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隐性偏见

摘要：偏见是制约群体间交往的一个关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群体间的隐性冲突和摩擦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充分认识隐性层面的偏见是消解群体间偏见的重要起点。关注隐性偏见对群体间交往的特殊影响，有助于拓展现有群体间偏见研究中的隐性偏见研究维度，推动群体间偏见研究向理论纵深发展。

关键词：隐性偏见；显性偏见；群体间交往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3-0106-005

偏见是一种心理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偏见指的是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对他文化作出的不理性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他文化的否定性态度。对于跨文化传播视野中偏见的过往研究侧重偏见的显性层面，对于隐性偏见的研究近几年来才进入跨文化研究的视野。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隐性偏见理论从一个新的维度为群体间交往中较为隐蔽的冲突现象提供了启示。

一、跨文化传播视野中隐性偏见概要

偏见最初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在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偏见被视为一种“精神变态”反应。[1]60年代，随着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偏见可能源自某些隐性认知心理偏向，是动机驱动下的社会化过程。[2]人们具有保护内群体的动机，因此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期待，往往认为内群体成员聪明、勤劳、通情达理，外群体成员冲动、懒惰、有攻击性；期待内群体的行为是积极、正面的，期待外群体的行为是消极、负面的。这种社会化过程常常会自动激活对内群体的积极情感和态度（“我们的”）以及对外群体的消极情感和态度（“他们的”）。

70年代，考威尔等人将关于偏见的研究应用到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提出支配性种族主义和规避性种族主义概念。考威尔认为，支配性种族主义属于显性种族主义，支配性种族主义者往往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对外群体的偏见，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往往表里一致。而规避性种族主义者却没有这种表里的一致性，他们在外显层面支持种族平等，在公开场合对外群体表示友好或同情，但内心却认为外群体是“令人厌恶的”。这种消极的情感和态度常以一种隐蔽、间接且被主观“合理化”的隐性形式表达出来。

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族群、内/外群体、东道国国民与移民、旅居者之间的群体间交往不断深化，文化、价值观、语言上的差异导致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摩擦，其中既包括显性层面的冲突，也包括隐性层面的摩擦。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探究隐性偏见的理论基础。格林沃德和班纳吉的内隐性社会认知概念[3]为隐性偏见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他们认为，过去经验的痕迹（内隐态度）虽不能被个体意识到或自我报告，但仍会对个体的某些行为产生潜在影响。威尔森、琳西和斯古勒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他们认为人们对同一态度客体（1）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外显态度，一种是内隐态度。外显态度是能够被人们意识到和承认的，通过内省表现出来的态度；内隐态度是人们对态度客体的自动反应，是无意识中自动激活的态度。[4]

根据奥尔波特的群体间交往理论，群体间交往可以消解群体间偏见、改善群体间态度，广泛地与外群体接触有助于增加对外群体的好感。[5]但也有研究显示，通过交往改善对外群体的ร态度是有条件的。如果群体间偏见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那么隐性层面的偏见可能制约群体间交往。尽管这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但国内学者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观察、分析和论述。

跨文化交往中的隐性偏见是一种文化认知框架，具有对内群体偏爱和对外群体贬损的潜在意识和偏向性。人们对于外群体的态度是矛盾而复杂的，表面上反对偏见和歧视态度，在交往中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友好、友善的态度，给予外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同时在内心隐匿着对外群体的排斥和鄙视。对外群体的隐性偏见呈现为厌恶、焦虑、恐惧等回避型反应，它涵盖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个维度。在美国（皮尔森等人，2007）、加拿大（哈密尔顿等人，2008）、英国（道维迪奥和盖特纳，2005）、荷兰（克莱潘尼和哈根德，1993）等国家，不同族群、内/外群体、东道国国民与移民之间的群体间交往中，人们都表现出对外群体隐性层面的偏见和歧视。

跨文化交往中的显性偏见是受个体的意识和思维控制的，经个体一系列价值判断后所体现的对外群体的一种复杂的偏见形式。在跨文化交往中，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寻求社会赞许性身份，或避免受到他人的谴责，人们对外群体的态度有可能分化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双重态度，有可能策略性地隐藏对外群体的某些偏见。

在隐性偏见和显性偏见的划分与人际交往理论中，马丁・布伯提出的“本相”和“装相”范畴与约瑟夫・卢夫特、哈瑞・英汉姆提出的人际交往中信息流动存在“开放区”与“封闭区”的“约哈瑞窗口”理论具有一致性。马丁・布伯认为，人们在交往中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交谈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假相，真相和假相混合于人际传播中。“装相”是人们在交往中自我披露的部分，含有程度不同的本相，但也含有假相。约瑟夫・卢夫特等人提出的“约哈瑞窗口”理论，其中“开放区”是传播各方均认为可以公开的信息，而“封闭区”是传播各方均认为不能公开的纯私人信息，除了隐私，还包括不愿意暴露的弱点。

二、隐性偏见的认知心理成因

群体间隐性态度的建构往往源自多重视角，既是历时沿袭的心理冲突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化过程以及外界压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跨文化交往中，对他者的隐性偏见是历时沿袭的认知心理。查阅民族志学和历史学的文献，在许多上古时期的古老民族中，为了适应环境，人们有意识地遵守回避外群体、接近内群体的“生存法则”。为了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抵御疾病侵袭，人们自然形成了不接触外群体的倾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外群体成员可能携带各种病毒、寄生虫，一旦和外群体接触，自己可能感染他们身上的病原体，造成疾病在内群体暴发。而与内群体成员接触和交往更加安全，自己对内群体可能携带的病原体产生了抗体，被传染疾病的机率要小得多。鉴于此，当疾病暴发或蔓延时，尽可能避免与外群体接触，对其表现出反感和敌意，是理所当然的。 当疾病暴发或蔓延时，人类还有着尽可能接近内群体的内群体偏爱倾向。在内群体中，更容易结成稳固的抵抗疾病的联盟关系。内群体成员不仅能为染病者提供食物、水等生存必需品，还可以保护染病者在患病期间免受猎食者和敌人的攻击。因此，当疾病暴发或盛行时，人类往往努力强化与内群体的这种联盟关系，向内群体求助，争取从内群体获得更多的支持。

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这一原始动机一直延续到当今社会。与单独卐个体相比，融入群体会有更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如共享食物、找到伴侣、分工协作等。随着对食物、庇护场所等稀缺资源的竞争加剧，人们会自觉地维护所属群体的利益不受外群体的攻击和破坏。这一原始动机导致人们在隐性层面对外群体抱有偏见和歧视。

其次，群体间隐性偏见的建构往往源自多重视角，也是社会化过程作用的结果。根据最佳区分性理论 [6]，人们有求同的需要，渴望自己与他人相类似，希望在所属群体中满足归属的需要。同时，人们也有求异的需要，希望自己不同于他人，希望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当中满足求异的需要。内-外群体的社会分类使人们在这两种需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归属的需要在群体内得到满足，求异的需要在群体间获得满足。

内-外群体的社会分类使得人们易于产生“最终归因错误”[7]。如果人们看到一个外群体成员的负面行为时，如随地丢垃圾，常会认为负面行为缘于该行为人的不良品质，即出于内在原因。与此相反，如果行为人是内群体成员，那么同一个负面行为会被解释为是情境造成的，例如周围许多人都是这样处理垃圾的，所以内群体成员即使在这里丢垃圾，也是入乡随俗而已，是外在原因造成的。这使得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建构了不同的社会期待和信息感知标准。

内-外群体的社会分类还容易使人们产生对外群体的隐性群体性判断。当与一个外群体成员交往时，如果先想到的是外群体成员的个性特征，那么“个体自我”容易被激活，会将这一交往视为“跨文化人际交往”。与之相反，如果认为自己在与这一个体所代表的群体交往，先想到的是外群体的整体印象，“社会性自我”便会凸显，会将这一交往视为“跨文化群体间交往”。“社会性自我”被激活，一种可能是由于与外群体缺乏交流，所以更易想到外群体的整体印象，即以刻板印象来看待外群体成员。如果这种刻板印象是负面的，则可能形成与外群体成员交往的消极期待。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以前与外群体的交往是不愉快的，当面对外群体成员时，可能将以往不愉快的跨文化交往经历泛化至所有与外群体交往的语境，先入为主地认为与外群体的交往都是不愉快的。这种隐性群体性判断容易激活对外群体的隐性消极态度。

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显性偏见转化为隐性偏见，还可能源自外界平等主义的压力。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现今社会，尤其在西方国家，平等主义、人人平等、不该对他者抱有偏见已渐渐成为“公开的意见”或“意见气候”，面对社会敏感问题，人们进行精细信息加工和印象整饰的动机就会增强。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即使自己对他者抱有偏见，也往往不会公开承认，如此一来，平等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大，有偏见的人越来越沉默，形成螺旋发展过程。大多数人为了避免由于单独持有偏见态度而孤立，往往规范自己的言行，服从具有强大影响的公开意见，以期获得最大的社会赞赏和酬赏，并将社会对自己的惩罚降低到最小。

但是，不愿公开承认对他者的偏见与真正对他者没有偏见不能等同，迫于外界平等主义的压力而表现的对他者的积极态度与内心对他者的真正态度也不能等同。前者是为了寻求社会赞许身份，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期望受到他人的赞许，或避免因抱有偏见而带来消极后果，而表现出的对他者的积极态度；后者是有反对偏见的内心意愿，从内心里赞成人人平等，没有外界要求、限制和功利的压力。因此，虽然在显性层面，人们大多自称对他者没有偏见，但内心对他者的真正态度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偏见没有因受到平等主义的影响而完全消弭，而是转化为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于群体间交往中。

三、隐性偏见能否消解

以往研究大多认为，偏见不可避免且无法改变。经过对隐性层面的偏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者提出，虽说隐性偏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并不是无法改变的。鉴于隐性态度和刻板印象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的，也可以通过“反向习得”或“再习得”抵消、消解其消极影响。

消解隐性偏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使持隐性偏见者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他者抱有偏见，从而促使其产生消解偏见的内部心理动机。松因、赞那和李在2000年考察了无偏见者（显性/隐性偏见均处于低水平）和规避性种族主义者（显性偏见处于低水平，隐性偏见处于高水平）对自我伪善水平的反应。他们在加拿大进行了一项针对旅居加拿大的亚洲人或亚裔加拿大人的研究。研究者让一部分白人被试处于“伪善”情境中，让其就自己对亚裔加拿大人的消极态度和行为进行反思，而让另一部分被试处于控制情境中，不让其进行类似的反思。该研究的假设是，让被试充分意识到自己抱有隐性偏见，会使其在内心产生负罪感和内疚感，从而产生给亚裔学生发放奖学金的愿望。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设，在“伪善”情境中，规避性种族主义者体验到更多内疚感，表达出给亚裔学生发放奖学金的愿望。然而，无偏见者的反应却不受情境控制的影响。该研究说明，让人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对外群体抱有隐性偏见有助于消解这种偏见。

格林在2007年考察了持隐性偏见的医生对冠心病患者的诊断，为以上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研究发现，在没有进行情境控制的条件下，隐性偏见水平高、显性偏见水平低的医生为黑人患者推荐积极治疗（溶栓治疗）的几率要小些，而为白人患者推荐积极治疗的几率要大些。在另一组实验中 ☻，研究者在一开始便让医生意识到他们的诊断可能受到隐性种族偏见的影响，隐性偏见水平高的医生的诊断发生了转变，开始向黑人患者推荐积极治疗。由此可见，在进行医疗诊断时，让这些医生充分意识到自己存在隐性种族偏见有助于促使其有意识地修正、消解这种偏见。 松因等人和格林的研究修正了偏见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论说，同时针对隐性偏见的消解提出了新的看法。一方面，隐性偏见虽然具有顽固性，但能够通过“反向习得”来消解。另一方面，消解偏见的关键不是外部心理动机，而是内部心理动机。外界压力不能有效转变人们对他者的态度，反而使偏见转化为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于跨文化交往当中。为了有效消解偏见，人们需要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他者抱有偏见，认识到不应该对他者抱有偏见，产生消解偏见的内部动机，使得反对偏见的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具有同一性。

四、跨文化传播视野中隐性偏见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揭示跨文化交往中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隐性偏见研究揭示了，在跨文化交往中，人们对外群体的偏见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特征。当社会标准明朗、对与错之间的界限清晰时，抱有隐性偏见的人会尽可能避免带有偏见的言语和行为；而当社会标准不明朗、对与错之间的界限模糊，偏见可以在其他因素的掩饰下合理化时，抱有隐性偏见的人内心深处的偏见会上升到外显层面，抱有隐性偏见的人对外群体的态度在显性偏见与隐性偏见间相互转化，使得其对外群体显示出态度的多变性和不一致性。[8]

以往消解偏见往往着眼于消解显性种族主义和偏见的显性表达。传统的介入和立法手段消解偏见常常不见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隐性偏见的存在，对其研究少之又少。若不能充分认识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特征，很难有针对性地找到对抗这种偏见的适当方法，顺畅的跨文化交往便难以实现。因此，充分认识隐性偏见的存在是消解群体间偏见的重要起点 ϡ。

（二）揭示隐性偏见对群体间交往的消极影响

在群体间交往中，隐性偏见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往产生消极影响。根据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不确定性指的是能否预测、解释他者的态度、感受和行为。不确定性存在上限和底限。上限指的是能预测他者的态度、感受和行为，愿意同他者交往的最多的不确定信息量。底限则是与他者交往中不会感到乏味的最少的不确定信息量。如果不确定性在上限以上，人们无法预测他者的态度，不能确定群体间交往的积极程度，无法进行有效交往。焦虑也有上限和底限。当焦虑超过上限时，会降低人们的交流意愿，人们倾向于以简化的方式处理信息（如依赖刻板印象）。当焦虑低于底限时，人们会对交往失去兴趣。因此，为了保持交往中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不确定性和焦虑需低于上限而高于底限。群体间交往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交往双方需要准确预测和解释对方的态度和行为，才能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与对方进行积极的互动和有效的传播。抱有隐性偏见的人对外群体会显示态度的多变性和不一致性，这会增加交往中的不确定性、焦虑和不可预测性，从而给群体间交往带来消极影响。因此，隐性偏见有碍群体间交往，有时它对群体间交往的影响比显性偏见更为消极。[9]

有学者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三岁大的孩子就可能对外群体抱有种族偏见。因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偏见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消解或改变，每个人都有可能对他者持有偏见。也有学者认为，与显性偏见相比，隐性偏见难以觉察和捕捉。由于内隐态度的隐蔽性、复杂性特征，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对他者抱有偏见。随着全球化进程，平等主义已经成为共识，公开表达偏见会受到社会压力，但偏见没有因为受到社会谴责而消解。在此意义上，充分认识隐性层面的偏见，关注隐性偏见对群体间交往的特殊影响，有助于拓展现有群体间偏见研究中的隐性偏见研究维度，推动群体间偏见研究向理论纵深发展。

注释：

（1）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特定对象所持有的较为一贯的、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这里的个体即是态度主体，而特定的对象即是态度对象或态度客体。

参考文献：

[1]J.F.Dovidio. On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Prejudice：The Third Wave[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57，2001：829-849.

[2]J.F.Dovidio. On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Prejudice：The Third Wave[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57，2001：829-849；J.F.Dovidio & S.L.Gaertner. Aversive Racism[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6，2004：1-51.

[3]A.G.Greenwald & M.R.Banaji.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Attitudes，Self-esteem，and Stereotypes[J].Psychological Review，Vol.102，No.1，1995：4-27.

[4]张林，张向葵.态度研究的新进展――双重态度模型[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171-176；T.D.Wilson，S.Lindsy & T.Y.Schooler.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J]. Psychological Review，107，2000：101-126.

[5]R.B.Zajonc. Attitudinal Effects of Mere Expos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Monograph Supplement），9，1968：1-27.

[6]M.B.Brewer. The Social Self：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M].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7，1991：475-482；M.B.Brewer. The Role of Distinctiveness in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 Behavior[M]//M.Hogg & D.Abrams （Eds.）. Group motivation，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3：1-16.

[7]M.Hewstone. The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Intergroup Causal Attribu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990：311-335.

[8]周维功.“道德恐惧”辨[J].江淮论坛，2015，（5）：104-108.

[9]旷战.跨文化交际意图与语境要素的认知激活[J].江淮论坛，2014，（3）：186-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