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

〔摘要〕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关键词〕 政治信任;制度主义;威权主义;社会信任;社会参与

ღ ①社会学家卢曼第一次提出了系统信任的概念，在《信任》一书中，他将信任分为两类，个人信任与系统信任，前者以被信任者的个人特质为基础，而后者建立在各种社会系统能持续有效发挥功能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吉登斯亦有类似的观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09ZD055）

〔作者简介〕后梦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政治信任的制度主义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理性计算与利益最大化的强调，促使学界将政治信任的起源看作是制度主义的，即政治信任的产生来源于制度以及制度实行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这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制度绩效的重要反映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许多研究都试图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模型。但是这种唯经济论的观点也受到了批判，政治信任的改变可能是由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政府行为所带来。这种批判促使学者们调整了单一经济绩效的测量方式，⌚而更为广泛的讨论政府各种实际职能履行程度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例如奈就曾总结政府无效率、浪费公款、制定错误的政策是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原因。〔3〕这种制度主义的看法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响应，认为对于政治系统制度成效的总体性评价决定了政治支持水平的高低〔4〕，而整体经济评价更是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到政治合法性与整个社会的和谐〔5〕，甚至不同的乡村主体经济类型也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6〕。

①格兰诺维特（2007）有关嵌入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他继承波兰尼的观点，认为个人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

因此，受到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采用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事实上强调了政治信任的内生性，暗含着政治信任✌中所包含的理性与利益的成分。这种信任感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政治系统本身的可信性，隐含在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表现的理性评价之中。由此，在制度主义的框架下，政治信任的产生来源于政治系统本身，与其实际运行的效果直接相连。

（二）政治信任的社会文化因素

与制度主义框架下的政治信任起源不同，持文化路径的学者更看重那些为政治系统提供支撑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特质。对他们而言，政治信任与个体在社会化中习得并传承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连。这种社会文化因素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社会信任，即个体对于大部分人的信任状况，影响着政治信任;二是在跨文化比较中对于特殊政治文化作用的强调。

在与政治信任有关的信任文化讨论中，西方学者强调社会信任是一种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态度，是一种普遍的信任感。早在1963年，阿尔蒙德与维巴就指出政治冷漠与社会信任的一般态度相关联。〔7〕此后这种支撑政治系统的信任文化进一步被概括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建立在信任他人且愿意合作的信念之上，另一种则是不信任大多数人且他人可能是危险的预期之上。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的表达模式，从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探索公民性程度的高低。〔8〕受此影响，在我国学者的讨论框架中，社会参与、人际信任等社会资本维度被认为与政治信任水平的高低紧密关联。在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中，除了对于信任文化的强调，不同社会对于权力与权威的看法会成为其独特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形成表现出重要作用。裴鲁恂就ช曾通过质性研究从理论上系统讨论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他将导源于父权制和儒家文化的权威崇拜视为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9〕此后，威权主义――作为中国人对权力与权威看法的概括――成为中国式政治信任产生的重要外生性因素，被许多学者证明对于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确实的积极影响。〔10〕

假设二，威权主义作为中国文化的表征，仍在左右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

假设三，社会信任作为政治信任的外生性机制在城市社会中发生作用;

假设四，社会参与作为公民性行为的表现，能够催生政治信任。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①由于采用入户调查作为资料的收集方法，我们需要考虑到调查中“无应答”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存在着不成功的可能，如调查的地址无人居住，住户不配合调查（拒访）或是被访者不具有填答问卷的实际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了“补充抽样”的方式解决替代样本的问题，即对于无应答的单位，我们根据设定的抽样方案重新抽取样本，不断补充，直到应答单位达到样本规模为止。

②人均地区发展总值 = 地区发展总值/地区常住人口数，同时控制了地区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各地区人均地区发展总值对地区编码进行排序，重庆（3.19☼8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