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民俗记忆与苏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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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苏童的文学创作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妻妾成群》与《碧奴》等长篇小说影响深远，当然，更为关键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童所坚守的先锋意识，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文体形式的革新，而这些作品及后来经过改编所渗透出的民俗记忆无疑烛照了苏童小说的民俗学特色。本文试图揭开苏童小说的民俗植被，守望苏童小说的民俗记忆并以此延展苏童对乡土的执著。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苏童无论从其小说的创作及文体的革新上都是不能忽视的作家，读者所能看到的除了前期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红粉》、《米》等，还有近期的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而写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苏童在读者的记忆中总是有一抹鲜亮，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畅销书作家之一。

虽然坊间或评论界对苏童及其作品存在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本文却试图从民俗学这样一种视角来解读苏童的小说，以小说中的民俗问题加深对苏童小说的理解，因为“民俗的表现是为小说气氛的营造，为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服务的”。因此，民俗学与文学的结缘与互动，就成为读者与作品交流对话的内在机制。民俗记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潜伏现象，分布在多个历史时期，且相当活跃，构成现当代文学文本中重要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

长期以来，对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聚集在作家、作品层面，对民俗研究，也相当程度上停留在民俗本身。当然，也有部分作家将理论探究的触角伸到作家心态上，如杨守森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然而，窥照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四要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却都无疑感到世界成为我们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就写作方面，再论及创作素材上也反复提到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有不少作家的生活经历构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某种因素。但是，作为民间的生活，它远远超越于我们的意识层面和想像阈限。

而作为陈思和教授所言的藏污纳垢的民间，其中的民俗确实是颇具魅力的。苏童的作品便提供了这样解读的范式。

一、点灯:宗法制度下奇异的得宠习俗 中国社会是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的社会中，浓缩着先民“安土重迁”的人生理想与不断反省的小农意识本份，在不断畅快和活跃的小农意识中，中国人总是处在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又绝对安于现实的矛盾中，夹缝生存，生之快乐，死之坦然，安抚自己，又在祭奠先灵，这就是乡土，这也就是民俗的诞生地。与欢腾活跃的民间社会形成对比的却是女性尸体与屈辱铺就的漫漫长路。在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产翁制”，即女子生了孩子在床上做月子时，男子急迫的将妻子赶下床，学做产妇的样子自己躺在床上。

这就表明，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男性急迫的想取代女子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从此女性便踏上了漫漫求解放的道路。奴隶社会的殉葬，陪殉的女子占多数，封建社会的“裹脚”表象上是缩小的脚掌，但在深层却是女性变形的邀宠，其形式之惨在莫言小说中有再现“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裹脚，日日加紧。

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每次看到她的叫，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 这种为了满足男性阴暗的赏玩心理的所谓“审美”的确戕害了女性的内心。为了获得男性的宠爱，女性不仅要对镜理红妆，贴花黄，而且用心良苦，施展计谋。在古代，君王后宫佳丽云集，何时得以宠幸，所以便有君王喜欢坐羊车去后宫，羊停在何处便去某一妃子处，因此，一些女子便在自己的小房前悬挂鲜嫩的青草以吸引羊，这种无奈的举动，变相的邀宠在女性悲凉史上又书写了沉重的一笔。

作为先锋意识浓厚的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不应该忽略。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女性遭受的婚姻悲剧的故事。在“五•四”时期，许多“新青年”冲破旧式家庭，追求个性自由，鲁迅《伤逝》中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觉慧，觉民成为高家不坐轿子的人，以此行为来对抗封建教条与伦理道德。

《妻妾成群》中颂莲这个“新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无疑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显然，苏童赋予这个女性过多的女人味，她谙熟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勾心斗角，甚至以“床上的机敏”博取陈佐千的欢心。然而，她清纯的气质和直率的品性终究挽救不了一个小妾的命运。

“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听从于她的的内心，竭力守持着她的理性与信念，例如，他不愿为了争宠而顺服陈佐千的屈辱与贬损，又如，她执迷地坚持勘破死人井的秘密，小说几乎没有关于陈佐千的详尽描写，这个热衷于纳妾式男人，看上去有点像西门庆，他以对床弟的热情来掩盖已经颓败和虚空的生活。在整个故事中，他是一个至高无上而又苍白空洞的背景，以至于在张艺谋改编的影片中，陈佐千只剩下一个凝重而模糊的背影。” 对于苏童的叙事来说，“故事”似乎并不特别重要，主题甚至也无须深究。

这个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却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于苏童富有韵味的叙事，那种纯净透明的语言感觉;那些刻画得异常鲜明的故事情境;那种温馨而感伤的气息、显然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家》、《春》、《秋》和《红楼梦》，甚至《金瓶梅》的影子;作者对这种生活的把玩观照，多少还可见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态度。所有这些使得苏童的叙事既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手笔，却也深藏着文化蕴含。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表达了苏童乃至一代青年作家奇怪的历史观。

即把“性”看作历史的根源和动力。由于“性”的紊乱，家族乃至历史破败的命运不可逃脱。陈佐千作为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性身上获得生殖力，他的企图的失败象征性地表示了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彻底丧失了延续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无意中写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情境，一种文化失败的历史命运。苏童的《妻妾成群》没有多余的民俗书写，然而，两年之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将《妻妾成群》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名称搬上银幕，其中的“灯笼”意象留给了观众很重的印象，点灯———灭灯———封灯的程式代表着权力的施用与对人的精神控制，在陈府获得点灯的机会，便意味着受宠和得到尊重，即如卓云对颂莲所说的“以后你要是天天点灯捶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点灯便成为陈府女性得宠的象征，这种由点灯的程式构成了完全外在化的权力施演方式。电影中的颂莲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被陈佐千一怒之下封了灯。

这种点灯意味着受宠，灭灯表达暂时不得势，封灯意味着失宠，被打入冷宫。这种习俗在陈家诞生，活跃在陈佐千的生命历程中。虽然这并非苏童《妻妾成群》小说中的意象，这是张艺谋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原著没有的女性得宠习俗却在互动的过程中给原著以锦上添花的效果。

这与女性在屋前用鲜嫩青草吸引羊车，有异曲同工之功用。女性成为男性玩物之时还需想尽方法邀宠，不得不说是女性在寻求自我解放道路上的障碍。而这种点灯的陈府习俗已使得电影中的女性的人性在道德的长征中渐行渐远，所以才有颂莲的假怀孕来获得点灯的宠爱，因此看似简单的点灯———灭灯———封灯却是古代社会女性之间人性、道德、欲望的矛盾交织点。

这种宗法制家族中的种种规程使得女性遭受到来自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戕害。

二、怪异民俗背后的乡土性审视 在图书出版史上，这项由英国坎特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应该是一项值得记录的，全球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出版社参与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集中了包括大江健三郎、冯格利特•阿特伍德，齐诺瓦•阿切比，托尼•莫里森、翁贝托•艾柯等一批由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而中国的重庆出版社是“重述神话”这一项目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参与机构。其中，苏童所写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便是其中“中国卷”中分量极重的一部。

作品《碧奴》是一篇再现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长篇小说。当读者面对这部小说的时候，希望在阅读中看到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阅读之前必然猜想这篇作品是原有传说的复述。传说中，秦始皇筑长城到处抓壮丁，孟姜女在花园里遇到了逃难书生范喜良，喜结良缘三天之后，范喜良便被抓走了。

之后，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滴血认尸，智斗始皇，是中国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碧奴》是一篇神话作品，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论述解释了神话的本质:“任何神话都是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在《碧奴》中，苏童带读者们回到了遥远的古代，以其丰富的想像力为读者们重现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而又惊心动魄的精彩场景，神话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它所具有的丰富想像力，想像力为神话增添了魔幻色彩和浪漫情趣，桃村女子的离奇哭泣，碧奴为了生存而练就九种哭法，比如用头发哭♋、用脚哭、用手哭、用乳房哭等，她坚信自己是葫芦变的，来世还将化为葫芦，送寒衣前为自己举行葫芦葬礼、途中遇到困难时装女巫吓走顽童、在五谷城被当作刺客示众街头、神秘的寻子青蛙的精灵效应，马人鹿孩的凄惨命运，碧奴在一群青蛙的带领下登上了长城，碧奴用眼泪以自己的痴情、善良在沧桑乱世中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传奇，可以说，它是一部神话，是关于爱的神话，关于哭泣的神话，也是关于寻找的神话。

虽然是神话，但是在《碧奴》中有深刻的民俗记忆，“最瑰丽最奔放的想像力往往来自民间”，而民间正是民俗最活跃的诞生地，民间又与乡土密切联系“乡土性最能使人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乡土关系，决定了中国农民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因此，笔者愿意尝试将苏童《碧奴》中民俗背后的乡土性表述出来。

“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不能哭泣……大多心灵手巧的妇女掌握了止哭的巫术，她们用母乳，枸杞和桑葚调成汁喂食婴儿，婴儿喝下那种暗红色的汁液，会沉溺于安静漫长的睡眠中。她们用冰消除婴儿的寒冷，夏天则用火苗转移婴儿对炎热气候的不适感。偶尔会有一些倔强的婴儿，无论如何不能制止其哭声，那样的婴儿往往令柴村的母亲们烦恼不堪。

”苏童的这段对于当地妇女制止婴儿哭泣的习俗和民间偏方，我们姑且不必考察这种偏方的科学性，单就止哭而言，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就有许多方式，贾平凹小说《金洞》中对于哭闹的孩子通过说“狼来了”或者孩子害怕的人的名字，以达到止哭的效果。然而，苏童《碧奴》的止哭方式却与“巫”这样一种乡土模式相连，故此苏童在《碧奴》中写道:“柴村的女儿经其实是一部巫经，神秘而深沉。一个女巫的村庄，炊烟终日笔直地刺入天空，村里的孩子从不哭泣，也从不微笑，她们到河边收集死鱼和牲畜的遗骨，一举一动都照搬母亲的仪卐式，从少女到老妇，柴村的女子有着同样空洞而苍老的眼神，由于长期用牛骨龟甲探索他人的命运，反而把自己的命运彻底地遗忘了，即使是在丧子失去的时候，她们也习惯用乌鸦的粪便掺和了锅灰，均匀地涂抹在眼角周围，无论再深再浓的哀伤，她们也能找到一种阴郁的物品去遮蔽它…&helliดp;” 苏童在《碧奴》中对柴村女子遮蔽忧伤的方法，以及柴村女儿的巫经都做了很好的描述。

其实无论是北山人们止哭的方式还是柴村女子遮蔽忧伤的方法都与巫术密切相连。“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中国乡土的巫性特征做了高度概括。

同时指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有巫覡就有巫术，原始的巫术是依靠“超自然的力量”，用一套神秘动作或符咒来影响或控制事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宗教行为，与原始宗教不同，他通过法术、仪式作用与客体，满足主体的心理需求。集中反映原始人思维和心理信仰的巫术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感应律、象征律和对抗律。卢卡奇认为:“原始巫术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由于人们创造了支配现实的形象，人们就能实际地支配现实，它是一种幻想的技术，用以弥补实际技术的不足。

相当于生产的低级阶段，主体对外部世界只有不完全的了解，因此，以事先施行的祭仪作为实际活动获得成果的原因。” 作为巫术，民间的禳解法名目繁多，杂乱无章，比较通行的有跳绳、放蛊，叫魂、请神、驱鬼等。这些所谓的法术无非是借助外物更强大的灵力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或已经出现的灾祸和困厄。

而其中通过药物来达到祛厄驱灾的目的是常用的巫术之一。乡土世界中的人们普遍信仰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的观念，并且将人的困厄与悲愁也寄托在巫覡之上，使得在民间的社会中巫的观念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周作人在1913年《风俗调查•二》中对民间“仙方”有过这样的描述:“越中神庙，大都有仙方。

……又有所谓仙丹者，以神前香灰为之，服之愈百疾，每包三五问，或师姑携赠人家，而受报焉。服者对天礼拜，以水送下”。甚至在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中菊英的母亲为了给女儿治病而去庙中求药。

这些表现了疾病中人对巫术的信赖，这在乡土社会中表现的非常多。 苏童的《碧奴》中的北村止哭和柴村遮蔽哀伤之法，实际上也是借巫术中的药物来祛厄或者说安慰自己痛苦心灵的方式。看似怪异的民俗背后其实隐藏着民间乡土性的秘密延伸。

在中国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背后，除了彬彬有礼，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还有四大发明的贡献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裹脚，科举等的种种弊端，因此，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与愚昧，现代与古老，乡土与都市并存的国度，我们无时不在体验民风民俗，民韵民殇。只要踏入乡土就会体验到那种裹挟着血缘、地缘的乡土气息。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

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11］血缘呵护着人脉，地缘连接着人情。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就构成活跃的乡土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缺乏现代文明的滋润，中国乡土社会依然保持先民遗留下的原始信仰，原始巫术和原始禁忌等观念形态的民俗，并积淀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维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地理环境的不同，习俗各异，因此，“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通过对苏童《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的得宠习俗，《碧奴》中北村人阻止婴儿哭泣的习俗与柴村女子遮蔽忧伤的习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的民俗滥觞，也以此进入苏童的乡土世界，虽然点灯这一得宠习俗是张艺谋的创作，但是没有苏童《妻妾成群》的民间模式作为积淀，也无从谈起。因而，我们发现苏童找寻到了一条解读乡土的便捷小道，便是以民俗书写的方式表达对乡土的理性审视，而又将乡土性得到了很好的再现和延伸。无论是点灯得宠的陈府还是巫风盛行的北村、柴村，乡土社会的迷人之花却在乡土的民俗植被中孕育盛开。

参考文献: ［1］［5］张永．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2．18． ［2］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28．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56．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6］［7］苏童．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8 ［8］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 ［9］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319． ［10］卢卡奇:审美特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5．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