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初探

时间:2024-12-26 04:31:46 来源:作文网 作者:管理员

摘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次大一统的王朝统治时期。在此时期,两大民族之间关系总而观之是友好和平相处的时期,当然也不乏战争的阴影,但是,主流是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一般来说,和平时期,即中原王朝处于大一统时期,二者关系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本部分分阶段以个案的方式予以分析。

关键词:游牧;民族关系;朝贡;农耕

一、农耕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处于初定时期的关系及原因

南方农耕民族处于大一统王朝初建时期,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处于凋敝时期。即是在经历了战争创伤之后的恢复期,各方面均处于脆弱阶段,而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则往往处于强大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游牧领域或是掳掠人口及财产,便会发动对南方农耕民族所建中原王朝的掠夺战争。战争之后,中原王朝往往以和亲、贡献财物等方式缓解双方的矛盾,赢得发展的空间。

以汉朝为例。西汉立国初年,到处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自天子不能具钧,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状况。而与此并存的北方游牧民族是统治北方大漠多年的典型游牧民族――匈奴。此时期,二者关系,既是日益接近和密切,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且每一次矛盾和斗争之后,又使他们的关系发展一步或深化一步。

汉高祖五年,刘邦击灭项羽,即皇帝位。时匈奴冒顿为单于,东破服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使蒙恬所夺匈奴地,与汉关故河南为塞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冒顿利用汉室对韩王信的不信任之际,引兵南向,逾句注山,攻太原至晋阳。七年,高祖自将兵击之,冒顿诱之,遂有平城之役。刘邦率轻骑至平成白登,冒顿以精骑30万围之,使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于是乎,汉派使厚遗单于阏氏使说冒顿,乃解围一角,高帝因得而出。

平成役后,汉鉴于秦末和楚汉之战,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웃中野不可胜数,哭泣声未绝,伤痍者未起,米至石万千,马一匹则百金,便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对外也采取了比较和平的方针,对当时游牧于北方的匈奴族采取了和亲政策,即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单于为阏氏,岁奉匈奴絮缯米等实物各有数,约为兄弟,匈奴不犯汉边。自汉高祖至武帝初即位,都遵循和亲政策和与匈奴的约定。岁中间发生过匈奴犯边的重大事件多达10余次,皆因汉朝执行的和亲政策二未发生大的战争。

概而言之,在南方农ฏ耕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处于初定时期,而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却是势力异常的强大,二者之间为争夺人口、土地、资源等,北方游牧民族往往以强硬的态势,主动出击南方农耕王朝,并取得胜利。然而南方的农耕民族则因巩固边防的需要亦会主动迎战,以赢取主动权,但往往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目的,而以失败告终。南方农耕民族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采取种种措施应对,比如自战国以来便开始修筑长城以致明代仍在修长城抵御游牧民族进攻;在初定时期,还会采取和亲政策以结成甥舅关系;再有就是送给北方游牧民族各种岁赐,并开边贸易。

二、农耕民族所建立之中原王朝处于鼎盛时期的关系及原因

在农耕民族处♋于强盛时期,农耕民族往往建立起强大的中原王朝,而此时的,游牧民族势力也是异常之强大。比如在两汉时期,北方有强大的匈奴帝国与之抗争;而到盛唐时期,北方则先后有游牧民族突厥、回纥建立的游牧王朝与之分庭抗礼;到了明朝,曾一度统治全国的蒙古族势力仍然北方安定,成为北方的边患。

1、农耕民族所建立之中原王朝处★于鼎盛时期的关系

概而言之,在农耕民族所里王朝强盛时期,两者关系呈现如下特点:政治上,相互对立,战争偶发;经济上,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将往频繁;文化上,相会吸引、相会融合。

政治上,相互对立,战争偶发

在中原农耕民族所建立的农耕王朝处于强盛时期,往往南北形成一种南北对立的局面。然而,这种对立之中,农耕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经济、军事实力是日益强大,拥有先进的政治体制。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多处于奴隶社会,政治体制较之较差。南方农耕王朝为了维持这种优势,在政治手段上也会采取相对积极的政策。这使得二者政治关系上有以下几个表现:战争、和亲、册封、修筑长城。

南方农耕民族在自己势力强盛时期,往往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积极的政策,进行积极进攻,以争取各方面的主动,比如在汉武帝时期,派卫青、霍去病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得匈奴远遁西迁。在隋唐时期,中原农耕王朝趁突厥分裂之际,亦通过战争的形式将突厥势力征服,使之称臣。明代,明成祖朱棣更是多次亲征蒙古。这些战争,都是农耕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定采取的一种积极的进攻策略,当然,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农耕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在主动进攻取胜之后,亦会对游牧民族采取一些统治策略,进行安抚统治,比如册封、和亲等形式,均经常使用。在唐开元时期,便对北方游牧民族――回鹘进行册封,封骨力裴罗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简称怀仁可汗。自此之后,有12名可汗曾13次接受了唐王室封号。除了册封之外,中原王朝还往往将宗室女以公主身份嫁给北方游牧王朝单于首领。比如,昭君出塞,唐室公主与回鹘的和亲等等,这种和亲在双方政治关系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为了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南方农耕民族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往往修筑长城,以防止其进攻。比如,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相继又有汉长城、明长城的修建,以维护其边疆的稳定。

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在农耕民族强盛时期,两种民族经济类型间互补关系是该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地产品以交换为主的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产品交换的发生是相当早的。就产品交换的基本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即历史上的朝贡、互市。

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就在于获得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赏赐,因此,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的实现形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朝贡关系主要是指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地方之间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周边各民族的朝贡一般都会得到大致上价值相当的中原王朝的赏赐。在历史上,这种贡与赐的关系格局,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友好关系的存在与发展。二者间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系或联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贡赐关系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二者间必然的臣服关系,如唐王朝与吐蕃间的关系就如此,虽然存在着贡赐关系,但是二者间并没有臣服关系,二者间基本上是一种平等的友好关系。当然,贡赐关系中也确实存在有臣服关系,如唐王朝与当时的西域各国、北方回鹘等的关系就如此。这也是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间建立互补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这种贡赐关系,古代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游牧民族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自经济文化类型的不足之处,即农耕经济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突破,而游牧畜牧业经济的非自足性则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弥补。

文化上,相互吸引,相互融合

从文化角度审视,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始终是在相互交汇中共同向前发展的。历史上赵武灵王提出的胡服骑射战略思想并成功付诸实施,就极为有力地说明两种文化的吸纳过程就是主动的、自觉的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民族的文化艺术是纯而又纯的。一个不会吸收或拒绝吸取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民族,注定是原始的、落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思想文化上,有它自己的体系,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共性,在相互交流中融合、渗透、影响、发展和继承,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北方草原文化。这种北方草原文化,在碰撞、交流、融合中,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文化层次,并在与农业文化的碰撞、交流中,给古老的农耕民族文化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比如,在文化习俗方面,匈奴受汉德影响是很明显的。匈奴没有文字,它却与汉经常来往书信,这些书信显然是用汉文书写的。匈奴用汉文书写的书信,不管它出自什么人之手,却表明匈奴借用了汉字。后汉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乞和亲,并请求音乐。光武虽没有应其所请再给匈奴竽、瑟、空侯等乐器,但说明过去曾给过这些乐器。

再如,回鹘与唐王朝之间文化交往也是日益加强。汉地文化对回鹘产生巨大影响,回鹘首领和人民慕朝廷之礼。唐公主和亲回鹘,带去了大量丝织品、金银器和各种工匠,汉族文化、技艺也随之传入回鹘。交往是双方的,影响必然是相互的。回鹘文化对汉族文化发展也有影响,当时的回鹘服饰传入唐朝,如唐诗中描述: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2、和战并存,以和为主局面出现的原因

在双方强盛时期,出现和战并存、以和为主局面的原因是多样的,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类型不同,从而导致其经济上的互不需求,不弥补需求,北方游牧民族往往采取主动进行战争的方式,从而以抄略的方式,掠夺所需物资、劳动力等。北方游牧民族属游牧经济类型,对农耕民族富裕的农业经济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性。而南方农耕民族属于农耕经济类型,既容易产生一种认同感,也容易产生对先进汉族经济产生一种敬☣佩和归化的心里。

自然地理环境不同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始终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无决定性作用,但当人类社会活动与之发生联系时,自然环境的优劣就会加速或减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当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摆脱了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居住区多一马平川,游牧的少数民族或部族呼之而聚,容易形成政治军事中心。而南方农耕区,开发较早,基础良好,多险阻阻挡,加之长城修筑,农业生产可以稳定进行。

参考文献:

[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80《宫词》,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4]欧阳修《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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