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

宋江在《水浒传》中被塑造为一位忠义英雄。他虽然屈沉下僚，倍受奸臣迫害，仍秉持忠义之心，怀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济世理想。他反对贪官污吏，又定意把一颗忠心报效当朝皇帝，由以往《水浒传》的书名题写为《忠义水浒传》即可见作者用心。《荡寇志》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处开始续写，这一取材决定了作者否定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但这绝非偶然现象，是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渊源的。嘉庆、道光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康乾盛世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农业衰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面对农民起义的空前高涨，清政府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大兴文字狱，《水浒》等类小说也在其列。政府屡次申明严禁，然《水浒》类小说仍流传甚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大夫们在士的责任感召下，怀着拯救时弊的满腔热情，把政治理想投注于小说中。而俞万春决定通过改造《水浒》故事来维护正统，可以说是时代与身世造就了他独特的《荡寇志》。他并非简单否定宋江这一形象，而是从小说细微处和关键处着眼，经过艺术加工升华，多元化地呈现出一个被颠覆的宋江形象。

一、表里如一的英雄与外伪内狡的强盗

肖像描写是对人物的容貌、身材、服饰及仪表、风度等特征的描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段之一，通过对人物的肖像描写来达到以形传神的目的。肖像描写小同，产生的人物性格本质也小同。《水浒传》中宋江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鬓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此处眉、目、耳、口等八句41个字着眼于其外貌，但笔触所及已略有精神✪内涵。与之相比，《荡寇志》中关于宋江的肖像描写很少，仅写其在战争中被陈丽卿用箭射伤左目，致使五官有缺。缺失一目给宋江带来严重的后果，被人唤为瞎强盗瞎贼。通常好人有好相，坏人有坏相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一种传统写法和思想。在海盗、土匪、山贼中，独眼龙形象鲜有普类，这种以貌取人的思想根深蒂固。作者如此安排显然是为丑化宋江形象，在二者对比塑造与描写中，将创作观念贯穿其中。

《水浒传》中对宋江形象的描写小是简单重复，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通过各角度展示，为其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形象添砖加瓦。他谦虚知礼，经再三推脱才肯做梁山第一把交椅。相反，《荡寇志》中的宋江为与卢俊义争位，镌刻石竭碑特意将卢俊义的名字排在第二。《水浒传》中，宋江聪明智慧、运筹帷幄，广言纳听，征辽国、擒方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荡寇志》中，他脾气暴躁，两军对战经常脑门气破、大惊失色、暴跳如雷他行为鲁莽，小听众人劝谏，遇到紧急情况便心惊胆裂、面如土色、胆落魂飞、急的小便失了三次、弃食逃走。《水浒传》中宋江礼贤下士，结纳豪杰，名闻四海，言必在下小吏，平生只好结识英雄好汉♀，但有人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在《荡寇志》中，俞万春一บ改其礼贤下士形象，使其变得傲慢无礼，只会侈谈仁义，玩弄骗术。作者用极细微的笔调使宋江这一胆小怕事无礼的强盗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清楚看到宋江的变化，其中的丑化意识自然又不露痕迹，可谓作者的高明之处。

二、扶危济困的豪侠与烧杀抢掠的土匪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仁爱精神。孟子说仁者爱人，将恻隐之心视为人的本性，仁的根本。《水浒传》中，宋江颇有仁者之风，他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攻打无为军，嘱咐不可侵害百姓;攻打祝家庄，为表人心赐各家粮米。每次战争宋江总是强调不许侵害、残害、杀害百姓等命令，凡此种种，可见其仁义之心，慈悲胸怀。《荡寇志》中的宋江却截然相反，他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文中首回，宋江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阳谷县。各处仓库钱粮，都打劫一空，抢掳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水浒传》中宋江从小劫掠客商车马，专门打压欺压良善的贪官污吏及暴富小人。而《荡寇志》中，宋江攻打正一村，渡河时有人凿船，那人道:行商做贾，路经邪城，被你们这班狗强盗抢劫一空，可见其已变成打家劫舍的土匪。《荡寇志》中，俞氏刻意安排宋氏集团走焚掠安乐村这条道路，众百姓抛儿弃女，自相践踏，各逃性命，哭声震天，原本预示祥和与安宁的安乐村变得刀兵犬起，生灵灭绝。水泊英雄成为破坏百姓安乐的绿林土匪。这是对宋氏集团的强烈控诉，也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梁山英雄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用吴用的话说就是，小弟看那沂州城内钱粮充足，各乡村人民富庶，若攻取来时，山寨却有一二年用度，而宋江态度则是大喜。宋江此时的行为与所打旗号形成了巨大反差，俨然烧杀抢掠的土匪而非仗义疏财的豪侠。

三、忠肝义胆的好汉与阳奉阴违的恶贼

李赞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以忠义推许梁山诸英雄，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而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编，同死而小辞，是忠义之烈也。《水浒传》中的宋江被塑造为一位忠义英雄，上梁山前，虽屈沉下僚，仍秉持忠义，怀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济世理想。成为逃犯后，面对晃盖几次盛情邀请毫不动心。他劝武松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极力主张招安，所持态度是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小负宋朝。而《荡寇志》中，宋江假仁义之名而欲行盗贼草寇之事。他抗击官兵、打家劫舍，却装出忠义相貌笼络人心。面对朝廷招安，他采取三步走的办法:一是表面感激涕零，好了，我等弟兄这遭得见天日了二是吩咐李云将山前断金亭改为迎恩亭，并且几次催促以速为妙三是与吴用密谋，并当厅吩咐吕、郭头领:带领五下名心腹伴当，贵了下程，一路迎上去，恭接天使。他所以在兄弟面前感激涕零是为做出忠义之貌来笼络人心;其所以急是怕天使提前上山，无法下手;其所以与吴用密谋，是为派人假扮陈丽卿行刺招安天使。此时的宋江是心虚的，恐惧的，他怕招安成功，用外在种种表现掩盖内心恐惧与害怕。一开始便认为此人是宋江派来的而非陈丽卿，并认为宋江包藏祸心，其志小小。朝廷首辅，草野渠魁，皆小足以满其愿。他堂名忠义，日日望招安，只是羁魔众贼之心，并非真意。宋江面对招安表现出的态度，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让人对其形象有了更深层的把握，即美好掩盖下的丑恶，与他阳奉阴违、阴险刻毒等盗贼草寇的典型本质。

说《荡寇志》中宋江阳奉阴违并非冤枉。《水浒传》中，他与众兄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同生共死，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而在《荡寇志》中，众兄弟却成为他打天下的工具。书中第九十三回，通过梁山兵卒之口可知，梁山义士执行任务时要实行押头制，若走泄机密或投奔别处，便将押头尽斩。由此可见，宋江完全以完成自己命令为最大目的，毫无兄弟之情;第三十八回，作者通过辅梁之口也说宋江，外貌假仁假义，心地极多猜疑第六十七回，梁山泊即将被官兵攻破，宋江丢下父母兄弟自己逃命，却在叶明渡被渔民贾忠、贾义抓获，宋江长叹，原来我宋江死于贾忠贾义之手。贾忠贾义谐音是假忠假义，寓指宋江是彻头彻尾的假忠假义、阳奉阴违之人。

说《荡寇志》中宋江不忠不孝也不是栽赃。古人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即在家能孝顺父母者必然能忠于国君。《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大孝子，一出场便强调其孝，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宋江为父亲几次险些丧命，足见其孝之至。而《荡寇志》中宋江在危难关头弃自己父兄于不顾，完全不见孝的身影。这样的不孝之子很有可能成为逆子和叛臣。当官军攻破山寨时，宋太公拄着拐杖走到后院大叫天呀，保佑我儿好好的，我今朝代他死了罢!，言毕投井而亡。作者用浓重笔墨描写太公之爱儿，也愈显出宋江的不孝。

四、天人相助的福星与天怒人怨的灾星

替天行道，保国安民是《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这种思想主要通过两方面表达:一是通过英雄人物的行为;二是通过神示的方式。这种现实与非现实手法的运用推动了《荡寇志》情节的发展和主题深化。

《水浒传》主要通过九天玄女、罗真人、石竭碑等三方面表现神示。九天玄女直接对宋江传授天书和破混天象阵方法，对其忠义思想进行肯定，最后功成证果，被皇帝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便是证明。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宋江，在踏上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道路上难免碰到难题。如，征辽战争中遇到辽军太乙混天象阵，无计可施之时，九天玄女再次现身，通过托梦方式传授破阵之法，为宋江降辽提供必要保障。可以说，没有九天玄女的帮助，宋江小可能取得成功。而作为玄女辅线的罗真人则传法于公孙胜，公孙胜是小说斗法中正义方的代表。而《荡寇志》中，宋江于九天玄女宫设坛大蘸，虔祈赐兆，玄女宫大风怒吼，尘雾蔽天，宫殿瓦片飞起，直打到忠义堂来。在陈希真与公孙胜决斗关头，又是九天玄女在关键时刻降旨撤走保护公孙胜的神兵神将，导致公孙胜灵神出窍，最终被凌迟处死ฌ。这是邪小胜正的最☿好证明。此时的宋江已非玄女口中的星主，而变成彻头彻尾的盗贼草寇。

正邪两条线，在《水浒传》中有小同的外在表现，主要表现在颜色区分上。在《水浒传》中，黑色一般代表邪魔，如五十二回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九十四回乔道清喊一声疾!，好好的白日青天霎时黑雾漫漫。而黄色为正义象征，如罗真人的黄巾力士，九下六回公孙胜斗乔道清的一道金光、黄袍神将等。《水浒传》开宗明义，在首回末洪太尉走妖魔时写道:只见一道黑气，从那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从黑气到金光，表明梁山一百单八将由邪入正。而这在《荡寇志》中却被彻底否定。书中写到这一情景:忠义堂失火，及至太阳出来，变成一片瓦砾白地，这是天灾火警的预示。宋江、吴用请识天书的何道士对忠义堂进行改造。何道士建议将旧用全红金宇的忠义堂三字改为绿地黑字。表面看，这是一种偶然现象，但实质却是必然结果。由全红金宇到绿地黑字是作者有意暗示，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俞万春此构思颇有深意，这与《水浒传》开头交相呼应，是忠烈义济灵应候与假忠假义两种形象的发韧点，作者落墨之初就规定了宋江思想形象的内涵。

综上，《荡寇志》与《水浒传》虽同写宋江，二者也有相似处，然而本质却小同。俞万春基本摆脱了《水浒传》的影响，从形象、外貌、思想、语言行为等方面对宋江形象进行重塑，通过丑化其外貌、污浊其言行、卑劣其思想、败坏其品德、改变其结局等手法，使其成为烧杀抢掠的土匪，外伪内狡的强盗，阳奉阴违的恶贼，天怒人怨的灾星。作者通过情节中行动的刻画显示其心灵小同，其问褒贬自成，显然是作者苦心孤诣所致。这既是脂砚斋强调的小写之写，实际也是作者高明的写法。现实的无奈与精神的求索，似乎无法给俞万春满意答复，于是他将难以言传的精神苦闷转诉于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