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动产利用的二元结构

论不动产利用的二元结构 论不动产利用的二元结构 论不动产利用的二元结构 ▲ 「内容提要」不动产的利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设定用益物权，二是设定债权利用权。这两种方式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仍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用益物权与债权利用权具有不同的利益、成本和风险，因此，对不动产利用而言，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对于当事人至关重要。

「关键词」不动产、用益物权、不动产债权利用权

为取得对他人不动产利用的权利，人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通过设定用益物权的方法，取得对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二是通过债权的方法，取得对不动产的债权利用权，如租赁权、借用权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动产利用的二元体系。对不动产的利用而言，所有的用益物权关系都可以用租赁或类似关系来替代。如何协调对他人不动产的利用关系，不仅涉及到权利人的保护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民法体系的构造问题，因此，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二

正是基于用益物权与不动产债权利用权的上述区别，就决定了对不动产利用权的物权或债权的选择问题。

对不动产利用权如何加以选择，首先涉及到用益物权与债权利用权的功能问题。应当说，用益物权与债权利用权这两种权利关系具有不同的利益、成本和风险。从利益上说，由于用益物权具有权利明确、对抗效力等特点，因而用益物权人通过用益物权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债权利用权不具有公开性，一般没有对抗效力，因而，利用权人通过债权可以获取的利益往往不及用益物权。例如，就房屋利用而言。如果设定典权，则典权人不仅可以自己利用房屋，而且还可以不必经出典人同意即将房屋出租以获取收益。而承租人在不经出租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法将房屋转租。从成本上说，由于用益物权的收益往往高于债权利用权，因而其订立成本也会高于债权利用权。例如，设立用益物权的手续要比债权利用权的设立手续复杂，用益物权人付出的费用也要高于债权利用权人付出的费用。从风险上说，由于用益物权的权利关系明确、对抗性强，因而权利人所承担的风险也较低。在权利存续期间内，不动产的所有人无法干涉用益物权对不动产的利用。但债权利用权则有所不同，因其不具有对抗效力，故而其对不动产的使用往往受制于不动产的所有人。因此，债权利用权人所承担的风险也较高。可见，对当事人而言，用益物权的订立成本较高，也不够隐密，但权利明确且风险较低，债权利用权的优缺点则正好相反。[2]（P99）因此对不动产的利用而言，采取用益物权或债权利用权的形式，虽然都能达到利用不动产的目的，但由于这两种权利的制度功能存在着差异，因而会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立法上如何规范不动产利用权，将直接影响着不动产利用的效果。那么，对不动产利用权的物权或债权应当如何选择呢？就是说，对不动产利用权是以物权规范之，还是以债权规范之，或是区分不同情况分别以物权或债权规范之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不动产租赁权的性质问题上。对此，理论上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债权说。该说认为，承租人对于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权利，并非因租赁合同的成立而当然成立，而是因租赁物的交付而取得。但这种权利并非如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之独立的权利，而是从属于租赁权的权能，所以，租赁权非物权而是债权。这种观点是罗马法以来的旧说，认为租赁权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与罗马法上的“买卖破租赁”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是物权说。该说认为，租赁权是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的权利，是对物的直接支配，而这种支配权实为租赁☣权的本体。租赁权人的其他权利，如请求交付租赁物、修缮租赁物等权利，都不过是由此本体而发生的效果。因此，租赁权为物权而非债权。

笔者认为，在不动产利用权问题上，如何界定用益物权和债权利用权的范围，必须考虑如下情况：一是要考虑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对不动产的利用应区别其交易成本、风险分担，合理配置成本与风险的关系。二是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需要。对于当事人而言，付出不同的成本应当获取相应的收益。因此，法律上应当给予当事人一定的选择空间，使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以何种成本去获得收益。三是应当考虑法律文化的因素。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多年形成的，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设置不动产利用权的体系不能不考虑法律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综合上述考虑，笔者认为，不动产利用权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纳入物权和债权两ฐ种不同的权利范畴。这是因为，第一，尽管用♀益物权从整体上较之债权利用权更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但也不能就此完全否定债权利用权的合理性。债权在保障财产流通关系、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方面，有时有着比用益物权更完备的功能，[8]（P582）而且债权利用权具有较广泛的私法自由的空间。[9]（P12）因此，不宜将不动产租赁权纳入用益物权体系。第二，法律分别将不动产利用权纳入物权或债权的范围，有利于当事人选择。例如，同样是对土地的利用，当事人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可以采取设定用益物权（如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设定租赁权的方式，如何选择全在于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将不动产租赁权规定为用益物权，则当事人只有设定用益物权一种选择，反而会不利于物的利用。第三，从不动产租赁权与用益物权的关系来看，各国立法上均规定了诸多以不动产的利用为目的的用益物权，且基本上涵盖了不动产利用的各类情形。如果对租赁权的物权化程度不设限制，使不动产租赁权成为一种用益物权，则难免使一些用益物权无适用的余地，甚至使用益物权更加混乱。例如，就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言，按照现行法，土地使用权主要是通过出让的方式取得的。同时，通过租赁也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可见，租赁只是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方式。如果将这种租赁权规定为用益物权，则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租赁权的关系是无法处理的，而且通过比较低的成本获得对土地利用的物权，会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适用受到冲击。

「参考文献」

[1]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183。

[2]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9。

[3]史尚宽。债法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48-150。

[4]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86。

[5]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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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林彬。物权法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2。

[9]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册）[M].台湾：三民书局，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