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惰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概念和意义

社会惰化是一种出现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它指的是在某一群体中，个人付出的努力要远小于个人单独行动时所付出的努力水平。关于社会惰化的定义有很多，侯玉波认为，社会惰化又称社会懈怠，是指在团体中由于个体的成绩没有被单独评价，而是被看作一个总体时所引发的个体努力水平下降的现象。王雁飞、朱瑜则将其定义为与个体单独或强制情境下的工作状态相比，团队成员在从事趋向共同目标活动中出现的努力程度和平均贡献随着群体规模扩大而减少的现象。

本文将在上述对于社会惰化现象解释的基础上，基于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俗语，通过逐条语义分析的方式，探寻传统文化对于社会惰化现象产生的因素。

二、民间俗语中的社会惰化现象分析

1、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句俗语讲述了一个和尚抬水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当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他无法推卸责任，自己挑水是有水吃的唯一途径，并且此时，这个和尚并不将挑水作为自己份额之外的工作，而是作为自己应当且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积极性很高。在有两个和尚的时候，关于挑水这一件事，有着良好的社会分工，二者的所需付出的努力相当，因此，在挑水这一任务面前不存在推卸责任的现象。然而，当和尚变成三人时，情况出现了逆转，三人都不愿意挑水，导致没水喝。

上述俗语就是一种明显的社会惰化现象。在Latane看来，影响社会惰化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社会评价作用、社会认知作用以及社会作用力的作用。依据这三点，首先，在和尚挑水吃这一故事中，每天挑一桶水上山这一任务是主要被测量的内容，每个个体所付出的努力是不被测量的，所以每个和尚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而，他的被评价意识就会减弱，使得每个人为挑水这一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就减弱了。第二，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三个和尚都认为另外两个和尚不会太努力的挑水，会偷懒，所以自己也就开始偷懒，因此自己也就不愿意去挑水。第三，从社会作用力的角度来看，在一个群体作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成员都是整个群体的一员，与其他成员一起承受的外来的影响力就必然被分散、被减弱，因而个体所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努力同时降低了。当只有一个和尚时，如果他不挑水，那么他将一个人承受没水喝的压力，当和尚人数上升至三人时，一旦不打水，没有水喝的风险将平均分摊到三个和尚身上，风险的分散使得三个和尚都不愿意作为出力的那一个。在以上三点的作用下，最终导致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最终结果。

2、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一群中国人是一窝蜂

龙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卧虎藏龙、飞龙在天龙在无数的成语、俗语中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成功、出人头地、有威望。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则表明只有一人时，每个中国人都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虫则与龙有着近乎相反的含义，在传统文化中，虫则与小、细微不足挂齿等含义近乎一致。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则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当人数变多时，每个人发挥的作用极大减少，以至于产生了一群中国人是一窝蜂的现象。

同上文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一俗语一样，该俗语展现了当由个体变为群体时，个人付出的努力不断降低的社会惰化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句俗语中，随着中国人的不断增多从一个变成三个最后到一群，每个中国人的个人努力也不断减少从龙变成虫，最后变成一窝蜂。有研究显示，群体规模的大小对于社会惰化现象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没有明确的实验数据显示，在群体中，社会惰化现象与群体规模呈正相关，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一群中国人是一窝蜂这句俗语却给了读者这样一种暗示。借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一定范围内，群体规模越大，社会惰化现象越严重。

3、枪打出头鸟

在传统小农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潮下，对于群体中出挑的异类，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也会予以鄙视或者是抨击。中国是传统的农耕国家，小农思想根深蒂固、深入骨髓，在小农思想中，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在该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行为就表现为保持努力程度的一致性。从社会作用力的角度来看，此时枪打出头鸟如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意味着如果某个个体与群体的行为不同，那么他将被认为是出风头，会遭受到群体的排斥，同时，他所承受的风险也是最 ッ大的几乎所有的风险都将由其承担。在这种求稳、求同的大同主义、平均主义大环境下，人们就会努力控制自己的努力程度，尽量不出头，不做出头鸟，与他人保持一致，以求得被他人接受、现世安稳。这就极大地为社会惰化现象的出现提供了便利：为了避免承担绝大部分风险以及避免被他人排斥，每个人尽量减少自己的努力程度，最终也就导致了群体整体绩效的减少，即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惰化现象。

三、传统文化中社会惰化现象原因分析

上述的俗语主要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反映了社会惰化现象在我国的表现，并且，绝大多数相似的俗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宣扬和鼓励与他人一样、莫出头的思想，并不提倡与众不同、鹤立鸡群。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传统农耕社会这一存在密不可分。我国传统社会主要以农耕作为主要营生方式，然而传统农耕与现代工业截然不同，对于自然环境要求较高，个人努力程度与最后结果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因此，在分配方式上，传统国人更加关注分配的结果公平，而非过程公平。

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念对平均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要求建立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理想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

在小农思想及平均主义的作用下，传统社会对于个体要求其不显不露，对于产品分配则实行平均主义，因此，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惰化现象的产生，这一点也在民间俗语中有所体现，并且对于普通民众有着再教育的功能。一方面，民间俗语承担着经验总结和凝练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的职能，另一方面，由于广泛传播，同时也更加深入的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和处世准则。

四、总结

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的一样，在我国社会惰化现象频频发生，其背后实质上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俗语这一❤角度，我们不难看出，小农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有着极大的影响。社会惰化现象在所难免，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来尽量规避社会惰化这一现象成为我们应当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