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消费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借鉴价值

时间:2024-12-26 01:01:36 来源:作文网 作者:管理员

摘要: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过程的分析,将异化内涵从自我意识的精神领域拓展到现实领域,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认为劳动与资本存在着根本对立,其劳动异化思想为后来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开拓了新的理论领域。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现实出发,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卢卡奇物化意识的基础上,聚焦于异化在消费领域的种种表现,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形成了一整套异化消费理论。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与阿格尔敏锐地将生态视阂引入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中,并将眼光放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导致的浪费性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后果上。异化消费一方面使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错位,人类主体意识能动性、创造性和真正自由的不断丧失;另一方面是造成全球性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异化消费理论为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走向适度合理消费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启示。

关键词:异化消费;发展进程;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当今,消费的作用被无限放大。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倒置,生产不再对消费起决定作用,而是由消费主导生产。由于消费的异化,人类从满足自身需要的基本需求变相成为对消费产品的无尽占有,人购买商品的主体价值下降为被商品操控的被动从属。消费异化愈演愈烈的现象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异化消费理论作为回应,其后继者威廉・莱易斯与本・阿格尔进一步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解决方法。

一、异化消费理论及其思想来源

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费希特是第一个使“异化”这个概念具有普泛的、抽象的思辨意义的哲学家。他认为“纯粹自我”创造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自我原初就直截了当地设定他自己的存在。在他看来,从自我、绝对主体自身推导出所有一切范畴。由此,他认为“非我”是由“自我”设定出来的,“非我”即“自我”的异化创造了大千世界。因此,“自我一非我”的异化过程构成了整个世界或自然的历史,这说明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其自身也日渐丰富,进行着自由的类本质活动。

黑格尔推动了异化理论进一步发展,认为理念是万物之源,精神的自我异化是理念的具体显现形式。一方面,黑格尔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异化看作“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另一方面,将对异化的克服和扬弃看作是返回自身的同一性,即“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从而实现自我复归,获得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推动力。黑格尔从抽象的精神领域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演进推动。

费尔巴哈认为异化出自人的自然本性:“上帝的活动、恩典,乃是人的被异化了的自我活动,乃是被对象化了的自我意志。”费尔巴哈纠正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指出上帝只是人本质的异化,由于人将自己的自然本性即思维、意志、情感的力量交给了上帝,从而丧失了人性,开始膜拜上帝,可以说,他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推动了异化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过程的分析,将异化内涵从自我意识的精神领域拓展到现实领域,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指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其劳动异化思想为后来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开拓了新的理论领域。

一是宗教、政治异化问题。马克思最早将“异化”概念运用于宗教批判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纠正宗教创造人的错误理解,指出:“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基督教的幻想、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二是劳ส动异化思想。马克思围绕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在的活动这一话题论证人的对象性存在和异化存在问题,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是把他之外的类的存在物作为自身的对象性存在物,并通过对象化的过程与这些存在物发生关系。然而在现实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所做的这种对象性活动却是被异化了的。这就表现为劳动异化。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马克思将异化同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他通过分析私有财产同劳动异化的关系指出二者互为手段和因果。

其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对立存在。劳动不仅使劳动者生产出商品,同时还使劳动者获得生活资料,维持自身生活。也就是说,劳动者本身也从劳动中产生。随着劳动者生产的扩大,由他制造的商品积累的财富就越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所生产的一丝一毫的商品都不从属于他,而他自身却进一步受到由他生产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劳动者自身就变得越来越贫穷,成为了越来越廉价的商品。即“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的产品不仅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还同劳动本身对立存在。

其二,劳动者与生产行为对立存在。由于劳动不是劳动者的自由选择而仅仅是劳动者维持生命的手段,其从事的生产行为与其生产的产品和他的物质需要没有直接联系,其产品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不是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在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也加剧了劳动异化。“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劳动本身的异化。

其三,人的自我异化。第一,人与他的类本质相对立存在。“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作为存在物而且是对象性存在物,人不仅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而且是社会的、有意识的、类的对象性存在物。同时也就具有了自由、自觉地有意识活动的类特性。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类”术语,得出人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这一结论,具有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然而异化劳动却使人的类活动是人为维持自身生存而被迫进行的,人的类本质与人自身相对立而存在。第二,人与人之间对立存在,由于作用与反作用使人自身的关系同样适用于对他人的关系,也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出现。

三是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由于生产者对劳动产品的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生产者之间发生关系,劳动产品成为商品。人作为合理的利己主义者,物质利益是决定其行为的最后本质动因。商品“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虽然只是人们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等价物的表现形式,却因为其反映的“物的天然属性”而备受关注,又因为其藏匿于“物与物的虚幻关系中”使其表现出的物质利益的一面开始支配人的一切活动,人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使商品成为物质利益的代名词,商品从而异化,带有了拜物教的性质。也就是说,正如前文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一样,商品与人之间关系的倒置使人们将商品置于上帝的位置,从而使商品本身具有了如上帝般驾驭人的无上权威。人在商品关系中外化,作为丧失自身、失去人性的人活动,人将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与他人的交往关系寄寓于商品之中,奴隶地位达到极点。“商品拜物教”容易使人们错将“商品”当作“物质利益”的代名词,把商品外在表现误认为是商品的本质,投身于对物欲、金钱的无限追求。因此在消费活动中,人以无限膨胀的对商品的占有来满足其合理的利己主义,对于商品无限制地占有成为其奋斗的目标,这就是突出表现于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

四是卢卡奇提出了物化思想,其物化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剖析。他认为物化就是“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其对物化的批判是其阐述对于历史总体性认识的核心主题。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结构人手,通过对具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向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客观原则进行交换衡量过程的分析,展现出“物化”情境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图景。认为正是“物化”现象使人们停留于直接性假象,被资本主义表面繁荣所蒙蔽,从而隐藏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片面性。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繁荣,生产与再生产不断加剧,从而反映于人们观念中导致“物化意识”的出现。“物化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由此生产活动具有了“合理化”和“机械化”特点,人的劳动也变成了“抽象化”和“可计算化的”,物与物的关系代替了人与人的单纯关系并成为时代主旋律,物化意识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法兰克福学派异化消费论及其影响

异化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社会中的一切活动都被打上了异化的烙印,人的对象性活动转变为异化活动,人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异化,而且与劳动的产品、结果相异化。不仅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而且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也相异化。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成为了异于人本身、与人对立甚至统治人的力量存在。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现实出发,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卢卡奇物化意识的基础上,聚焦于异化在消费领域的种种表现,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形成了一整套异化消费理论。

弗洛姆指出:“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消费主体的人应具有感觉、感情和判断力。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

二战后,工场手工业转向机器大生产,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财富不断积累,进入了物质富庶的消费时代。1929年经济危机时大量商品堆积如山,“过剩”产品被大量销毁仍令人们心有余悸。于是将大量推行消费作为促进经济继续扩张的秘诀。在人们急功近利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的背景下,消费促进生产被过多强调,消费成为最终目的,消费主义在社会中横行霸道。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处于社会中就是要大量消费,“不管消费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使我们自己就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方针来追求”。

“消费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一环,即消费者为维持生存、从事实践活动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基础,其原本意义是体现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是人类达到幸福的类活动。如今消费俨然异化成为人类生存目的。“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人类的消费活动从最基本的获得产品满足生存需要异化到“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如此错位只会导致在无尽空虚中越陷越深。

也就是说,在消费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创造性、批判性维度不复存在。人类迷醉于资本家编制的华丽大网之中,一心投身于消费,在浩如烟海的商品市场中自以为发挥着主体能动性,尽情自由选择,然而“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发达的商品生产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备选项然而却并不意味着自由。

消费异化成为了人类自我价值的证明,即“虚假的需要”,也就是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商品成了人们生活的追求,无穷无尽的购买早已超出人们的真实需要,“买到市场上新近出现的最新式样的商品成为首要的,相比之下,使用物品得到的真实享受却成为次要的”。此时的消费者将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与衡量幸福的指标,消费异化成为对商品无尽的占有,消费者在无使用价值的占有中获得满足感,并且认为消费和占有就是证明他们生存的方式。消费既成了消费者自身追求物质的能力,是体现自尊的一种证明,也是获得更高阶级认可并融人其中的门槛。正如艾伦・杜宁所指出的,消费似乎已经异化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穿体面的衣服,开体面的车子和住在体面的生活区,全都仿佛在说‘我不错,我在那个团体中’”。

在这一背景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甚至脱离主体人本身,他们的消费行为不考虑自身口味与爱好,不考虑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否有利,只一味攀比赶时髦,追求所谓社会潮流与风向即向他们所向往的统治阶层看齐,通过使用相同的商品证明我也处于这样的序列之中,以获得切实心理满足。“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来判断他们自己的位置。”由于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在广告传媒、竞争和舆论的引导下,消费者的消费趣味也日趋标准统一,因而也就容易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预测。消费成了被资本家操纵的工具。资本家成功利用人们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等不恰当的心理和观念获取更多的利润。 弗洛姆所说的更是直截了当,事实上,我们在“吃”幻想之物,在“喝”商标。为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证明自己是高阶层中的一员,消费已不再与具体内容相联系,而是异化为其表征的虚幻的文化或是精神符号,异化为一切能给人类带来暂时满足的虚幻安全感。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而且必须看到,消费异化已经服务于社会政治需要。统治者能够投出的消费品越多,下层人民在各种官僚统治机构下就被束缚得越紧。

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舒适而又高标准的产品及服务备选项,资本主义不断刺激消费来促进生产,加剧“虚假的需要”,从而消磨对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上的反抗。资本主义利用温和的技术进步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使人们只集中于眼前暂时性的满足,不再追求自由,更不愿为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付出代价。

消费异化牺牲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人们丧失了作为主体基本的意识能动性,将追求虚幻的产品占有作为第一需要,把无使用价值的大量拥有当作生活的唯一目标与幸福的源泉。并且进一步丧失了主体的创造性与批判性维度,将自己降低为一般动物,不断地消费以获取眼前的物质满足,精神上充满着空虚和痛苦。人的幸福本应当立足于精神层次的更高追求,一旦被笼罩着物质利益薄雾的商品侵蚀,就容易被商品控制,越不自由。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及主体意识的类特性都因此受到社会异己力量的无情压制,人类进入生存的困境,由此弗洛姆指出:“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难怪在如此情境下,弗洛姆只能发出慨叹“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三、生态马克思异化消费论及其价值

在个人孜孜不倦追求消费,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宣传、鼓励消费等背景下,消费作用被不断放大甚至成为普世价值观来指导大众生活方式、左右大众价值追求,消费异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然而,异化的消费是与“虚假的需求”即人们永无止境的商品占有联系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对畸形的满足物质需要的商品没有上限,这要求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必然需要从自然界源源不断地获取、掠夺原材料,然而自然资源和生态却不可能无限度地承受一切。“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由此,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类自食其果的悲惨结局。

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现实却被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假象所掩盖,人们陶醉于其中,维持着虚假的消费与市场的繁荣。这似乎是异化消费之下资本主义存在发展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莱易斯与阿格尔敏锐地将生态视阈引入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中,他们将眼光放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导致的浪费性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后果上,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

莱易斯通过分析当代社会异化的特征,认为消费成为衡量人幸福与否的直接标准,商品被赋予复杂意义却与其本身属性满足人使用的生理、心理需求毫无关系。人们过度消费商品只是为了追求流行趋势,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为此,“在所期待的世界上也不会得到大量的满足,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给自然界的天然活动留下什么余地:种植粮食的每片土地已经耕种,每一长满野花的荒地或自然牧场已经开垦,一切野生的适于人的需要的动物或鸟类由于争相觅食而濒临灭绝,所有灌木或过剩的树木已被砍伐,在改进农业的名义下凡灌木和花草能生长的地方几乎没有不作为废而无用的荒地而加以利用了”。莱易斯指出人类为满足假象的自由而投身于“虚假消费”之中,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无情破坏,从而最终无法满足其无限增长的消费欲望。“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只单纯考虑人需求的满足,希望从根本上对自己的满足方式进行评估,从而知道消费多少就“足够了 ツ”。

阿格尔分析指出,异化消费在生态条件限制下将会中止,从而将改造生产推到克服异化消费的关键地位。在生产的改造之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将不断缩减,从而使消费行为不再受广告的操纵。他这一过程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首先是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无力支撑商品的无限生产,从而缩减消费生产;其次是人们缩减自身需求;最后是重新思考异化消费,将自身的价值与基本愿望放置于对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经济上建立一种积极的稳态发展模式并培养人们形成合理适度的消费方式才是解决异化消费的出路。阿格尔指出,首先“稳态”经济是必需、必然的,其实施的办法不仅要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而且还要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对人的物质需要的重新评估后还要削减这种需求。同时他还提出实现新的禁欲主义的必要性。“减低人的需求也许将这种需求引向精神和文化领域(某些经济学家把这叫做‘质的增长’)。”而“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倡导适度、合理的消费和可持续性的消费模式。

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演化的产物,参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物质变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的全部过程。因此❧,人类的消费行为对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看到,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类毫无节制的消费行为已经对自然界产生恶果。这种严峻情景要求我们即刻行动起来,以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取代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消费模式。

高兹提出从人的认识层面作出改变的重要性,强调人们要认识到金钱买不来所有东西,并非所有价值都可被量化,真正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恰恰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将在人们发现更多并非必然是更好的,发现消费得越多、挣得越多却不能必然导向更高质量的生活时轰然倒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将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直指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的发达工业社会,认为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发达工业社会成为了新的极权社会,从而引发消费生产关系的倒置以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种种关系的异化。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一个“利用技术而不是利用恐怖”有效地统治着个人和“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的极权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批判,指出异化消费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与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矛盾。舒马赫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经济学“根据的成本定义排除了所有‘免费物质’,也就是排除了上帝赐予的整个环境――私人占有的环境部分除外。这意味着,一种活动尽管加害于环境,却可能是经济的;而一种竞争活动如果付出一些代价去保护和保存环境,就是不经济的”。

当代异化消费已将其消极影响的触手伸向全人类。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的分析批判对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而言具有警示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国人的消费模式仍然以线性消费为主,存在着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等不良现象。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改变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率而忽视环境资源的传统落后的发展模式,把生产效率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倡以节约能源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由此转变消费观念,培养绿色消费、循环消费和适度消费等建立在“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更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消费模式。

也就是说,人类在关注自身生存与发展基本维度的同时,还要注重精神文化的自觉追求,提升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其中的生态环境系统和资源能源体系的关怀度,自觉提高并切实注重对自然资源和能源体系的利用效率,自觉减少因生产消费活动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加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值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体现人们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和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涵。在“消费异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能源资源不足的今天,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克服异化消费的弊端,寻找人类真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才能解除人的异化,寻找人真正的自由,回归人本身主体地位,重建地球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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