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当代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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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翻译;当代翻译;“五四”运动;中国文化;译者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至今是我国翻译的现当代期。我国现代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着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中国现当代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当代翻译在介绍外来文化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

发韧于“五四”运动,延绵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翻译以及¢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翻译,历经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和文化向当代转型,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现当代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交流。随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批经典着作的译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一个世纪的令人嘱目的变化。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翻译更是有着重要作用。

一、翻译促使了文化的裂变和发展

我国现、当代翻译通过译介国外优秀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革命性的影响,并且发展了现代汉语语言,从而创造出了更优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1.翻译孕育了新思想,介绍了新知识

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推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主义的运动,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五四”时期萌发的以引进新思想、新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胡适先生的 《易卜生主义》等作品,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对“五四”时期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作品中强烈的批判意识、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创作手法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提倡写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们的心声,一时掀起一股“娜拉热”。娜拉演变为追求自由、追求自主、追求妇女解放的标志。该剧的译介在我国开创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先河。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翻译在思想观念上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保守势力,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壁垒。

1918年,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起国人尤其是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反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着作被相继译介到国内,一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做好了准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并加以运用,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我国一大批译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着的译介一直持续至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并在实践中不断引用、论证,逐渐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话语,造就了国人的观念和信仰,塑造了他们心灵,甚至改变了他们人生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国的学者译介了众多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影响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人生道路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塑造国人高尚的品格,还为当时的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更加富于人民性。 2.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完善和发展

在“五四”之前,翻译多注重于宗教文化,例如大量经书的翻译,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汉语言的改变。但在“五四”时期,对外国着作的翻译,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催生了白话文运动,积极推进了汉语言的发展,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的文学语言。中国传统小说虽然也是白话,但他属于“书本白话”,基本还是文言文与白话相间。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大量出版,才真正给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白话文。1935年,鲁迅先生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中国现代白话文正处于萌芽的创建阶段。鲁迅、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力提倡吸收国外的新句法、新词语、新的表现手法来丰富现代汉语,瞿秋白先生提倡翻译“应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让普通民众能看得懂所译作品;鲁迅先生主张翻译应该“洋气”,主张从语言上反映出作品的时代风格。由于“五四”时期的翻译开始注重直译,汉语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止于词汇层面,而是波及到句法层面。王力先生就认为,当时受外语和翻译的影响,汉语白话文发生了“欧化现象”,主要表现为: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②复音词的创造;③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④句子的延长;⑤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⑥联结成分的欧化。

二、翻译推动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创作 1.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题材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作品的影响,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影响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2.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1899年林纤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和传统小说也不一样,前者“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现象”,而后者“实质上还是一种书本白话。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词汇。这期间叙事方法的变革,例如倒叙的引进,吴跃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采用倒叙手法创作而成。

三、译者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

翻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而译者的活动又具有社会性,译者的文化倾向、文化态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约翻译活动,译者的选材、兴趣、爱好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并“籍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1.译者的翻译选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性,译者最为关注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任何翻译包括“意译”“编译”“节译”等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中国现当代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中国文化需求来确定自己翻译题材的。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对译入 对现当代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研究 对现当代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研究对现当代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研究 文章来源教育网

语文化的认同,译者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也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译者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为了达到变革的目的。

鲁迅选择革命的文学作品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从而进一步将翻译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鲁迅在30年代初翻译的《毁灭》等苏联革命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任务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为中国革命作家作为创作上的参考。“五四”时期,译者多怀着一种介绍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的 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精心选材,热情认真地进行译介。着名剧作家田汉于1936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并将之改编成剧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几首渲染和营造舞台气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励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祖国大好河山。

20世纪80年代,着名学者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分别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3套大型译文丛书。在这之前,我国社会科学翻译界存在着过份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提出了非常鲜明的翻译动机。例如李泽厚先生明确宣称:“✡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着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李泽厚先生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因为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从对“文革”悲惨岁月的一般层面上的历史反思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反思。金观涛先生更是明确表示:“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对此,王晓明先生诊释道:“这里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甘阳先生也颇有感慨地说:“梁启超曾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2.译者翻译策略服务于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翻译观具有时代性,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掺入其中—其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其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不见”和“洞见”,并决定其如何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意蕴。比如二十世纪初叶,许多译者都译了拜伦的《希腊岛》,由于各自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各异,便有了不同的译文。以该诗第一段中的第一句为例。原诗为: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ถ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梁启超先生译为:

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

马君武先生译为: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先生译为: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胡适先生译为: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对同一部作品,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同样是译拜伦的诗,梁启超先生用他的元曲体宣扬政见,马君武先生则采用七言古诗体来哀叹民族命运,苏曼殊先生就要采用五言古诗体来抒发个人的情怀,而胡适先生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他们各自不同的诗体赋予了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英诗汉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