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国家身份认同:从天津租界说起

早在196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曾指出“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而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并置”（juxtaposition），“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城市空间无疑是现代空间的典型，它由杂多的异质空间并置而成，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同一性，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身份。当然❣，城市空间的身份认同指向的其实是更高层面上的国家身份认同。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构性，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现代城市再也不被当成一个特权地点，不再被当成田野、森林、道路范围中的一个例外。城市再也不是在共同法律之外的孤岛。反而，城市有许多它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成为了统治理性的模型而施之于整个国家。”（〔法〕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那么，城市空间的“身份认同”又是怎样实现的？上世纪在天津遍地开花的租界作为“城中之城”提供了典型的案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长枪短炮的掩护下，顺着海河开进天津，并把交通便利的海河两岸强据为租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法国、德国、奥匈、意大利、比利时、俄国、美国、日本等九个国家陆续在天津开设租界，这些租界紧密地并置在一起，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空间形态。美国记者赫塞，在天津英租界出生、长大，多年后他回忆道：“我长大的地方是一座多么怪异的城市啊，只需要三、四个中国铜板，我就能乘黄包车，从我英国的家到达意大利、德国、日本或比利时。我去法国上小提琴课；跨过河就能到俄国。我经常去俄国，因为那儿有一座带湖的美丽的森林公园。”（ J.R. Hersey， A reporter at large： homecoming. I： the house on New China Road， New Yorker， 10 May 1982， 54） 尽管这些租界隶属于不同区域、文化迥异的民族国家，却在天津这块土地上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城市空间，而且租界内建筑宏伟，道路宽阔， 交通便利，学校、兵营、医院、牢房一应俱全，环境优雅，卫生整洁，同周边肮脏破落的天津老居民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津租界在总体上形成了极具同一性的城市空间，并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租界身份”。不可否认，“租界”一词本身作为整合性的概念为其身份认同提供了前提基础。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整合因素――宗教。

当代意大利学者M・马里内利（M.Marinelli）在研究当年天津意大利租界的一篇文章中，针对租界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情感资本说”。在他看来，情感不仅是个体精神活动的形式，还可以反映群体心态的模式，且有助于它的生存。因此，情感在强化爱国意识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们有助于保障主导群体的稳定性，并且维持相应的社会秩序，“就此而言，需要一种更具社会化和政治化效用的表达模式：这一结构可以通过媒体或国家报道的途径来创立，这样的途径可以用特定的直接的方式有力的传达出普遍的情绪，并且以某种方式限制并驾驭个体的情感。这一结构是殖民惯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它可以被定义为群体的情感资本：它本身就是一个建构中的结构，一个实践统一和实践生发的原则，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强有力的和可用的。在殖民机构中，通过实践知识的体系建构起来的情感资本，会创造出一种倾向，即承认殖民主体，并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域中，使其空间成为‘自然’的存在。因此，集体的情感资本建构起了一个主体的空间：因为它既是思想的栖居形式，也是看视被统一化之途。”（Maurizio Marinelli， “Making concessions in Tianjin： heterotopia and Italian colonialism in mainland China”， Urban History，36， 3（2009））具体就天津租界区来说，基督教的宗教情感则是最重要的“情感资本”。

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西方列强逼迫满清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都有“保教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开了方便之门。1858年，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都列有容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的ด所谓“宽容条款”，肯定基督教的“劝善”性质，规定传教习教之人皆受法律“保护”。此后，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了天津，建造了许多教堂。这些教堂主要建造在租界之内。按照福柯的观点，教堂在殖民地往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督教精神在“空间和地理中刻划上它根本的符号。节制个人生活的不是口哨，而是钟声。……在教堂钟鸣下，每个人都在履行他/她的责任。”（〔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ฟ，第28页）教堂在天津的租界区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天津人对教堂钟声绝对不会陌生。非独钟声，当时据说天津仅有的两架西洋铜管风琴就都在教堂里。管风琴音域宽广，演奏时声音宏大丰满，圆浑和谐，伴着唱诗班的歌声，显得神圣庄严，厚重悠远，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方圆十几里以外都能听得见。这钟声饱含着“基督教精神”，作为租界的“情感资本”，不仅日复一日地“同一”着租界、建构着租界的主体性，还迫使租界区以外的人承认它的主体性。

天津租界身份认同的成功实现，至少表明了两个规律：一是需要有个整合性的概念；二是需要有核心的“精神资本”。这对现代天津的城市身份的认同不无启示意义。天津近代以降就是中国最具异质性的城市之一。鸦片战争之后，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西方的异质文化大量涌入，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一度确立了“最现代”的都市身份，“19世纪后半期，天津成了西化运动的基地，引导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型。”（Maurizio Marinelli， “Making concessions in Tianjin： heterotopia and Italian colonialism in mainland China”， Urban History，36， 3（2009））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城市空间异质性更其丰富：当年的租界以各种空间形式（如小洋楼、教堂等）存留下来，“意式风情街”、“欧式风情街”得以建造，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大量老天津的本土建筑，等等。☁然而，一个城市的确立靠的不仅仅是界碑，更要有足以让人认同的独特的身份，“异质性”融合得好就会实现独特的城市身份，反之就会导致解体。如何实现独特的城市身份？这正是天津走向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都市进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