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记忆四题

时间:2024-11-10 14:26:40 来源:作文网 作者:管理员

薯干子酒

下乡来到塞北大山里,见村小卖部代销员从公社供销社进货归来,过山型小推车一边是零七八碎,一边是装白酒的塑料桶。再将酒往大酒坛里倒,咚咚咚咚,空气中立刻就弥漫了酒香。也怪,这时就生出另样感觉:怪好闻的。

然后就知道那是用薯干做的酒,品名薯干酒,当地人叫薯干子酒。九毛八一斤,也不便宜。我的生产队一天劳日值才三毛五,得干小三天才能买一斤。后来有机会喝了,进嘴辣,烧嗓子,落肚后腾地点着火一般,再猛地蹿到脑瓜顶。头就发晕,脚下轻飘飘,就兴奋,忘了烦恼。便想,或许这就是酒给人带来的快感。尽管酒醒了该烦还得接茬烦,但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那年月深山沟里的社员有两大快乐:喝酒与偷情。偷情有风险,喝酒没风险,就是缺酒钱。

头一年秋天分红,生产队长扣了我两块一毛钱,说打酒了,晚上来我家让你婶炒几个菜。队长是直接领导,我不敢说啥,晚上就去。热炕饭桌,一盏小油灯,一棒子酒,地下站俩眼珠瞪溜圆的秃小子。他妈端上一盘子炒白菜,菜里有个黑片片,大小子说肉,伸手就抓,让队长一筷头打回去。我忙夹给他,还有小崽呢,油灯太暗,好一阵才又翻着一片。头年腊月宰的猪,我只吃白菜,

可能这酒钱是我出的,是仗义还유是舍不得说不清,反正那日就只管喝,喝到最后,就大头发沉啥都不知道了。清晨渴醒,迷瞪起身,窗纸朦胧,看炕上还有别人,心说这是哪儿呀――有些时日了,同伴回天津,就我一个人过,这是谁呀?再揉揉眼看,那边有个长头发的,是女的!我的妈呀!我在队长家睡了一宿!忙悄悄下地一溜烟窜个屁的。

年少面薄,从此不敢言及此事。可队长媳妇爱说,后来见我时不时被县里抽去写材料,当人面说:将来出息了别忘了婶,咱俩还一块儿睡过呢。众人起哄,我忙解释说不是一块儿是一个炕,而且是隔着三叔(队长)睡的。有人说:队长睡觉打雷ฒ都不醒,谁敢保证你半夜没从他身上跨过去了?事到此刻就得赶紧跑,西瓜皮擦脸,越擦越磨叽,有八张嘴也说不清。真害怕呀,虽然叫她婶,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那种事在那时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会摊上大事的。

后来就算学会了喝酒,量不大,还知道把酒烫热了,让薯干味挥发出些。别看薯干酒不咋的,有好长一段还买不着了,只有橡子酒。那酒可不行,太上头。最好的是代销点来了枣酒,一块二一斤。冬天打一斤,做熟饭,扒出点灶灰,往小茶缸里倒点,灰上一坐,ฏ一会儿酒就热了。那天去大沟里打柴,十几里地,一个人,早上走,怀里揣俩薯干饽饽,大扁担挑六个柴火,沉,歇会儿都不能平放地下,得一头借个坎子,才能上肩。到家狠狠心炒俩鸡蛋,把剩下的二两酒都倒进小茶缸。弯腰盛出鸡蛋,往里屋一走,脚下碰了烧火棍,棍一弹正弹倒茶缸,可惜那点酒,噗地一下在热灰里化成股烟,没了,可把我心疼够呛,把烧火棍撅成两截扔灶膛里。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决定当年考试入学。知青奔走相告,抓紧复习。初夏抽到县里写材料,和两个知青住旅馆二楼。高兴,晚上弄些薯干酒,就点什么就喝。喝得话多,说这些年自家的事,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结果喝多了,后半夜他俩就趴床上,这边一口那边一口吐起来,那叫一个味儿呀!开始他们吐点我往楼下铲点,可这二位活慢,不一下吐净,隔一阵一口,再两口。就一个脸盆,也吐不准,10点又没了电,黑灯瞎火我出来进去。有客人就喊,闹鬼啦,咋走个没完!

正好房间墙壁半当腰有个烟道,这会儿炉子撤了,没办法,就只能往那窟窿里铲了。转天天燥热,这屋就不能待了。赶紧退房,还不让走,得检查房内物品可有损害丢失。女服务员进屋清¡点,一样不少,刚要走,她皱眉问:这屋怎么一股烂薯干味?我答:是,他俩吃薯干子吃多了,打嗝儿打的。问:打嗝儿?能打成这样?我答:是,一宿没睡,俩人对着干,上头打,下头还放!再不走,这全楼就都不能住人了。

服务员顿时干呕一下,说:赶、赶紧走人! 薯干雀白

初到塞北大山里,见房东和社员家都有大席篓,装着比巴掌小些的白片片。问,这是啥?说是薯干,咋样,雀白的。“雀”在那儿念“翘”,意思是我家这薯干很白、非常白。问好吃吗,说还中了,熏甜的。意思是还行,挺甜的。没敢说特好,比白面饼都好吃,那就是瞎掰了。

红薯,我们天津知青叫山芋。秋天切成片晒干,就叫薯干。薯干面爱受潮,多现吃现压。初夏,房东家压薯干,房东叔早早占下碾道借了驴,再扛了一袋薯干,往下就是房东婶的活。那天在村边耪头遍地,歇时我去打水,井旁就是碾道。无意间一瞅,我愣住了:茅草扎顶,碎石短墙,四面透风的破碾道竟然弥漫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中,有点神话的感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雾中走出一个雪人,从头到脚从脸到手都蒙着一层白粉,若不动,绝对就是雪中塑像。但猛地一个喷嚏响过,震得粉末飞动,雪人就现出眼和口鼻,还是一颗黄灿灿的金牙,笑道:不认识了,我是你婶呀!

这就是山里压薯干面的情景!不亲眼见,一辈子也想不出来。必须用很细的罗,仔细地筛,筛出的面比白面还细,比白面还白。只是,这个“只是”太不该出现了,但终归要出现――用水一和,薯干面的本色就露出来――暗红色,说枣色好听,说铁锈也不差。

那天吃“硌豆子”,大锅水烧开,拿和好的薯干面往礤床上搓,一个个小的面疙瘩就叭叭落在水里,煮熟,捞出,用凉水一投,再盛饭里,放作料,就可以吃了。第一次吃,滑溜,甜咸,挺好,吃了一碗又一碗。房东叔一口不吃,喝稀小米粥,还说少吃,烧心……

什么是烧心?长那么大还不知道。吃过两顿,知道了,胃里闹得慌,吐酸水。这山里十人有八个人胃不好,就跟吃红薯多有关系。问为啥不种麦子。说山地没水种不了。说那就都种高粱谷子。答人多地少不够吃。说那就只能吃红薯面?答反正从公社以来,红薯就越种越多。红薯一亩地能收两三千斤,高粱谷子几百斤,这么多社员,一家生八个,都得有口粮,不种红薯咋活!

入秋,粮站不再供应知青粮食,我们与社员享受同样待遇。场上分什么,回家就吃什么。高粱谷子收了晒了,拣好的装车,扬鞭催马送粮忙。我和伙伴(俩人一个队)分到100多斤带壳的高粱,还有些谷子杂豆。当年口粮指标是每人360斤(毛重),余下的是啥?都是红薯。白天抡大镐刨红薯,收工分红薯往家运红薯,晚上坐屋里切红薯。 薯刀,一块长木板,有长方孔,刀片固定在孔上,中间留有间隙。再有一活动木柄,把红薯平放,用木柄一挤,一片红薯就掉到下面的筐里。尽管切得快,可架不住薯多,像我俩还得做饭,每天得切小半宿,第二天一早就得挑山上晒,还得找高处石头多的朝阳地。放泥地上,薯干就发霉,干了有黑点,吃着发苦。晒时也不消停,晴天,得翻个,一片片翻,得晒个两三天才晒透。一旦变天下雨,得赶紧收回来。

那年我俩分了2500斤红薯,折口粮500斤,每人250。我们忙个手脚朝天,可晒出的薯干,社员家是雀白的,我们是雀灰的、雀黑的。转年开春,队里种地没种子,正好我俩那袋高粱没吃,就都拿去了,往下就只能上顿下顿吃红薯面。做硌豆子太费事,就烙薯面饼子(当地称薯干饽悖),热着吃粘牙,凉了吃硌牙,急眼了能打狗,运动会能当铁饼使。实在懒得做,就直接蒸薯干。吃时一片一片的,经验是吃一口喝一口水,往下送。曾有人吃急了,噎个半死。

后来一联产承包,出了奇迹,还是那么多地,粮食够吃了,也不种那么多红薯了。后来我再去村里,到谁家也看不见席篓和薯干。想吃口红薯,还得问人家种没种。不过一般都是种几垄,吃个新鲜。可如想吃硌豆子、薯干饽饽,就难了。 生葱蘸酱

我从小就不爱吃生葱。1969年正月到山里,上顿下顿除了咸菜疙瘩就是又黑又酸的酸菜,吃得直吐酸水。

三月,按节令该暖和了,山上地里依然黄秃秃。有一天午后,亮亮的日头西照着,队里派我一人跟大车拉垫脚,(即从河套拉沙子垫牲口圈,日后为肥料),一趟两趟在静静的村中过来过去。我就发现,有一社员家园子里有几点碧色,绿得如翡翠。近了仔细看,是葱。问车把式得知,这是头年的葱根,在土里熬一冬,天暖,就最先钻出,支棱两支羊角,故叫羊角葱。此时这东西是新鲜物,鸡、猪都会啄啃,于是社员都早早用带刺的葛针将园子围好。

想想上中学学过杨朔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倘杨朔听了见了这情景,该有感而发写篇《羊角葱》吧,说这葱生命力如何如何顽强,顶风破土报春来。而我那一时,心里没有文章,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将那绿色嚼到嘴里咽到肚里!

说白了,就是人太缺少维生素了!其实,若等到人家社员收工回来去要,一点问题没有,但就是等不及。待大车先走,看看四下无人,我嗖地跳进去,拽出两棵,跑到树后,剥去外皮,就大嚼特嚼起来。转眼吃掉一棵。由于太急,웃都没觉出什么味儿来。待吃第二棵,一看,就惊讶,那绿芽下一段如汉白玉,一股甜香,一身清白。一想到“清白”,就吃不下去了,人也冷静,长这么大第一次偷拿人家的东西,愧对这棵葱白。

又想到后果,收工回来,人家会一眼就看出葱被薅了,男人还好,女人也许冲着当街就骂(这情景常见)……亡羊补牢,我赶紧掏出一毛钱,用葱压在园子土垄上。跑远了,心里噔噔跳,打个嗝,葱味贼拉难闻。

努力又努力,直到1978年初,我才成为支部的培养对象,才有幸列席一次人家的组织生活会,但被一针见血指出缺点若干。其中有:骄傲,觉得自己是大城市人,不合群,吃食堂不吃葱蘸酱。组长是南方人,水平高,说:“不呲(吃)葱蘸酱,就四(是)瞧不起劳动人民。”

属实否?合适不?啥也不能说,只能诚恳接受,并努力改正。五黄六月,参加抗旱工作队下乡,与组长几人住大队部,自己做饭,没啥菜,只有大葱,我不敢说炒。组长说按搞“四清”的做法吃,即用热米汤一泡,放盐。他真行,吃得津津有味,我也硬着头皮吃,但更多的是吃盐水。后来有一天我当厨和面烙饼,老乡送来一碗酱,一推让,有点碎面掉酱上,稍一拌,隐约着像酱蛆。吃饭时组长就皱眉,拿着葱迟迟不蘸,却看我,我毫不犹豫带白点的酱抹饼,卷葱,大口嚼。

抗旱回来总结,组长对我评价很高,说连老乡酱里的蛆都不嫌弃的同志,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好同志。这回打死我也不敢太清白说那是面渣。后来我调走了,好多年后偶然相遇,组长垂垂老矣,但记性不错,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呀,当年让你吃那酱,实话告,压根儿我也不爱吃生葱……

我说,都过去了,不提了。 “点葫芦”响

我初见“点葫芦”,不知为何物。

这种播撒体积较小如谷子、芝麻、烟籽儿等种子的器具,很是古老。博物馆的解说词表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出现并广为使用。直到今天,春耕时节,在陡峭迂回的山地间,如果顺着有节奏的嘭嘭声寻去,你就会找到播种的人马。那声音来自对点葫芦的敲打,敲打之后,垄沟里就留下一串串足迹,以及丰收的希望。或许,你还会从中感悟到人类生命延续过程中的艰辛与欢乐。

一年分四季,四季各不同,虽喜秋收日,更惜春种时。塞北无霜期短,只收一季,故春耕的活绝不能有半点马虎,马虎了这一年的收成就白搭了。春播时一盘犁杖其顺序是:牵牲畜的(多为半大孩子)、牲畜、扶犁杖的、点种的、撒粪的、培垄的、踩垄或压垄的。比较起来,点种轻快一些,故多让老者来做。但这又是经验活,撒高粱种,看似随便一甩,但人家撒出的小苗破土分布均匀,耪头遍地好开苗。我试过,一甩,甩扶犁的人脖梗子里去了。

谷种籽粒小,顺手缝儿就流撒,故得用点葫芦。点葫芦的主体,无疑是个葫芦,就是现今农家饭中熬葫芦条的那种葫芦。一般取个头稍大的,将熟时把内中掏空。掏空是个技术活,不能一破两半,那就成瓢了。只能在葫芦顶底两端各破鸡蛋大小的孔,掏空后在底部安个木把,要牢,以便拿住。前端则装尺半长掏空内心的向日葵秆,封住断头,再在上部开一小孔,孔下绑几缕干高粱穗。同时,在葫芦大肚上开个往里装谷种的洞,这样,一个点葫芦就做成了。操作时,持此物者行在豁开的垄沟间,用根小棍有节奏地敲打葫芦头,顿时,谷种从小孔中蹦出,落在高粱穗上,再均匀地撒到土垄里。当葫芦里种子尚满,敲击的声响就发实。播到半路,葫芦内有了空隙,声音就大了。当年一个生产队春耕时都配几副犁杖,东山西山沟里沟外种谷子,从早干到晌午,骄阳如火,人马皆乏,这时能听到的只有点葫芦顽强的响声嘭嘭嘭。它仿佛在说:为了收成,还得种,种种种……

据有人考察,点葫芦的发明者是鲁班。想想这极有可能。鲁班一生发明的东西太多了,小到木工用的锯子、刨子、钻子、凿子、铲子,乃至班母(刨木头顶住木头的卡口)、班妻(弹墨线用的小钩),大到打仗用的重型兵器。涉及民生大计的农具,鲁班不可能不关心。当初我乍见点葫芦,还以为是那位社员一时顺手而做。日后才知道,那是上了古书有名有姓的农具。《齐民要术》一书称其为“窍瓠”。“窍”,孔穴。“瓠”,葫芦。窍瓠(即内中掏空之葫芦也)。书中“种葱”一节言:“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这里是说种葱,我没种过,只栽过小葱。但见过葱籽很小,若大面积播种,只有用点葫芦才合适。

小小点葫芦伴随中国农民几千年了,我想还会相伴下去。春日湿润的空气中响起击打点葫芦的声音,那就是一首生生不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歌。那歌声在向世人宣告,这里还有原野,还有土地,还有乡村,还有勤劳的耕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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