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人口生产与人口流动、人口控制与人口教育的发展道路，这为突破传统西方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局限、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需要抛弃发达国家把那种简单抽象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做法，采取能够体现人口生产权与自然生产权相统一、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人权作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科学回答人口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经济社会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国所形成的独特的人口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推进中国人口学以及中国人口更可持续地发展。

关键词：人口学理论；中国人口学；西方人口理论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在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上面。人民的富裕、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强大、人类的进步必需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口，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人口有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外面的世界，开始尝试从世界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变迁以及人口发展等人口学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国人科学把握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框架。这为建立中国特色人口学理论及其学科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现实可能。

一、建立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必要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种社会形态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会走出独特的人口发展道路，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凝聚成各自的人口学理论。同时，各民族国家的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某种人口思想或理论，把它们当作该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前提和依据，从而不断深化和丰富已有的人口学思想及理论。因此，人口学理论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设置的原则与要求、目标及任务、途径及方法。16世纪以后，人口数量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学家们就人口生殖力与土地供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逐步建立了人口生产、人口保障、人口教育、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以及婚姻家庭等制度，以便提升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了以控制人口增殖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善了优生优育、婚姻家庭、养老医疗以及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人口教育等政策，这为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一，打造本土人口学话语体系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人口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及表达方式，展示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而形成了体现人口学科理论体系与思想内容的概念逻辑、知识体系及话语方式，彰显出人口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性质与地位、对象及任务、功能与目标，这是人口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之处。同时，各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也会形成为其他国家人口学科所接纳并共享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这是各国人口学科得以便利交流、展开学术对话、形成学术共识、推进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它体现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各国人口学科共同遵守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一种话语方式实际上都是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或表达习惯，人口学科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与行动中也会赋予其特殊内涵，形成了具有各民族国家及各种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特色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本民族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表达方式，它意味着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受到各民族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既要看到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注意到各国人口学科所面临着不同的主题、任务及战略目标。既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一般共性而否定各国人口学科及人口学发展的独特性质，也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特殊性而忽视甚至抛弃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吸收以往人口学科及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国家的人口学发展实际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系统而科学地回答本国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促进本民族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而为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建设及人口学理论发展开启另一扇窗户，这是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生活多彩性的集中体现与内在使然。

第二，突破传统学科话语体系的局限性需要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对应着人口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的文化及思维系统，具有民族性、文化性以及历史性特征，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在人口领域内的反映与折光，蕴含着各国对人口与婚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地理环境、人口与教育及人力资本、人口与保障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等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不同的民族特别是不同的种族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及家庭与社会观念自然就会有所差异，不同的国家及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人口生产及再生产的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实践并为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繁荣人口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人口学理论不断推向深入的前提与可靠依据。可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依仗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一大批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学者依据发达国家的实际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人口学科的概念范畴及命题原理，强调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的普世性、普适性与真理性，试图统治人口学科的话语权，居高临下地推广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及学说，主导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人口学理论研究，而不去考虑他们的人口学理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条件性与适用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往往把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当成解决本国人口问题的依据，直接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用的概念命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果非但不能有效解决本国人口问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实际，扎实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形成可解释性以及全面性的人口学理论，建构起能够有效指导本国人口政策实践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着力突破发达国家人口学科话语体系的单一性与狭隘性，寻求更加丰富、更为科学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第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文化及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收入结构差异较大，面临的人口矛盾与问题、需要实现的人口目标不尽相同：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进入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这些省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已超过16%[1]，而部分西部地区尚未出现这一问题，但面临着未富先老、先老还穷问题的威胁。就人口红利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而出现的人口红利日益减弱、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等问题；就人口就业来说，我们面临着将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压力，以及促进就业方式的转型以及就业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从流动人口角度看，中国每年产生的流动人口达到2.5亿左右，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众多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问题运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手段及方法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实际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甚至在数十万非洲难民潮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难以奏效，更遑论解决数以亿计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简单地采取同一种人口学理论，特别是套用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显然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这就需要站在世界人口第一这个基点上重新审视古今中外人口学思想观点，“重建中国人口学理论”[2]，揭示出人口问题的本质与实质，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增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立足于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的国情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政策建议，以便使我们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将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实现人口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统一。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40年来的建设，我们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人口学ษ领域尤其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等领域近年来出现的矛盾折射出现行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简单地套用西方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人口学理论是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变动与人口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口变动与发展总要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特定的社会形态。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乃至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人口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人口变动规律，这就为产生不同的人口学说、形成不同的人口学理论派别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不同的人口学家因其自身的认识程度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也会产生相异的人口学理论，形成丰富的人口学理论资源及理论派别。从学术史上看，无论是主张人口自然生产说、人口社会再生产说，还是基于经济增长、生育率或死亡率视角的总人口发展过程理论，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老龄化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化理论、增长极限理论以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实际上都是把人权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特别强调人口的自然再生产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如此，凭借先发优势，借助计量技术，抓住后发国家急于赶超的心理，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人口学理论，进而润物无声地输出了这一理论赖以存在的人权基础，试图把后发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及人口政策依附于发达国家，全然不顾后发国家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与人口结构，全然不顾人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别性与民族性差异，凡是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政策就被打上侵犯人权的烙印，凡是与发达国家相异的人口学理论观点则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殊不知，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本身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涉及温饱权、健康权、福利权、民族权及发展权等，而不仅仅只是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选举权与政治自由权；人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人权观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人口学理论；人权也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它与各民族国家的生育文化及生活态度有关，是各民族国家生活史的写照与延续；它涉及的层面是复杂多样的而不是简单划一的，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西方人权观的这些缺陷决定了简单地套用它不可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人口政策的科学设计。

二是一味地依赖西方人口学理论派别与内容。回顾建国以来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两种生产理论”上面，没有自觉地将人口研究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3]，更多地注重实证研究特别是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人口政策研究，而忽视人口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尤其忽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批判地继承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口学理论体系。一些学者往往照搬西方人口学理论产生的人权基础，简单地沿袭了F・W・诺特斯坦、E・坎南、A・索维、J・斯彭格勒、A・柯尔以及D・R・福尔肯伯格等人的“人口转变”、“适度人口”、“人口控制”以及“人口可持续”等理论，强调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普遍性地产生出生率下降幅度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情形，这种“时滞现象”是影响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4]为此，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提出最优人口数量及其因应措施，认为要实现经济强国就要将人口总数控制在7亿到16亿之间[5]，进而把17亿作为我们的生命线，并以此提出各种人口政策。实际上，西方学者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人口自然生产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适度人口以及人口控制等诸种形态的理论隐含着“最大收益何以持续”以及“人口是产业最大收益的唯一变量”等两个“模糊性和伸缩性”问题[6]，隐含着人口惯性增长同一性以及人口变动周期相似性等理论前提，更蕴含着人口变动的跨文化性。因此，简单地依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内容与理论派别将使得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假设以及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总是拾发达国家的牙慧而无法系统地提出并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自然就难以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

三是把西方人口学方法当成唯一科学的方法。人口研究方法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加精准地认识人口现象、掌握人口规律的手段与工具，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量化研究是人口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人口数据收集、人口指标测量、人口模型建立及其人口预测等方法，不断优化生命表、人口普查和间接估计、人口发展方程预测模型以及出生性别比MFC数学模型等方法，以便于对我国复杂的人口现象进行“科学严谨的统计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规律”[7]，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应当注意的是，国外人口统计测量、模型建构与估算技术方法都是在西方人口学理论影响下对西方人口理论的验证，它是基于本国人口变动这一“社会事实”之上的方法假设、数据模拟、数据检验与方法修正，这些方法在建立与使用中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以及人口变动实际特别是“稳定人口”实际当成方法论建构的“假设与条件”，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很适合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实际，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实践。但是，把这些方法移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失去了人口研究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失去了该方法所附有的前提、假设与条件，进而消解了各民族国家人口生活的丰富性、文化性与社会结构性。例如， ☹以常住人口为主、以结构式访谈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普查技术无法保证中国人口调查的有效性以及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用这种结构式访谈形式虽然可以反映被访者本人的生育意愿，但并不能体现被访者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又如，依据发达国家关于失业人员数量及其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同样难以了解到中国“真实的失业形势和失业者的真实问题”[8]。再如，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周期性的人口流动等让任何一种国外人口学方法都黯然失色。然而，大多数学者往往把国外人口学方法当成分析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不仅不去反思国外各种人口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不去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方法，不去寻找人口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与逻辑必然性，甚至“误用和滥用”国外的人口统计方法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现象[9]，依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科学地指导我们的人口政策实践，难以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结合本国的人口发展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口实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增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理论自信。

三、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

我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人口学界数百年来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人口政策实践，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特有的人口规模、人口特性、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文化，探索并运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及其政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理论依据，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抽象，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回答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为世界人口学研究提供中国模式。

第一，探索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基础。人口学理论基础是构建人口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体现出人口学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出发，反思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人口变迁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应该抛弃发达国家把那种简单抽象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做法，采取那种能够体现人口生产权与自然生产权相统一、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这样的人权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权，能够很好地解决人口发展与物质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能够成为构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一方面，这种人与自然及环境相统一的人权在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尊重人口生产的社会文化性，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体现出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律相适应原则，它强调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辩证统一性，而不是依据抽象的人权观片面地强调人口自然生产的至上性，也不依据物质资料生产的有限性否定人口生产的能动性与选择性，特别不会依据两种生产的矛盾性去简单地控制人口生产。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权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出它所应有的内涵与意蕴，认为人权不仅只是人口的自然生产权尤其不能等同于生命权或胚胎权，而应该包括抚养权、生存权、教育权以及发展权等，是这些权利的有机整体，它要求我们在人口学理论研究中应该坚持全面的人权观念及人权基础；同时，这样的人权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事项中，反映着特定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观念与行为，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就无从解释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问题，无法解释中国人的居家养老观念，更无法解释农村富余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然后又季节性返乡这一独特的流动人口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要扎根于自己的社会土壤，明确人口学理论的建设重点与主攻方向，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口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二，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理论基础外在表现为各种丰富的理论形态，各种理论形态之间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扬弃了个别理论形态的具体性与生动性，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结构。由此观之，人口学理论体系是人口学理论基础的逻辑展开，是对各种人口学理论形态与理论内容的结构及建构。从结构上看，一方面，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要能够揭示出西方人口学理论的种种弊端，直面中国的人口生产、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以及人口发展问题，科学解释、准确回答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经济社会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国所形成的独特的人口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推进中国人口学以及中国人口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人口学走向世界特别是世界人口学转向中国提供理论准备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是有关人口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人口学分支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以及人口生态学等二级学科理论体系，人口学分支学科构成人口学理论体系的资料与基础，人口学理论体系成为它的二级学科的指南。它以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口学为指导，以提升人口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目标与建设任务，各种人口学理论派别特别是人口学二级学科理论都要服务于这一建设目标。从内容上看，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内容比较丰富，围绕人口研究的对象、人口学理论的主题，形成对人口生产与再生产、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人口控制与人口发展、人口与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的理论概括与理论总结，实现人口学理论的抽象与升华。

第三，明确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人口的数量与质量、规模与速度等都应该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模相适应，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动态平衡就构成了人口学理论研究的前提与根据，探究两者和谐统一关系与原理就构成了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从这一前提出发，意味着我们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使得人口学理论的研究、人口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乃至人Σ口政策的提出都服务于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集合体，它包含基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在内的人口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质量的提升为人口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人口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人口发展的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理论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掌握人口变动规律，不断促进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学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人如何在与资源及环境相互关系中更好地生存，不仅是每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它内在地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把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探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口发展途径与方法，于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口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及质量就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尺度。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口发展乃至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人口的发展最终要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提供支撑，使得“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他人发展的条件”，人口研究应该以此为目标顶层设计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理论，顶层设计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理论，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人口学理论顶层设计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穆光宗.中国人口学的理论重建[J].江淮论坛，2016，（2）.

[3]李竞能.21世纪中国人口理论研究的展望[J].人口研究，1998，（2）.

[4]Notestein， Frank W.Economic problems of population change[M].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13-31.

[5]穆光宗.适度人口思想的反思与评论[J].开放时代，2000，（30）.

[6]大新.我国人口的极限：十七亿[N].服务导报，1998-8-8.∞

[7]王广州.中国人口学研究方法60年[M]//中国人口年鉴2009，2009.

[8]宋健.30年来中国人口学方法的发展特点[J].中国人口科学，2008，（6）.

[9]郭志刚.人口统计研究中方法的误用与滥用――以P/F比方法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