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摘要：全媒体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在网上传播，西方国家加紧意识形态扩张，全媒体渗透成为新形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直面现实，必须强化意识形态主阵地，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努力做到：强基固本，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积极转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方式转换;主动出击，拓展意识形态话语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强基固本;国际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028-03

基金项目：全军军事科研“十二五”计划2014年度课题“新媒体视阈中军队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14QJ004-093）;陕西省社科界2013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入创新研究”（2013C020）阶段成果。作者简介：李兴选（1977-），男，陕西咸阳人，第四军医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同志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 新时期，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各种社会思潮的交融交锋交流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全球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冲击。这种社会思潮格局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意识形态阵地，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全媒体时代，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掌控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处置不好是“心头之患”，处置得当就是党和政府“公共治理”和基层民主的新平台。 1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干扰和挑战。意识形态历来是敌对势力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目前在网络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面临着种种干扰和挑战，其中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向我国推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国外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等干扰和挑战。 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颠覆了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统建构方式。在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模式中，政府控制着媒介资源，受众处于信息流的下游，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信息，信息流动为单向传播。在这种传播模式中，政府通过议程设置，意识形态管控，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舆论场。而全媒体时代，以网络应用为特征、尤其是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发展，比如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的流行，形成了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速度即时性、传播方式多样性、传播内容自主性等特点，这使得公众的自媒体属性凸显，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正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所言：“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有两个舆论场，只不过转型中国表现尤烈，以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和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以前往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态势，现在他们开始相互渗透彼此占领犬牙交错，有时候仿佛是断裂的大峡谷，南北两岸风景迥异，有时候又两江合流大江东去。”[2] 2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在网上传播，贪腐现象正在消解人们的认同感。一些党员政治观念淡漠，作风涣散、纪律松弛，不正之风和腐败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动摇着党的执政根基，也严重危害法治国家建设。[3]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军政治工作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和作风上还存在10个方面突出问题，徐才厚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重损害了政治工作的威信，一些沉疴流弊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4]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全媒体时代，网络赋予了普通人更多的话语权，由原来的媒体工作者发布新闻，到如今人人皆可为记者，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缺少规范的检查系统，通过博客、论坛等发布信息，其操作方式越来越简便和多样化。在网络上负面或突发性事件更容易吸引民众注意和热议，激发非理性情绪的滋生和非理性舆情的出现，形成所谓“剧场效应”。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常常超过媒体和政府在微博中的传播力。据统计，全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其中新浪微博用户账号536亿个，腾讯微博用户账号54亿个。随着微博客用户群体的迅速扩大，产生了一批粉丝数超过10万人的“大V”账号。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拥有10万以上粉丝的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5] 3西方国家加紧意识形态扩张，全媒体渗透成为新形式。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纸质媒体，谁就拥有话语权;上世纪9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电视媒体，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而进入新世纪后，谁掌控了互联网，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原本就在经济科技领域拥有明显优势的西方国家，因制信息权而固化并¿扩张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全媒体世界的不均衡性危及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全媒体时代的基础是数字化的网络，西方借助自身经济和科技优势，将表征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西方词汇和西方术语向外输出，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挤压着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不断使之失语或边缘化。有学者统计，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已经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当今互联网上80%以上的信息来自美国，英文网页占到了90%以上。借助全媒体平台，西方国家轻而易举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言，文化的力量虽然“没有导弹驱逐舰那样气势汹汹”，却能够“改变人思想感情的归属”。历史上，文化传播曾有明火执仗的武力方式，而现代文化战则是打着“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幌子，图谋肢解他国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民族传统和信仰。

二、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困境的深层原因 1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因素固然重要，但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更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关系状况决定的。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贸易体系利用数字技术，通过信息传输渗透到产业链乃至整个产业体系，最终演化为“全球化枢纽”的产业分工链条。加强文化价值观渗透、垄断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霸权国家欲保持控制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必然选择。霸权国家牢牢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的趋势使得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发展中国家受到显著冲击，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ธ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霸权国家精心设计并推广其所谓“普世价值”，利用其技术优势地位，进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输出，最终目的就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国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力图将其发展模式抬高为发展中国家追求模仿的范本，进而改变他国主流价值观，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的追随者，诱使发展中国家复制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 2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强大的经济基础是维护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保障。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仰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人们的富足生活和安全环境，使本国国民获得特有的优越感和归属感，从而保持社会稳定。而反观一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之所以一些反对的声音能够在社会上一呼百应、陷入内战甚至造成国家解体，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那些国家的国内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等等。”[6]特别是近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没有跟上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太效应”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西方媒体推波助澜，导致“局部问题全局化、细小问题放大化、表面问题本质化、具体问题普遍化、社会问题政治化、特称判断全称化，形成了‘政治审丑’和‘社会描黑’等不良氛围，使得官方正能量传递受阻” 。

三、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思路对策 全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全域的、深层的。西方强国利用互联网推行“数字霸权”和价值观渗透，我们面临的战争是信息化战争，思想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4]针对全媒体时代的特点规律，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应以强基固本、积极转型和主动出击为目标方略，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性、感召力和引导力。 1强基固本，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信仰之争。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的，“当前最紧要的是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理想信念是魂和本，坚定理想信念是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是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第一要务。 第一，始终扭住“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这一举旗铸魂工程不动摇。2004年4月中央决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重大理论创新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建设，能够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能够不断强化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要敏锐把握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需求，立足中国实际，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做出深刻总结，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道路做出科学阐释，对克服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理论研究。充分利用智库、讲坛、课堂、媒体等传播渠道，把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转化为学术话语的优势，把“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如，2011年9月，西安政治学院成功研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系统》，“是一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工程、创新工程、特色工程”，被专家评价为“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百科全书”。 第二，紧紧扭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这个基础工程不放松。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宣扬先进典型，传播正能量，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经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人民群众在岗位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紧紧扭住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西方理论主导化。一批新生代知识分子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中坚力量甚至是领导主体，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把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现代西方理论系统地纳入高等教育教学活动中。要着力培育一批对党忠诚、理论功底厚实、方法手段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骨干队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普及。 2积极转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方式转换。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尊重全媒体时代的特点规律，实现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性、生活化转化。 第一，构建全媒体话语平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的作用，构筑综合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平台，充分理解互联网思维，打通两个舆论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寻找“最大公约数”，强化自身的公共性、权威性和代表性，成为“有气质的媒体”;二是由“宣传思维”转变为“对话思维”，尊重每个公众不同的兴趣点，求同存异，成为“有温度的媒体”。体制内媒体在党政领导人出访、干部人事贪腐案件、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介入及时，力度大，发挥了舆论主导作用。以新浪微博@人民日报为例，它诠释主流立场、回应网民关切，促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有了较高的黏合度。 第二，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使“三进入”真正落到实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不能及时地追踪和应对社会的各种变化了的情况，落后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要变空洞古板的理论灌输为联系实际的学习，区分人群层次，变各级党组织“领导独唱”为与群众一起合唱，变照本宣科、生硬灌输为多渠道、全方位渗透，不断提高意识形态教育的群众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建立完善意识形态领域预警监控机制。必须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预警监控机制，利用大数据手段，系统收集、分析、判断和反馈全媒体舆情的最新动态;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屏蔽有害信息，有效应对网络谣言，规范全媒体信息传播秩序。像打仗一样开展好网上舆论斗争，推动政治工作融入网络信息体系和联合作战体系，使信息网络成为发挥政治工作传统优势的“倍增器”。 3主动出击，♀拓展意识形态话语国际影响力。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7]为此，要根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主动出击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家话语规则，引导国际话语走向。 第一，强调中国特色，建构国际话语权体系。 中国如何清晰表达自己的理念，如何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的被动地位，如何使中国的东方理念成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要用国际上大家普遍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介绍和宣传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弘扬中国文化，把中国先进的治国理政经验上升为中国话语权，提高国际认可度。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争取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我们既要优先考虑国家利益，也需要适当承担大国责任，与我国发展整体状况相适应。比如，在全球贸易争端、反对恐怖主义、减缓地球气候变暖等国际议题上，要合理发声，有效应对。近几年，我们的“上合组织”“一路一带”经济区、“亚信”“新型国家安全观”等理念和做法获得了巨大反响，充分展示了国家立场、大国风范。要结合我国整体优势，重用经济牌、善用外交牌、巧用文化牌、多用规则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思想宣传工作做得更好[G]//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2]祝华新.两个舆论场的融通之道[G]//南方传媒研究（38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

[3]王岐山.坚持党的领导 依规管党治党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N].人民日报，2014-11-03.

[4]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解读[N].解放军报，2014-11-24.

[5]人民网舆情检测室.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EB/OL].人民网，2014-03-18.

[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ล说明[G]//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习近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G]//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