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铸剪边“对文钱”铜子范
东汉末年,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商品交易留滞不前。是时盗铸、私铸盛行,尤其是剪凿钱开始大量出现,从而派生出所谓的“剪边钱”和“环钱”。也就是将一枚完整的五铢钱沿文字中分周边凿开,使圆钱部分的文字只剩一半,谓之“剪边钱”或“对文钱”;而另一半文字则留在圆圈上,被称之为“环钱”,这样就可以把一枚钱分而为二,当作两枚钱来行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说是当时货币发行泛滥及大幅贬值的结果。其后,随着民间交易时对这类钱的认可和接受,取巧者已不再对完整的钱币进行磨滤取铜或剪凿使用,而是直接铸剪边“对文钱”以节省铜料。这种铸钱作为一种货币形态存在,皆因其大小、轻重更适合于当时流通领域的需求,以致成为后来普遍采用的特殊铸钱模式。
据史载,汉献帝初平元年ด(190年),董卓罢废五铢钱流通,熔毁长安铜人改铸小钱,自此始开币制之乱。《后汉书・董卓列传》:“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jù)、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从出土实物看,董卓所铸小钱大多粗陋不堪,钱文漫漶或无文字、无轮廓,且劣小轻薄,故民不受用。
西晋统一后,有了暂短的社会安定,虽说生产力和经济得以初步恢复,但并未铸钱,仍在沿用前朝旧钱。“五胡乱华”后,兵▲祸不断,西晋亡。晋室东迁江南,中原政权和经济结构也随之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东晋初,“钱不善用”(《宋书・何尚之传》),还是继续使用前朝旧钱,且大小钱一并流通。所谓的大者“比轮”,即为三国时东吴铸造的大泉五百、当千等虚值大钱,而中者“四文”,或可指类似于蜀汉直百五铢大小的钱币。小钱则为吴兴沈充所铸面文省去金字旁的“五朱”钱,被称之为“沈郎钱”。其钱文字浅平,纤细瘦弱;面背多有外廓,背面穿口有内郭,亦有背平素者,由于含铅锡量较高,铜色多发青白,故有“沈郎青钱”之说。
对于省去金字旁的“五朱”钱来说,这不只是从沈充开始铸造,其实东汉末年所铸的“对文钱”,以ษ及“压五压铢”的曹魏五铢钱,应是这类钱的前奏。其钱体边缘多无外廓,正面皆无穿郭而背有内郭,且穿口较大,文字草率,或为传形,可以说这类“五朱”钱早在汉魏时期就有出现。在近年来发掘出土的汉魏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河南洛阳西晋钱币窖藏等处,都有这种铸剪边“对文钱”的出土。前贤图谱中也多有这类钱的载述;陈介祺《斋吉金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中亦有这类钱范的拓片刊载,昔被归入金石类。
此套铸剪边“对文钱”铜子范正背范各一件(见图),均为长条形,通长180毫米,宽80毫米。其早年出土于河南洛阳,为老生坑传世品,保存完好,系前谱未载之物。从形制上看,其正面范首端呈大委角形状,中间位置主浇道口呈喇叭状,主浇道两侧各有阴文钱模两排,每排各9枚,共计36枚。钱模之间以斜度错落的分支浇道相连,范面上下有3个凸起的定位榫块;钱模直径小、穿口大,中心凸起部位留有划范时的定位小孔;钱文“五朱”字体只有一半,铸成后犹如剪边钱。其背面范钱模数目及榫孔位置与正面范刚好对应,以策合范无误。唯钱模无外廓,只有阴刻广穿内郭,此模式合范后的铸钱边缘,会因透气性问题产生溢铜范线。其正背范反面上端左右各镌有阴文“九”字,以便操作时匹配使用☒。按此数字排序来说,这类铜子范的制作必有数量,恐非民间私铸、盗铸所能及,似应属官府作坊所为。值得关注的是,一般所见五朱铸剪边“对文钱”钱范大多为盒形阳文铜范母,使用时需打制陶泥子范方可进行叠铸;而此套阴文铜子范则可涂以脱模剂后直接浇铸,省工省时,节约成本,且可多次使用。
从出อ土实物和历史资料上看,五朱铸剪边“对文钱”铜范多出自河南各地,这是否与其所处的地域特色有关?此又或许是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群雄逐鹿中原的结果,或更应归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一种表现。综观其形制和时代特征,颇具魏晋小钱风范,但要准确地去断代,则因史料阙如,不好揣测判定,然其殆为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所铸似当无疑。目前,这套完整无缺的铜子范相当罕见,弥足珍贵,是研究考证铸剪边“对文钱”铸时、铸地、铸主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