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斋诗歌功能论探析

时间:2024-12-26 02:33:10 来源:作文网 作者:管理员

摘 要:南宋著名诗人杨诚斋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开创的“诚斋体”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而且在诗学理论方面也建树颇丰,影响深远。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见解独到。其“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论,既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又推崇诗歌的抒情功能;既强调诗人道德心性的修养,又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杨诚斋;诗歌;功能论

杨万里,号诚斋,为南宋前期著名的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以“诚斋体”名于世。杨万里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且在诗学理论方面也建树颇丰。其“重味尚变“的诗歌理论见解独到、内涵丰富。而其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论,既有诗人的真知灼见,又具批评家的理性光芒。

杨诚斋继承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注重诗歌含蓄委婉、蕴藉抒情的特点,从宏观视角确立了重味尚变的诗学观念。同时,他适应当时的时代精神,提出了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论。杨诚斋在《六经论・诗论》开篇即曰:

天下之善不善,圣人视之甚徐而甚迫。甚徐而甚迫者,导其善者以至于道,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也[2]1318。

他认为社会政治以及个人都有善与不善之分。善的言行,应该加以褒扬传颂,并引导它止于至善,归于至道。不善的言行,必须通过讽刺批评,加以矫正,使其改过迁善,回归至道。同时,杨诚斋认为诗与其他诸经相比,特点在于它虽然不像《礼》《乐》等那样直接从道德伦理的高度规范人之行为,使其止于至善。但是,它却能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和表达方式引导人们走向至善,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他强调“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当然,作为“矫天下之具”之诗,必须要具备悦人心性、启人心智的审美属性;又要具备感人肺腑、陶冶性情,能引起人们情感共鸣的社会属性,只有二者齐备,方可举重若轻地触及人们的灵魂,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归于至善。所以圣人“先有以钩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随以矫之。”何为《诗》之“至情”?其解释曰:

诗人之言,至发其君宫闱不修之隐慝,而亦不舍匹夫匹妇复关、溱洧之过。歌咏文武之遗风余泽,而叹息东周列国之乱。哀穷屈而憎贪谗,深陈而悉数,作非一人,词非一口,则议之者岂寡耶?夫人之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后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则其肆必收。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也。故《诗》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2]1318。

显然,《诗》的“至情”内涵是极为丰富、外延是极为宽泛的,其不仅抒发《复关》《溱洧》等美好的人间真情,而且抒写关乎天下安危,公道人心的世俗民情;其不但歌颂文王武王的遗风余泽,而且揭露统治阶级隐匿的罪恶、讽刺风俗的浅薄、批判政治的黑暗。杨诚斋认为那些不善者,作恶并非不自知,而是自知却首先宽恕了自己。假若再无人指责批评,其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假如面对不善之举,能众口一词,予以讽喻批评,予以针刺警示,其不善之举必然有所收敛,进而痛改前非,向良为善。所以圣人以《诗》为具,“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不善”,以达到“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的目的。在这里,杨诚斋在发扬《诗经》美刺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了《诗经》的特殊意义就在于群众性,肯定了公众舆论的价值。这是极为进步的观点。

同时,杨诚斋提出了“愧而向善”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公众舆论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其指出:

盖天下之至情,矫生愧,愧生于议,议生于众。愧,非议则安;议,非众则私。安,则不愧其愧,私,则反议其议。圣人不使天下不愧其愧、反议其议也,于是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则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矣。此《诗》之教也[2]1318。

他以理学重道德自觉的心性为基础,从人具有道德自律的羞愧之心,即孟子所谓的良知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有羞耻之心。在公议其非时,必有自觉向善之意为前提,讨论“诗”的价值实现的机理,即“诗”之特性在于可以代表公众舆论,对不善之行为进行讥讽,众讥必然使不善者心生羞愧之意,内心羞愧则会自觉改之,改恶自然向善。所以,杨万里认为诗教之善不同于《礼》《易》《乐》《书》所½拘囿之善,它是发自内心,来自灵魂深处的改过自新之善,更具有人性的光辉。显然,诗教的特殊性就在于能从根本上淳化民风。

杨诚斋认为要发挥诗歌惩恶扬善的社会舆论作用,诗人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必须要有干预社会,针砭时弊的自觉意识,要敢于“议天下之善不善”。这就需要诗人要有自拔流俗的凛然气骨,要有高尚的道德风范,能够代表公众舆论,秉公理、举众议,以导天下之善。以此为依据,杨万里品评诗人诗作时往往将作家的道德修养置于作品之前。例☃如,《眉山任公小丑集序》开篇即将人物放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在“士习坏P,噤莫先发”之时,

眉山任公来自远方,历诋诸公,移书执法,诡以死义,其言切,痛心刮骨,见者朗诵,闻者递告,传之纸贵。 任公ง的大义凛然,孤峭忠慨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诗文中则:

盖其五七邃于追古,其四六闳于骋步,其千百长于论事,大抵诗文孤峭而有风棱,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气[2]1285。

杨诚斋在此将苏轼的“文如其人”论发挥到了极致。其在《卢溪先生文集序》中评价王庭其人其诗曰:

绍兴八年,故资政殿学士胡公以言事忤时相黜。又四年,谪岭表。卢溪先生以诗送其行,有“痴儿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飞语告之。时相怒,除名,流夜郎,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满四海。里之士爱先生者,谓“诗之祸,从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适以济权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祸也,亦先生之过也。”或曰:“先生何过哉?先生言直而诗工耳。言不直,诗不工,世无传也。世有传矣,不见u于明,必见■于幽。故‘庭草随意’之诗,‘空梁燕泥’之诗,‘飞燕昭阳’之诗,‘不才多病’之诗,言非直也,诗工而已耳。诗工而非直,犹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诗工而言直耶?先生何过哉!济权臣之威,亦稔其恶;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过哉?”

未几,时相殂,先生得归。……年馀九十,耳目聪明,赋诗作文,不见老人摧颓之气。朝廷想闻其风采,天下诵传其诗。……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ล[2]1257。

王庭在极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正气凛然,挺身而出,赋诗讽今,针砭时弊,因而引火烧身,贬谪远郡。一夜之间,“人”成“诗”名,“诗”显“人”声,诗名满四海,天下诵其诗。其忠直率真、刚正磊落、桀骜不驯的人格魅力与雄刚浑大、凛然骨劲的诗风相得益彰。这既彰显了王庭的凛然气节,更突显了诗歌“救治人病,裨补时阙”[3]98的社会价值,为“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做了很好的注解。

杨万里不但尊崇以诗为具,矫天下之不善的诗人。而且,其本人作为南宋前期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作为成就卓伟、独树一帜的诗人,自觉以诗歌为“具”,“救治人病,裨补时阙”。他对南宋的政治腐败洞察幽微,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感同身受。他一生以“救亡图存、振兴国运”为己任,一生为纠补时阙,救民于水火之中奔走呼号。其除了不断用如椽之笔向执政者上疏陈述执政方略以外,还作有大量的政治诗,这些诗作或者忧国运多舛、揭社会疮痍、批政治弊端,或者关注民生疾苦、关切沦陷区人民、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呼号。例如:

郡中上元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七首(其七)[2]211

村里风回市里声,月中人看雪中灯。满城只道欢犹少,不道谯门冷似冰。

和范至能参政寄二绝句[2]197

梦中相见慰相思,玉立长身漆默髭。不遣紫宸朝补衮,却教雪屋夜哦诗。

晚立普明寺门,时已过立春,去除夕三日尔,将归有叹[2]8

催科不拙亦安出?吾民沥髓不濡骨。边头犀渠未晏眠,天不雨粟地流钱。

悯农[2]33

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著霜。已分忍饥度残岁,不堪岁里闰添长。

旱后郴寇又作[2]41

自怜秋蝶生不早,只与夜蛩声共悲。眼边未觉天地宽,身后更用文章为?

去秋今夏旱相继,淮江未净郴江沸。饿夫相语死不愁,今年官免和籴不?

这些诗作将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无尽压迫。批判执政者穷奢极欲,残害百姓;软弱无能、苟且偷安;忠奸不辨,黜贤任奸的昏유庸与腐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原沦丧的愤慨,对国势不振的深深忧虑,对金人刻骨铭心的仇恨,对朝廷昏庸无能的悲哀与愤怒,以及作为小国寡民的屈辱与愤懑;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激情、表现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的关切与同情。

杨诚斋继承和发扬儒家“诗教”传统,重视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强调诗人道德心性的修养,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其本人一生将“诚”作为行为准则,以笔为矛、以诗为具,议天下之善与不善,“导其善者以至于道,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也”,将其诗学主张付诸实践,自觉地履行了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士人、诗人的社会职责。

参考文献:

[2]杨万里,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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