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码头工人的前尘往事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上海这个传统的中国商埠经历了由江南边缘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变的时代命运。高度开放的格局，飞速发展的经济，使上海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聚宝盆，吸引着无数的移民来沪谋生。

移民现象和码头劳工

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就没有城市活力。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早在开埠之前，就有过几次移民过程。开埠之后，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确立，城市人口的迁移速度、流动规模、地域分布，很快就超过了极盛时期的苏州。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上海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庞大的移民浪潮，分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日军侵华和解放战争期间，大量移民自发性地涌入了上海。据1885年至193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的非上海籍人口占80%以上，即使在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也占到75%左右。至1950年，上海市人口中本地籍仅占人口总数的15%，而非本地籍人口高达85%。这些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的地域构成有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河北、福建等18个行省，以江浙移民人数位居第一;国际移民来自英、美、法、日、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

换句话说，移民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居民的主体。尤其是国内的中下层移民，他们纷纷背井离乡，带着各自的梦想汇聚到上海。民国时期，上海的中层移民主要靠从事中小商贾、洋行店伙、教书写文等为生，有较稳定的职业与收入。而对于那些没有太多文化知识的下层移民，能够找到的工种无外乎店伙学徒、仆役车夫、小工苦力、娼妓艺人等，收入只够维持温饱，艰难度日。其中，也包括后来从事船运装卸工作的码头工人。

码头工人的身份与来历

可以说，码头工人是近代上海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之一。早期的码头工人，绝大部分来自本地的失业农民、渔民和船民。从1845年起，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且在上海划定租界，黄浦江两岸的土地，被鳞次栉比的外商码头和外商仓库在此占据称霸。农田遭到严重破坏，加速了农村的破产，也影响了渔民的生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崩溃瓦解。形形色色的洋船大张旗鼓地驶入上海港，又使民船运输业受到了排挤。原来以种田、捕鱼、船运为业的劳动人民逐渐丢掉了赖以为生的活计，于是只好进入码头从事搬运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居住地的人口压力、战事频仍与社会动荡、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上海城市的吸引力等各种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如苏北、湖北、广东、浙江等地区，越来越多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城市失业者，加入了上海港码头工人的队伍。怀抱“上海梦”的移民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抵达这座港口城市，其中有一些人就是从家乡乘船来到十六铺码头的。

他们仿佛乘着泰坦尼克号，做着“美国梦”的欧洲平民，登上了这片“十里洋场软红尘”。大上海那种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生活，实际上距离他们十分遥远，✈而多少坎坷、多少磨难却正在等待着他们。进入城市后，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能找到收入可观、稳定持久的工作，享受一定的城市消费待遇。但大多数人却是两手空空、孑然一身，既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于是，他们只得流落在江边，通过“打零工”来糊口，其中一些身强体壮的，便进入码头装卸货物，出卖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这样描述道：“上海给了他们白手起家的环境，就像上海的地皮一样，平地而起，造出一座美好的城市。”（钱乃荣：《上海俗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大量码头工人的流入，为上海工商业和服务行业提供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改变了上海原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了上海文化的多元化，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导致失业率升高;廉价劳动力的过剩，使码头工人的生活越发贫苦窘迫;流动人口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ข上增添了社会的复杂性。 地域帮派与帮会组织

地缘和亲缘，是推动上海港码头“地域帮派”与“同乡帮会”形成的基础。为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一些来到上海谋生、打工的人们往往会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结帮成派地进行劳动。瞿秋白曾经在《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这样写道：“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会馆式）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帮派和帮会为来自四面八方的码头工人提供了跻身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

新中国成立前，从外地来上海谋生的劳动者的人口结构可谓“五方杂处，海纳百川”。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许多人靠亲戚或同乡的关系才能进入码头工作，由此形成了帮派势力。一般来说，工人中早先来到码头的人立足以后，就会召集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乡邻也来码头工作，互相照顾帮衬，在码头的大环境里生存，俨ღ然如一个大家庭。不同的帮派承担着不同的工作。如黄浦江两岸的肩挑扛运作业，大都属于苏北帮和湖北帮;轮装主要以广东帮为主;而堆装则以宁波帮为主。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通过各种帮派在这里交织、混杂、碰撞。如号称上海“第一大帮”的宁波帮，普遍表现出勤俭、诚信、务实的地域性格;而苏北帮和湖北帮的地域个性，则多为人慷慨仗义，敢打抱不平。还有热情团结的广东帮、淳朴豪爽的山东帮、精明干练的上海本地帮等。

上海有句俗谚：“好人不吃码头饭，要吃码头饭，就得拜个老头子。”工人们初来乍到，都要先去拜会有势力的头面人物，祈求得到帮会组织的照应，俗称“拜码头”。码头工人要想安生地“混饭吃”，往往要加入帮会，如执掌南北漕运的上海“青帮”。还有在地域帮派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宁波同乡会”“湖北同乡会”“江淮同乡会”等。有些码头帮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比例非常之高，甚而达到了70%、80%。

显然，帮派和帮会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寻求自我保护、抱团取暖的一种方式。在1914到1915年间，上海17个码头的工人曾经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此次罢工当时是由参与帮会的包工头组织的。他们先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组成了“裕后社”，17个码头中，有15个同意了包工头提出➳的罢工要求，随之展开了罢工行动。码头工人尽管要将增加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身居帮会的包工头，但本身也增加了收入，使生活得到了相对的改善。

与此同时，帮派和帮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码头工人的政治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共产党尚未成立、国民党还没有控制工会组织的状况下，它们往往能够一呼百应，把分散的码头工人团结起来的。五四运动时期，它们也曾在“迅速动员工人阶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又6月6日《大陆报》载：“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起来的上海工人也罢工了。在码头工人写给总商会的信上说，他们至少要罢工三天，要让北京知道连工人也不答应北京政府的举动。信上要求与总商会合作，并希望，他们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码头工人们通过有组织的罢工斗争，表达了他们高涨的爱国情怀，也宣泄着心中的愤怒与控诉，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码头工人们都归属上海港务局，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按照港务局的分配开展工作。“打码头”和“大罢工”的现象，从此也就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