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化他者,或一个隐喻

宋世明的短篇小说《流沙》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北乡镇，一种专属于中国“前现代”时期的慵懒“村气”氤氲生起。作家笔下首创的“村气”二字实颇为传神，顿时将地域的封闭性与人群意识的钝拙醒目点染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讲这样的一类乡土故事，“村气”是踏板，也往往是羁绊。

而宋世明叙事策略的精巧之处在于，首先让“我”隐在乡民之中，令“村气”如雾，绕缠己身。于是，我们借得了流沙县十二岁小乡民的眼光，来打量定期巡游卖艺的外来人――杨铁锤和他的一对子女杨小虎、杨小妮，《流沙》也由此被导入了一个清晰区隔自我与他者的叙事格局中。须承认，无论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记录里，抑或小说的故事讲述间，这种“自我――他者”的两分格局都可称做“经典式”的。

何谓“他者”（The Otheฌr）？此一概念在当下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里ง频繁出∞现，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等学科流派中皆可见此“关键词”。“他者”含义既多，运用途径亦五花八门。然而万般“他者”指称，不离其宗地，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即：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者，皆为“他者”。“他者”也暗示了边缘、低级、被排挤的状况。具体地对流沙镇众乡民而言，外乡人杨铁锤一家显然是不折不扣的“他者”。但《流沙》更为有趣，也更值得探究之处在于，小说语境中的“我”连同流沙县里的“我们”，究竟如何对“他者”的性质做出判定？说白了也就是，外来者为何物？或视之为何物？

在《流沙☏》之前，文化史中早已充斥着诸多以卖艺外乡人为主角的“他者”故事，据我所知，流传得最为深广的当属德国的“彩衣笛手”。它讲的是1284年间德国哈默尔恩城遭受大鼠害，居民束手无策间，从远方来了身穿斑斓彩衣的笛手施皮格尔伯格（所有的卖艺外乡人的身影，皆或多或少与我们的小说主人公杨铁锤相似）。与市民商定好将城里的老鼠全部赶走的酬劳后，他便吹响了手中的笛子。大大小小的老鼠竟鬼使神差地跟随着这位卖艺人，跃入城外的河里，全部淹死。事后市民们却忘恩负义，拒不付酬。于是，“彩衣笛手”再次吹响笛子，城里人家的百来个孩子便如老鼠一般紧随其后，朝着城东的一座高山走去。到得了山下，大地裂开，将可怜的孩子们吞没一空……

我在此不甚精准地套用哲学家张一兵做出的“他者”三分――“神性他者”、“魔性他者”和“奴性他者”――将古老的“彩衣笛手”称“魔性他者”;而《流沙》中的杨铁锤，在“我”这个十二岁男孩的眼中，因其“真刀真枪”功夫超绝，未尝不可称“神性他者”。同时，镇长、佟掌柜、赵金牙等人所见的杨铁锤则是“见了人谦和地点点头”，“得空了还帮人家开石头、凿石料”，亦多少有“奴性他者”的气味。《流沙》塑造“他者”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让杨铁锤身上容纳了判别的分歧。此种集于杨铁锤一身的矛盾性，也恰与此人送命前那悲剧性的歇斯底里相呼应。

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魔性他者”还是“神性他者”，皆是被传奇化的“他者”。他们的身上带着新奇的幻影，他们在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中出入。他们的存在，得自“自我”对于“他者”产生的想象或幻觉。当然，将“他者”传奇化的冲动，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宋世明亦极敏锐地将其揭示出来。《流沙》渲染“村气”过后，笔锋一转即写“文气”――八十年代中特殊的社会文化气氛。小说中点到的既有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战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亦有风靡城乡的草根文化极品金庸武侠《射雕英雄传》……上述一切虽说面目殊异，却共有“传奇”的内里。这一切都成为“我”在内心中将外来卖艺人传奇化的土壤。很快，宋世明写到了大彩电进村，电视广告声声入耳……似乎暗喻民间艺人杨铁锤巡ฎ游卖艺的最后一程乃至其人生的最后时日，也是盛行于八十年代的诸文化传奇的终场时分。以后的年岁中商业压抑文化，平庸取代传奇……此番小说外的现实景况，过来人都已有经历，倒也无需我赘言。

《流沙》或许又很容易被视为一篇灰暗的成长小说，或充满惆怅的怀旧小说。少年的“我”目睹了女孩的初潮、直面了传奇人物的惨死――“性”与“死”向来是成长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足以唤起充沛的岁月回想。但如果我们将《流沙》的故事拉回“自我――他者”的解析轨道，读到小说尾声中二十年后的“我”哀怨地为《流沙》出场人物一一草续的结局，不难体悟“自我”确是通过对“他者”的区分而建构，而这种构建被小说最终冷峻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迥异的命运。诚然，任何有关“他者”的故事，皆是一个隐喻、一则寓言。德国的“彩衣笛手”讲守信的道德哲理，宋世明的《流沙》则是一曲文化挽歌。它终究是以一个“他者”的死亡故事，来隐喻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如风而逝，不留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