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苏曼殊小说创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贯穿于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中。对自身血统的问题的困惑和纠缠，使苏曼殊的小说呈现出哀伤凄清的漂泊之感；而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更让苏曼殊的小说呈现出激进入世的革命情结和淡泊出世的佛禅情调以及隐微幽深的遗民心态。同时，作者苏曼殊自己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暴露出了在历史转型期间，受西方文化冲击和传统文化浸淫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困惑。探析苏曼殊小说创作中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我们对苏曼殊的传奇人生赋予其小说的特性和和变革的历史大背景赋予其小说的共性进行更清晰地把握。
1.血统身份的认同问题
苏曼殊的身世血统问题，曾是苏曼殊研究最早关注的问题，也是苏曼殊一生的“难言之恫”。中日混血的尴尬身份和被父母遗弃，寄人篱下的童年经历，使苏曼苏形成了忧郁敏感，自闭自怜又自恋的性情，使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飘零，感伤的调子，这种感伤凄恻的氛围也一直氤氲在他的作品中。
苏曼殊为中日混血，其父苏杰生在日本行商时，与其日妾河合仙之妹河合若子私通所生。若子产后三月便离开了苏杰生，苏曼殊自此由河合仙抚养，一直生活在日本，直到六岁回国。在日本的这段日子，是苏曼殊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不知真相的他也一直视河合仙为亲生母亲。回国后寄人篱下的生涯，父亲角色的缺失和受家人歧视的遭遇，使苏曼殊更加怀念远在日本的河合仙，这也是苏曼殊成名之作《断鸿零雁记》中重塑出身和寻母的情结的原因。
在苏曼殊托名日僧飞锡的《潮音跋》中，写道“曼殊A黎，始明宗之助，自幼失怙，多病寡言，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长江户。”在《断鸿零雁记》里，三郎“呱呱坠地无几月，即生父见背。尔生父宗郎，为江户名族，生平肝胆۵照人。”柳亚子曾根据上述文章，断言苏曼殊为日本人。苏曼殊在文学的世界里，将自己的身份定位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柳亚子作为苏曼殊的好友，尚且不置苏曼殊的真实血统，何况旁人？苏曼殊这种日本血统的身份认同，表现在文学作品里，使之氤氲着无家无国的漂泊者身上与生俱来的凄苦感伤的情绪“死生契阔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自己，是知道自己的中日混血身份的。在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到，“苏曼殊十六岁，在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时，教员陈荫农尝因某事语乙班学生曰‘汝等谁为相子者举手？’于是举手者过半，苏曼殊亦为其中之一人。”①相子即中日混血的意思。可见，苏曼殊是知道自己的混血身份的。他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纯粹的日本人，既有功利使用的一面，即愚弄北洋军阀，获得外交上的庇护；更有精神补偿的一面，苏曼殊的血统虽然在中国，但是，在他的大家族并没有给予他亲情应有的温度。在他的小说里，他将自己的父亲塑造成英年早逝的仗义豪侠，是对自己人生中父爱缺失的合理解释与对父亲形象的幻想，这是一种心理补偿；同时，挚爱的母亲河合仙又远在日本，这个唯一让他感受到亲情的女人成了他对家庭血统的全部寄托。
2.文化身份上的认同问题
在文化身份上，他既是激进入世的革命者，又是一个出世的苦行僧，同时，其作品中暗含的众多遗民意象，又暴露了其心中的遗民情结。在他的小说创造中，入世的英雄主义在半译半著的《惨世界》里，得到了展现；而他的出世情怀则贯穿在他的“小说六记”之中，ง成为他爱情悲剧的原因。
在日本求学时，苏曼殊就假如两人现代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第一个革命组织――青年会，积极主张“排满”和“反帝”。“嗣加入青年会，渐与各省豪俊游”②同时，翻看苏曼殊的郊游名单，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梁ญ启超，章士钊，黄兴，柳亚子……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参加革命团体，还撰写文章，《呜呼广东人》批判国人的卖国求荣，《女杰郭耳缦》鼓吹无政府主义暗杀，甚至为伸张正义，欲借枪刺杀康有为。《焚剑记》中的广东书生，《惨世界》中的明男德便是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延续。在白话小说《惨世界》中，苏曼殊用影射的手法，用法国的人物和故事影射中❧国现实：“尚海”“满周苟”“明白”字“男德”“吴齿”字“小人”；他用“惨世界”来寓意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指出清政府腐朽黑暗的同时，也指出了“无耻小人”“饭桶”等人身上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明男德”作为一个行侠仗义的革命者，寄托苏曼殊个人的情感和期待，在“风雨如磐暗故国”的当时，《惨世界》有着重要的觉世意义。
3.对作品中女性的身份认同
苏曼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容貌”“才学”“德行”具备的。以《碎簪记》为例，分析作者对其笔下女性身份的认同。
在《碎簪记》中，作者以第一人称“余”，讲述了庄和莲配，灵芳的爱情故事。小说中，莲配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人物。在外貌上，莲配“密发虚环，亭亭玉立”，“幼工刺绣，兼通经史”，并且“于英法文学，俱能道其精义”，而且，莲配总是以西方装束见人，如“紫罗兰西服”。可见，莲配不仅美貌绝伦，而且既有有中国传统女性样的美德，又有西方现代女性的风度和学识。而另一个女性灵芳，也是游历过欧洲的“丽绝人寰”的佳人。庄对此二者均爱慕不已，难以抉择。然而，作为旁观者的“余”却对这两个女子抱有怀疑的态度“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姹女，皆竞侈邪，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假爱国主义而谋利禄。” ⑦而“余”的观点是否可以代表作者的观点呢？
《碎簪记》中，还有一处值得仔细玩味。即莲配，庄，婶母一起听西方歌剧时。当剧中人物念出“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neither know nor want”时，莲配流畅的翻译停止了。而不同英文的婶母一再请求，她也没在继续翻译。婶母以为“优人作狎辞”，变不高兴起来，令通行人离开剧场。“由此，《碎簪记》中便存在两层扭曲的关系，主人公与西方化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预期读者群自身的关系。在这两方面，对西方与现代性事物的矛盾性对应――即受到吸引，又感到厌恶――都进一步强化了关系的扭曲。”⑧
苏曼殊清新婉约的文言写作中加入的不加翻译的英文，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在苏曼殊写作中的表现，但同时，也是文化断裂的表现。毕竟，读者群中既精通文言又擅长英文的人所占少数，而大部分读者只能和小说中的婶母一样，处于茫然的状态。这种语言的断裂所蕴含的文化的断裂，我想也正是苏曼殊对其小说中女性身份的态度。这种兼具传统女性之美德和西方女性之风度的形象，是苏曼殊无法面对的。他对这样的女性是爱慕的，同情的，同时心理上也是抗拒的。因此，《碎簪记》的结局是三者的死亡，生便继续纠缠，却无法结合，唯有死亡，可以解决这个冲突。在其他小说中，皈依佛门也是一种出路。
“苏曼殊透过其风格和技巧，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普遍情绪，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⑨。对自己身份的追寻和对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困惑，一直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留给后人以无尽的言说空间。
注释：
[1]冯自由.革命逸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1年，第1666页
[3]汪树东.苏曼殊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页
[4]汪树东.苏曼殊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ヅ[5]汪树东.苏曼殊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6]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7]汪树东.苏曼殊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9]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派[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