖之上的强迫性婚姻，女性权益很大程度被漠视，也让家庭暴力更加频发。这样的背景下，失母儿童的数量也在连年增加。

李丽的遭遇稍好一些，虽被暗中注视，但婆婆至少不像其他家那样把买来的媳妇关起来。在被拐卖到大名县4年后，李丽第一次回到贵州纳雍老家，丈夫也跟着去了。此时，儿子已经有三岁多。 母亲舍不得女儿，动员李丽不要再回邯郸，李丽也一度犹豫要不要留在父母身边。“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想过把孩子留在河北，但舍不得。”在丈夫的劝告下，她返回了邯郸。

其实，因为读过二年级，李丽还知道来来去去的路。据记者了解，很多从四川、贵州等地被卖到河北的农村妇女，♚根本不认识字。一位被拐的贵州籍女士说：“我（托人）写了一封信寄给家里，☁父母还怀疑可能是行骗，最后寄一张照片，家里才相信。”

孩子成了被拐卖妇女的最大牵制。记者采访中发现，留下来的妇女大多称，开始时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但公婆的照顾和儿女的成长，让她们的“心”渐渐暖起来。

目前李丽共有两个子女：大儿子已经26岁了，在18岁时结了婚，如今已经有两个孙子；小女儿14岁，还在读初中。

“在哪里都要能吃苦，在哪里都是过日子”，李丽开始放下过去，她说：“丈夫对我很好！”对未来，她和郜艳敏一样，只希望能平静地生活。

辨析刑责追究

《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对铲除买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买方入刑”在大陆《刑法》中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还规定了免责条款。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该法条第六款又补充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九）”通过之后，该条款已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意味着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面临定罪判刑的处罚，这是大陆打击拐卖犯罪立法的重要转变。

不过，正如郜艳敏所言，很多被拐妇女的心态是：如要追究法律责任，可以直接去找人贩子去，“但不想我的家人受到伤害，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已经21年了。”

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主任孙中伟表示，拐卖妇女事✘件多发生在上世纪末，根据《刑法》第87条的规定，犯罪追诉时效期限最长是 20年，超过20年还要追诉的，须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郜艳敏等案件如要追诉，须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而在审核时，也会尊重被害人的态度。如果启动，可以得到迟到的正义，但也会失去平静的生活，取舍在于被拐卖的妇女本人。

孙中伟还表示，在这漫长的20年追诉期间，当地各级政府与司法机关并非不知情，有失职嫌疑。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刑法修正案（九）》在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公安机关对于新发生的拐卖案件，将在解救被拐妇女儿童受害人的同时，一律对买主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对于在收买同时实施强奸、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犯罪的，数罪并罚。

与此同时，公安部敦促那些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嫌疑人尽快自首，2015年10月31日之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可以依照原刑法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有评论认为，给以前的“买方”一段缓冲期、一个改正机会，也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规定、为了更好地帮助和教育人、为了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这既是充满法律温情的善意提醒，更是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行为的一记警告，彰显法律的刚性威慑力。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公开表示，“买方一律入刑，加重收买责任，以从源头上铲除拐卖犯罪滋生的土壤”，他认为，“拐卖犯罪酿成了一幕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危害罄竹难书，希望通过此次法律修改，严惩买主，严打买方市场，尽早实现天下无拐！”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分析称，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构成犯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但还要注意到，很多妇女被买回家后，买家往往存在强奸、暴力伤害，以及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这些都可以单独追究刑责。

其实，被拐卖成年妇女有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

“拐卖的这几年基本没有了，通过网络聊天认识，自己偷跑来的时有发生”，邯郸市一位民警表示，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通讯的发达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人贩子很难再将偏远山区女青年拐卖，而收买方因为担心被骗同时考虑妇女不可能长期待下去，已不再贸然买媳妇，尤其近年以“越南新娘”为名的团伙行骗增多后，很多人害怕人财两空。

李丽说，考虑很久，他们最终没有要求追究二哥二嫂的责任，“当时他只想为了钱，只有20岁左右，也不懂事。如果不是考虑我大伯只有一个儿子，我肯定把他告去坐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