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跨世纪的后殖民现象批判
毕业论文
【作 者】宋瑾
【作者简介】宋瑾，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副所长、音乐学系教授、音乐美学博士。
【正 文】
20世纪末至今，中国依然存在直接以西方音乐为样板进行创作和教育，以及西方音乐在社会音乐生活或音乐文化市场中占绝对大的比例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是后殖民现象。这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而现在自觉或不自觉就这么做的。也就是说，西方音乐文化的中心地位依旧存在。即：专业创作以西方现代技法为核心；音乐教育以西方传统音乐为核心；社会音乐生活以西方式流行音乐为核心。尽管3者各有不同，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这1点上却是相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了西方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西方音乐放置在什么位置上，以及本土音乐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音乐是否因此受到排斥。 从音乐厅情况看，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在中国今天的“高雅”音乐生活中占据绝对大的比例。北京音乐厅全年上演的节目单上，大部分是西方音乐或中国人受西方音乐影响创作的东西。如1998年1月《北京音乐厅通信》（Beijing Concert Hall News）总第68期提供的全年上演节目日程（摘要）上，162场中，有72场是纯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只有35场为中国ว音乐，其余的中西混合节目中，西方音乐也占大比例。从全国情况看，各城市交响乐团的活动远比中国民族乐队的活动多，而绝大多数民族乐队则明显按西方管弦乐队的编制模式配备。 其结果是所有的个性、特色都被标准化共性所淹没。此外，民族乐器和器乐在西方比在本土显得更有价值，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对中国的东西更感兴趣。反对抹杀民族乐器个性的♫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越有民族性就越有国际性”的。这里隐含着西方立场的东方主义的因素。可见正、反两方面都摆脱不了西方话语的控制。 从音乐出版物上看，西方音乐也占多数。例如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上半年“存书简目”上，西方乐器音乐被分门别类细致划分：键盘乐类（钢琴、手风琴、电子琴）有126条，弦乐类（小提琴、大提琴）55条，管乐类32条，吉他、爵士鼓11条。总共224条，90％以上是西方音乐，只有1小部分含中国曲目或完全是中国人的作品。而中国民族乐器类则无细分，总共72条。声乐类72条，其中纯西方的有17条，中国民歌只有3条，其余大多数为中国按西方作曲法创作的现代作品和中西混合的曲集。该出版社专门编了“外国音乐欣赏丛书”17本，却没有为中国音乐作品编同样的丛书。作曲理论方面的书目29条，有28条是西方作曲理论的书籍。戏剧、舞蹈类35条倒大多数是中国的。然而，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传统戏剧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全面衰落。而专业舞蹈要么受西方传统芭蕾舞影响，要么受现代主义舞蹈影响。大众化的舞蹈节目则多数是流行歌曲的伴舞。因此，那些研究书籍中的“戏剧”和“舞蹈”只是书本上的东西。在“预到新¿书”30条中，又有2／3是西方音乐。这个“存书简目”可以在该出版社的书店获得。 中国人的音乐听觉被西方音乐所塑造而又无意识，尤其是年轻1代。这将导致中国音乐将来进1步西方化。
专业音乐创作的“新潮”、“后新潮”的冲击以及流行音乐在文化工业中的兴起，又1次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论，音乐的“中西关系”、“雅俗关系”、“新旧关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这场讨论还涉及对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和将近1个世纪以来的新音乐教育的反思。就“中西关系”的讨论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4种意见。
（2）反传统，或“拿来主义”，否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于现代化的价值，认为它不利于现代化，主张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即只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东西，无论是否西方的，都应吸收。这些学者，如中央音乐学院的蔡仲德教授，特别强调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和人本主义精神，对传统进行“大换血”（注：参见方沐整理的“北京—福建现代音乐研讨会发言纪要”，载福建艺术研究所《现代乐风》第10期，福州，1992，126—127页，以及蔡仲德于1998年1月2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讲演。当有人问及蔡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时，他说：大部分是不好的。本文作者做了笔录。另请参考蔡仲德的文章“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主要观点见他的文集《对音乐的人本主义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3）调和主义，或改良主义，强调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这种观点沿袭了世纪初“5·4”运动的精神和毛泽东“洋为中用”的主张。持这1观点的人最多。官方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主体基本上都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只要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西方音乐中国化，或中国音乐西方化——就能实现繁荣音乐文化的目的。但是这种观点在实践领域基本上还是以西方范式为样板（参见本文上面的讨论）。 直至现在，在如何看待西方音乐文化与本土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大陆音乐界依然很少有人直接应用后殖民批判的武器。但不是完全没有人涉及后殖民批判领域。例如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韩钟恩（注：请参阅《中国音乐年鉴·92’》韩钟恩文。）、管建华（注：管建华：“新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文化美学评估”。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等。在本文作者看来，获得1种超越性立场是进行有效的后殖民批判的前提，也是解开“中西关系”这个历史死结的出发点。纠缠于“中西关系”、在没有消解“中心主义”思维定势的情况下谈论“民族性”、在没有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情况下选择音乐发展道路，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陷在后殖民主义的泥坑里不能自拔（注：宋瑾：“世纪末反思——关于音乐的民族性”。载广西艺术研究所《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南宁。）。当然，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解决后殖民问题有许多困难。用疑问方式表示这些困难就是：经济迈向世界1体化，文化艺术能重归民族个性吗？西方化的历史惯性能消除吗？追求音乐的民族个性，能同时避免东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吗？看来，只有上文所说的“世界主义”或“超越派”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找到走出困境的文化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