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致与鉴赏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结社传统，明代后期江南文人士大夫之间经常以诗文、书画创作或艺术品鉴赏为主题，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雅集，与会者多以清客身份参加，他们互赠诗文，此唱彼酬，蔚成风气。隆庆二年（1568年）前后，以王文耀为首，胡宗仁、魏之璜、魏之克等15人，在南京地区成立“秦淮画社”，这是有关画社的最早记载。在雅集活动中，参与者以书画、古玩为媒，交流鉴赏心得，互赠藏品以通有无，不拘场所和形式，唯以同好相投为志。“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۵物图书，相于抚玩品题以为乐。”李日华等人组建的赏鉴社、王文耀等人组建的秦淮画社等，其成员主要是学者、乡绅、生员以及政府各级文官。此时江南各地建起一个个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鉴赏者与艺术品之间物我两忘、主客交融，在彰显个人幽雅、文逸格调的同时，更成为宾主尽欢的精神飨宴。

文人的意趣雅致

收藏活动反映了社会文化历经储备、沉淀、酝酿之后的转化过程，藏家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明早期的收藏活动以内府公藏为主，国朝初定“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皇家以丰富的历代艺术品昭示政权的正统与威仪。明中期以后，宦官专权日炽，内府公藏和各地献纳的珍宝多入权贵之手，造成内府珍宝向权贵和富豪阶层流散，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明亡。成化、弘治以后，社会日趋安定，商品经济在江南各地迅速繁荣，加之手工业技艺的迅猛发展，形成追求精致生活的社会时尚，世风渐趋奢靡。

艺术品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程度和流行风潮的特殊商品，官僚政客附庸风雅、文人名士显露才华、富商巨贾炫耀财力，社会各阶层都借其抬高身价，从而带动艺术品市场的欣欣向荣。江南八府经济发达、文人荟萃，知识精英密度较高，苏州、杭州、镇江、湖州、嘉兴、常州、松江、南京、扬州等繁华都市的艺术商业都很发达。

艺术品鉴赏是文人的一种自娱方式，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鉴藏艺术品，除需具备购买力之外，还要具备鉴赏力，即品鉴真伪、优劣、雅俗的能力，因而艺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必须具备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学养深厚的购藏群体。文人士大夫作为收藏时尚的引领者，他们力求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寻求精神上的升华。鉴赏活动不仅可以提升生活品位，还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感官和物质满足上，都是惬意的乐事。

在江南文人士大夫中，很多人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他们的鉴赏能力从艺术品观摩阅历和知识积累中获得，“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文人将清雅的生活体验记述下来，写出不少书画、园林、居室、器玩、典籍等鉴赏方面的传世著作。如陈继儒的《书画史》、李会嘉的《醉鸥墨君题语》、毛康伯的《砚谱图》、董其昌的《画旨》等，内容都以古物鉴赏、器物典故、文人典藏等为主。他们既收藏古玩，也收藏时玩，种种雅趣皆有著述，其中阐述了文人制定的艺术品审美标准，也为时人和后人传播了相关知识。如沈仕的《砚谱》、♛王思任的《弈律》、潘之恒的《叶子谱》、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的《艺花谱》、黄省曾的《艺菊》《养鱼经》、李奎的《种兰诀》、王世懋的《花疏》《果蔬》、张万钟的《鸽经》等。其中文房清玩更花费了文人大幅笔墨，如项元汴的《蕉窗九录》有纸录、墨录、笔录、砚录、书录、帖录、画录、琴录、香录；屠隆的《考余事》有书笺、帖笺、画笺、墨笺、笔笺、砚笺、琴笺、香笺、茶笺、盆玩笺、鱼鹤笺、小斋笺、起居服笺、文房器物笺、游具笺。他们从著述中获得了情感上的释放和精神上的满足。

晚明文人士大夫热衷于造园建亭、焚香品茗、抚琴对弈、校书临帖、看花习画、赏玩听雨，涉足书法、绘画、古玩、典籍、音乐、戏曲、园林、工艺等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感受、品鉴标准、创作风格等融汇其中，远离尘世的纷扰，进入清逸的境界，形成当时独特的文化风貌。晚明文人对性灵生活的体验比前代深刻，力求为自己营造一个富于学养、格调高远的生活空间。“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晌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陈继儒这样描述文人理想中的生活环境：“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艺术品鉴赏是高品位生活的象征，他们鉴古观今，如与古人相对。寻常的精致不但增加了生活情调，还传递了友谊。

文人士大夫的书斋尤重器用陈设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即所谓“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文房器用的造型、线条、色泽、材质、纹饰等方面均追求古韵意境。文震亨《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十二卷，详细介绍了其特性、形态、品种优劣、摆设或建造方法、选材原则等。张寰在陈淳墓志铭中称其：“日惟焚香隐几，读书玩古，高人胜士，游与⌘笔砚。”文人士大夫在家中观画读帖、焚香抚琴、栽花种竹、铺陈古玩清供，世上纷扰、心中烦恼由此消除。

晚明时期，富庶安定的江南地区出现了文人书画家群体。书画家、鉴藏家沈石田、文徵明、唐寅、仇英、王宠、祝允明、徐贞卿、杜琼、陈继儒、李日华、董其昌、周天球、王衡等人擅长诗词曲赋，博艺多才。杭州府文人画家蓝瑛居钱塘东城，家世寒微，从小游历江南各地，遍访名师，以绘画为生。青年时代为观古画拜访了不少收藏家，孙克弘、董其昌、陈继儒等人都欣赏他的才华，陈洪绶多次赠诗，或请他到家中论画。在此时的文人书画中，印章与书画地位并列。吴宽、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均擅治印，文徵明长子文彭更被誉为“印家之祖”。这些出自文人之手的印章，主要由专营店铺代理销售。

文人士大夫才艺观的转变，使他们即便并非笔墨丹青妙手，却也具备相当的艺术鉴赏能力，这成为文人的基本素养，因此晚明私家鉴藏的成就远超前代。诗文书画创作、古物鉴赏活动，本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生活内容，并非由明人首创。然而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踊跃而广泛地参与进来，以竞藏艺术品炫耀身份、地位、财富和学养，却是迥异于前代的新兴文化现象，以至于文人若不具备诗文书画创作或艺术品鉴赏能力，就无法参与优雅的社交活动。 鉴赏家与好事家

明初曾规定，各地隶属匠籍的官匠分为若干班，轮流至京师服役，为时三个月，有漆匠、五墨匠、银匠等六十二行。明中期以后，纺织、陶瓷、冶炼、建筑、印刷ฉ、造船等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也在明末成书。随着手工业技艺的精湛和世风的日趋奢靡，社会对艺术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一切服饰器玩皆求精美，并掀起了艺术品竞购热潮。这种局面对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名匠辈出，名家名作成为竞藏对象。才艺兼修的士林风气，使文人士大夫改变了轻视手工业艺人的观念，随着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名匠的社会地位和身价有了显著提升。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

晚明文人不仅认为工艺品与诗文书画艺理相通，且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也无高下之别。“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显赫一时者，不知淹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稗者也。”崇祯年间名士何伟然言道：“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词？”才与艺在名分上的平等，使文人与名匠之间的交往越发密切，张岱与海宁刻工王二公、魏学沂兄弟及常熟微雕艺人王叔远、华亭园林建筑师张涟等人之间都有交友佳话。

文人与名匠交好，提高了自身的艺术鉴赏力、培养了多种才能，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和制作，提升了“时玩”的文化品位。晚明书画装潢形式多样，装裱技艺发达，手卷增加引首，有的用纸挖裱或厢裱成册。据周嘉胄《装潢志》：“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人都是苏州的装裱名匠，汤、强两家，号称“国手”。苏州装潢技艺之所以最为精好，正是由于当地博学多才的书ฌ画家和鉴藏家人数集中，他们向装潢工匠提出要求，甚至亲自指导的结果。文人与匠人在文化艺术品行业的种种合作，为艺术商业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中期以后，文人重财名，待价而沽，原先的随意付酬，转为作者定价取酬，售字卖文商品化，这似与儒家传统理念不符，却是诗文书画创作和艺术品鉴定等技能变成谋生手段的必然结果。

文人士大夫和权贵富豪以收藏为平台，织成绵密的、利益共生的人脉关系网。艺术品鉴赏不仅是文化艺术活动，更是商业活动，之所以备受青睐，除意趣风雅之外，更由于巨额利润刺激了追逐财富的热情。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瞄准商机的商人进入艺术品投资领域，一部分经营者也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项元汴即是此中代表。他们重资搜购历代书法名画、金石碑帖、古籍善本、古董珍玩以及本朝的名家名作，其购藏范围远超前代。文人引领艺术市场消费导向，权贵富豪接受其理念，为彰显威势或炫耀财富，而以财势占有大宗艺术珍玩。只要社会对某件艺术品有普遍认同和偏好，此物就会成为竞购标的，价格节节攀升。也有家族变故、子孙守不住祖业、生活困窘等原因变卖者，本应价值不菲的藏品却以贱价求售，这被购藏者视为梦寐以求的收藏契机。

松江人莫云卿在《笔麈》中称：“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讹谬，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画，便须少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其如商彝周鼎，则知古人制作之精，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异？”然而仅凭财势坐拥大量艺术品，只能被看成“好事家”。在儒商项元汴看来，只有庋藏过程包括收藏、鉴识、阅玩、装、铨次等，并对藏品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的才是“鉴赏家”。文人士大夫在向全社会竭力营造风雅氛围之时，已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知识精英阶层手中，并主导艺术市场的风向标。那些徒有大量珍玩却无鉴赏力的权贵富豪为攀文附雅，就得邀请文人对其藏品的真伪、优劣、雅俗进行品鉴，使许多科场失意的文人获得生计。沈德符据此言道：“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由此可见，“鉴赏家”和“好事家”貌似泾渭分明，实则相互依存。可以说，正是背景复杂、基数庞大的“好事家”群体积极参与收藏活动和艺术商业，才使晚明江南地区的精英级“鉴赏家”群星璀璨，私家收藏才会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