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时间:2024-12-26 01:40:39 来源:作文网 作者:管理员

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而一个民族必然要有追求智慧的品格,但由于每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差别,因而就决定了我们追求智慧的内容、取向、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精神对我们对智慧的追求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不仅引导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中国哲学,也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民族的精神特质。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方立天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集中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并表现为千千万万人民的人格理想、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中国哲学最精粹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理论形态的集中;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哲学指导思想的精粹。中华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基本的精神特质。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对智慧追求与探索的最精粹的指导思想,是怎样具体体现出来的?只有进行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看清中国哲学发展的另一番景象。

一、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的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巨大,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得以生生不息,使得我们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对哲学的影响也不例外,最明显的有以下几点。

(一)崇尚大一统民族精神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正统意识。几千年以来,因为民族统一的原因,历届统治者,哪怕是少数民族,只要入主中原,都要启用有大一统精神的儒家,儒家被奉为治国宝典。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需要一个主流的意识来维护他的统治,我们知道,他选的是法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单纯依照法家思想来治国是失败的,后来历任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汉初奉行的是道家无为思想,后遇地方割据问题,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既可以调节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又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再往后,北魏是少数民族的国家,但是他知道,要想变得更先进,必须学习儒家思想,北魏孝文帝是一位很爱学习的皇帝,他学识渊博,熟知儒释道三家,对儒家尤其精通,因而儒家思想也就成为他治国的基本理念。元代更是如此,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孔子在那时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统治者虽然没有封谁为正统,但却延续了汉人的习惯,清代的经学也很发达。所以在事实上,由于大一统的原因,古代中国哲学一直以儒家为主流。到了近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成为我们匡世济民的一剂良方,经过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的创造,当今居于哲学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包容和谐精神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多样姿态。首先是对本土产生的哲学派别的包容,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哲学领域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它们在同一个时空绚烂多姿;其次是对外来哲学的吸收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们把它本土化,到了宋代,与儒道汇合,形成道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又把它本土化,形成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西方哲学有明显的不同,其实,早在数千年以前,西方文明轴心也充满了多个古老文明,他们之间也冲突、影响不断,但是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做出过贡献的文明很快就消亡了,或者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更高水平的文❥明,哲学也是这样发展的。但对于我们而言,中华文明由于其包容精神,哪怕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是不抛弃、不放弃,既没有抛弃自身的哲学传统,也不放弃对外国哲学的学习,我们相信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就这样,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保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三)求真务实精神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中国的哲学家一向求真,但求真本身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而面对现实并批判、指引现实才是最终目的,所以,务实成了我们众多哲学家的精神写照,从孔子周游列国就可以看出,他希望理想能化成现实、指导现实,所以才到各国进行游说,让统治者采纳他的观点。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几次超越的机会,但最终都回归了实践理性。早在先秦时期,名家在关于他们代表性的命题合同异、白马非马、离坚白等命题,反映了他们的思考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但是,由于这种思维对现实的政治、经济等生活并没有太大的直接意义,后来名家就消亡了。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玄学兴起,什么是玄学?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玄,幽深玄远,玄学就是探讨幽深玄远的学说,各位哲学家们的玄思妙想,思辨色彩浓厚,其中王弼以无为本,阮籍和嵇康向往抛开人世污浊而突出人的主体意识,但到了隋唐时代,哲学又回归实践,王通研究的是政治哲学,虽佛学兴起,但都依据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更改。宋代哲学以其理性、思辨精神而著称,明代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后来王夫之更是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平,有人说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中国哲学的发展,他汲取了这两种哲学的营养,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更是求真务实精神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贯彻。

(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使得中国哲学日日新。今天,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已成为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创新,敢于创新,这在《大学》中就有记载,它曾引用汤之盘铭,就是刻在商汤洗澡盆上警示自己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直接阐发了革故鼎新☣的观念。《周易》也把创新精神凝练到哲学高度,它认为人应该合乎宇宙之时和社会之时,强调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应时而动才可以成就功业,所谓:变通者,趣时也,(周易.系辞下传)以亨行时中也。(周易.蒙卦第四)哲学家中有很多都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典范,孔子对殷周文化采取的就是因与革相结合的方法,因是继承,革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剔除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因素,增加顺应历史的潮流的内容。后来哲学上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革新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宋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变也是如此,王守仁看到了程朱理学的教条性,从而大胆的提出以心为本的心学体系,大大的提升了人在德性修养中的主观能动性。可是陆王心学后来却变成了空谈心性,于是,明末清初的哲学家们就开始批判这种精神,严复曾说:夫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这表明了当初对只谈心性修养的德性之知,转而追求实证精神,但这种实证精神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才得以彻底构建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实践性,破除了虚妄空谈之风。

(五)勤劳勇敢精神渗透于中国哲学的克勤克俭。2015年7月8日,在中国青年网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赴耶鲁陪读的中国家长:在社区种菜》,耶鲁大学有1/4的国际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他们的家长在校园的一个偏僻荒芜的角落种菜,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中国人哪怕是离开故土,也会带着自己的勤俭精神。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干扰,生产力水平也不高,所以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养成了勤俭的优良传统,《尚书.大禹谟》便已经记载了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古训。儒学对勤俭推崇有加,视其为美德,首先是提倡勤劳,宋代的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清代曾国藩对懒惰更是难以容忍,他说:百种弊端,皆由懒出。......做人之道,亦唯骄惰二字误之最甚。因而,倡导俭朴,反对奢侈。孔子向来以恪守周礼著称,当时为了节俭,人们将行礼时戴的帽子由麻织的改成บ丝织的,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又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子罕)儒家对奢侈一直很反感,认为它是丧身败家、作奸犯科的根源。

二、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我们不仅需要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引,也需要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升华,而其与中国哲学的相互促进、相互砥砺,就可以达到二者共生的目的。

(一)一方面,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哲学,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有生机。而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氛围。首先是包ฬ容精神会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面看。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从里面看。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我们要珍惜中国哲学的传统,但又不能民族至上、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求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在方法上,甚至在内容上,都要超出中国哲学的范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要进行吸收和引进,对西方哲学的观点,要进行分析和借鉴。创新精神就要求中国哲学要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哲学,必须要能超越现实,比别的理论能更早的预测未来,必须最先开始创新,今天所讲的观念创新,离不开哲学观念的创新,而且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最彻底的创新。目前,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已经在促成全社会的创新,中国哲学处于革故鼎新之首,也必然被点燃创新的火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不息。

(二) 另一方面,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开始反省中华民族精神的利弊,其中,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里讲述了《中国国民之品格》,全面分析了旧国民性的弊端和根源,阐明了近代中国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如进取心、冒险精神、自由意识、尚武精神等,形成了改造国民的系统理论,邹容先生深刻抨击了国民的奴隶根性,呼唤民族主义意识和民主觉悟。在反省我们国民弱点的同时,又体认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如刚毅精神、积极入世精神、独立自主精神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哲学反省,才促进了近代民族精神的转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精神的创新,把实事求是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不得不说曾得益于毛泽东的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因为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理论清算,才进一步把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竖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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