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记忆二题
初春的早晨
那天清早,母亲从堂屋走到门外粉红的霞光中,浑身上下拍打着,说去接萍儿姑出方,我立即蹦出家门。
太阳像烤透的红薯饼,夹在村东筷子样的古树杈间。地面散落的金黄稻草上,布满洁白细碎的霜花,仿佛神仙撒下的白糖粉。巷里不时炒豆似的爆出一阵炮响。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和醉人的酒肉香气。家家灰色土砖门框上的红对联,如我们旧棉袄上罩的新褂子,干净、鲜亮。我拉着母亲的手,一路跳跃、哼唱。
“呀,娘儿俩冻坏了!快进屋。”萍儿姑一见我们,就跑过来。“萍儿姑!”我连忙叫道。“哟,我银儿的嘴儿还蛮甜呢!”萍儿姑飞快地一捻,拆了一颗花纸包裹的糖,放进我嘴里,另装一颗我的口袋内,拉我到堂屋墙边的灶旁,把我的手往半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按。她那满头的乌发,在宽阔的肩头披散开来,飘闪着丝丝亮光,好似展开的黑缎子。
母亲望着我们,眯眯地笑:“叫银儿做你儿子算了。”萍儿姑马上说:“好哇!――啊,不……”
这时,房门“吱”的一声,闪出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启开红嘟嘟的小嘴,清脆地叫道:“桂舅娘!”母亲抱起小姑娘:“怪不得叫铃儿呢,声音比响铃还好听!”
“怎么样,相得中么?”萍儿姑笑吟吟地望着我母亲。 母亲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没说的!这个婚姻,我包办了!铃儿,快叫我娘!”铃儿头一低,红着脸伏在我母亲的怀中。母亲掰开铃儿的头,很响地亲一口,轻轻放下她:“不难为我铃儿。一时难得改口,今后再叫。”
铃儿跑到墙边,拉来绳子上干硬的毛巾,往脸盆里放。毛巾站在热水盆中,软涨着往下蹲,一会儿就躺在盆里,荡漾着。母亲捞起毛巾,给铃儿抹脸。霞光斜射进屋里,照得铃儿的脸更显红润、白嫩,在缕缕热气中,连小小的茸毛都看得清。
萍儿姑把我拉到她的怀中:“铃儿给你做媳妇,要得么?”铃儿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乌亮亮的大眼珠中,清晰地印着我的影子。我看见我咧嘴笑了:“要得!”萍儿姑又问铃儿,铃儿含笑望着我,点了点头,羊角辫颤动着,辫上的一对花蝴蝶,也随着飞舞。
母亲微笑着说:“银儿,你凭什么接媳妇?”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笔直地举到头上:“我有一颗糖!”
“真是男子汉!”萍儿姑和我母亲笑得前俯后仰,互相拍打着:“我们这玩得睦义的姊妹,现在成亲家了!”母亲大笑着:“银儿,把你媳妇接俺家去!──从大路走!”
我和铃儿牵着手,轻巧地跨出很高的石门槛,嘴咕嘟着糖,“辍蔽溜着,一摇一晃地踏向村前的大路。
太阳攀上树梢,累得脸通红。田野上,盖着很厚的雪。地边显着青翠的麦苗或碧绿的油菜,两支细嫩的油菜花儿,钻出洁白的雪被,披着朝霞,黄灿灿的。几只羽毛光滑的喜鹊,在田间轻飞、踱步。
“哟,天生的一对伢儿!”一位白胡子爷爷,头戴棕色大绒帽,身穿青棉袄,挑着一担花花绿绿的小百货,摇着红色小圆鼓,从灿烂的阳光中,向我们“咚咚”晃来。
“托您老的福哇,仙伯!”母亲连忙说。萍儿姑也迎向仙爷:“您老好勤快!”“担子不重。一点小玩意儿,正月间的,出来凑凑热闹。”母亲说:“看看什么小玩意儿合适,给小把戏们买点儿。”
“谈啥‘买’字?”仙爷放下担子。担子的一头是小木箱,箱面嵌的明亮的玻璃下,木条隔的小方块中,摆有纽扣、花线、口哨和玉镯…… 仙爷抹一把白胡子,俯下身,问了我们的名字,便一拍大腿:
“妙!──银儿,铃儿,银铃儿!”仙爷从方格中拿出一对银光闪耀的铃铛,穿上鲜红的丝带,系在我的鞋后侧。
母亲盯着我笑:“银儿,给你媳妇买点什么?”我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眼都花了。见铃儿正看那清纯得叫人想舔一口的玉镯,我便手一指:“这个!”
“好!一个脚铃,一个手镯。”仙爷拿来一只火红一只碧绿的玉镯,递给我:“就这一对大的吧,一直可以戴到老。”
我拉起铃儿胖乎乎的小手,她并拢手指往玉镯里伸。玉镯太大了,晃荡着。我捏紧铃儿的内衣袖子,把玉镯往上套。铃儿望着箱格说:“那儿有红丝带。”我便拿来,把玉镯系在袖子上。
“哈哈哈!这对小把戏……”仙爷摸着胡子,爽朗地笑。旁边地上探头望着我们的喜鹊,拍起翅膀来。
萍儿姑掏出钱来。仙爷瞪大眼睛,翘动着胡子:“我可要生气了!──昨夜我梦见王母娘娘送我一对金童玉女。‘银’跟‘金’相连,小把戏要的又是‘玉’镯,这不正应了梦么?”
“受您老的太多,我会落头发。”母亲说。 萍儿姑还要给钱,母亲接过来,塞进萍儿姑的口袋,笑得眉梢一扬一扬的:“儿子定亲,我这当娘的能不给点定亲礼?”母亲边说边去扛担子:“走,仙伯!我家没啥好吃的,肥肉却有几块,酒还有几盅。”
仙爷连忙抓起扁担:“我得赶桃园的戏场。等银儿和铃儿今后成亲,我一定去喝喜酒!”“那时我们再接您老。”母亲动手抢起扁担来,样子就像打架。 萍儿姑大着嗓门:“仙伯赶紧和我们一路去吧,桂儿姐上次接老舅妈,把膀子都拉脱了!”我和铃儿一人扯着担子的一头,往我家拖。仙爷笑得咧开缺牙的嘴:“好,好,我去!小把戏们带前走!”
我们手舞足蹈,把路旁冻裂了的干土块,踢得像谷粒一样飞散开来,落在雪上,好比白糖上撒了芝麻。铃儿袖子上的玉镯,红光绿彩一闪一耀的。我鞋上的银铃,“叮当!叮当!”响得欢。
几只小鸟,在地边“啾啾!啾啾!”地叫,色彩斑斓的长尾巴,拖在身后,一翘一翘的。我和铃儿同声唱着:“秧鸡儿叫,尾巴儿拖,三岁伢儿会唱歌。不是爹娘告诉我,是我聪明自作的歌……”
从此,母亲每年接萍儿姑出方,都要叫我:“把你媳妇牵俺家去!”我和铃儿渐渐地红起脸来,各自溜开。
后来,萍儿姑的丈夫,在“双抢”时,不幸中暑身亡。别人给她介绍的后夫,个头矮小,腿脚不利索,在河对岸山那边煤矿当工人。
他们走的那天下午,西北风“呜呜”地叫,把枯黄的树叶刮下地,又旋上天。萍儿姑的后夫一走一跌的,背上两个包,有节奏地起伏。萍儿姑一手挽着洗得发白、满是补丁的被单捆成的包裹,一手牵着铃儿,磕磕绊绊地跟在后面,一步一回头。 突然,铃儿跑回来,绯红着脸,把一个红软的柿子,往我手上一塞,转身跑开了。铃儿外公家的小黄狗,蹦跳着追在她们脚边打转儿。铃儿抚顺它背上被风吹乱的毛,它舔铃儿白嫩的小手。
他们的身影,伴着“沙沙”旋转的枯叶,在西下的夕阳中,渐渐地小去。最后,被昏黄的晚霞酌弧
母亲说,他们是去县城赶夜里九点半的船,还得坐火车,钻长长的黑qq的山洞……我感到手指手心黏在一起,抬手一看:我把柿子捏化了,鲜红的柿汁从指缝间往外冒,热乎乎的,好像手心在流血。
萍儿姑和铃儿这一去,几年没能回一次。即使听说铃儿回了,我也只好早早地跑出去玩。因为我的伙伴们都爱唱:“银儿,铃儿,银铃儿。”以致我不知铃儿长成什么样子。
萍儿姑与我母亲拉起家常来,常叹气,甚至流泪。萍儿姑说:铃儿的成绩蛮好,可惜,她刚读完初中,继父的腿病恶化了,她只得接职上班。
我高中毕业,便回乡务农。后去县城做临工,开店,结婚生子。
“银儿!” 一天,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放下正在谈的生意,见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向我走来,嘴角眉梢堆着笑。
“啊,萍儿姑!”我稍一愣,就认出了,连忙端凳子请她坐。“好,你做生意!”她坐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
等我生意做完,萍儿姑走过来,问这问那。离去时,还要几次回头望我。萍儿姑再路过我店,总要坐一晌,谈一晌。听说,现在铃儿的继父去世了,萍儿姑跟铃儿过。铃儿嫁给我们县城一个大她好几岁、杀牛的知青,生了女儿。那知青爱酒爱牌,酒喝多了,牌打输了,就搞得铃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日,我正坐在店里看书,无意中抬头,见门前的路上,一双大眼睛正对我闪亮。我刚感觉到,这亮光就转移了。只见比较高瘦的背上,拖着乌黑的长辫。瘦长的手提着一篮红湿的牛肉。手腕上戴着一个缠发丝的手镯,手镯的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绿色,光滑闪亮。
我站起身,走到店门口。那背影匆匆地远了,在转入小巷的屋角,乌亮的光又向我一闪,就消失了。我似乎熟识这眼光,但想不起是谁。
待了一晌,我使劲眨着眼睛,再望那转角,只觉模糊的人影来来往往,甚至连男女都分不清。我才想起自己的眼睛,早被生活磨成了近视。这更使我疑惑:刚才我是不是睁着眼睛,做了个梦?
随后,我在一位当小学教师的同学房里玩。见☭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送来一沓作文本,红嘟嘟的小嘴,乌溜溜的大眼。我差点失声喊出:“铃儿!” 同学说她叫钱银铃,作文写得不错,并翻给我看:
哑 镯
妈妈说,她小时就戴上了一对玉石手镯。一个红艳艳,一个绿莹莹的,光滑清凉,她常用小舌头去舔。它们被红丝带系在手腕上,总是说话、唱歌、跳舞,可活泼啦!
后来,它们渐渐地累了、瘦了,跟妈妈说,再瘦下去,就受不了。
妈妈便用她那乌亮的长发,织了一件光闪闪的毛衣。它们合穿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静静地过着日子。
有时,妈妈跟它们说话,它们只是眨巴着多彩的眼,而默默无声。妈妈的眼泪滴在它们身上,叫它们“哑镯”。
回到家里,我与母亲谈起铃儿。我以为我是农民,家里又穷,铃儿是工人,我们便没能结合。母亲说,萍儿姑原本问过她几次,但我先是上学,后来一出学堂门,就说要当作家,暂不谈对象。而铃儿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做媒的踏破了门槛。继父的腿病落下一大摊债,那知青资助了不少。
母亲从发黑的衣柜底下,翻出一对雪亮的银铃。红丝带,已褪成灰白色。我换上鲜艳的,系在儿子的鞋上。妻子说太老气,解下来,丢在杂物堆里。 我偷偷拿去,收藏在书柜里。有次夜深,我看书疲惫了,拿出银铃摇晃几下。妻子眨着睡眼,说我疯了。
过后,我到外地开店,再也没见萍儿姑了。本想第二年春天回乡,趁雪铺田野之时,再走儿时的村前大路,摇一回铃。可惜,现在气候变暖了,我们家乡飘一点头皮屑似的雪,一沾地就不见了。那黄土大路,已变成水泥路,找不到过去的痕迹。
村里扩建了不少新楼房。铃儿外公家那土砖房子,现在歪裂了。砖缝里光滑无泥,大块凸现的土砖,像老人稀松的☃牙齿。古铜色的阳光,斜斜地射过来,如老人的舌头,舔着那老墙砖。
仙爷已去世了,葬在村后的松树山上。坟边的荒草丛中,几只灰不溜秋的麻雀,叽喳着。母亲说我结婚时,仙爷离我家老远转动着。见我母⌛亲去拉,他连忙跑了。谈起那个梦,仙爷说那天早上,他一急,就说破了,以致失灵。
村前的地里,还栽着碧绿的油菜。在这深冬,又有两支早开的油菜花儿,金灿灿地挺立着。听说,这些花儿,难得结籽。难道,早开的花儿,只是花族中美的记忆?
至今,我常在晴天白日,有时与人谈生意,甚至正经手人民币,却突然哑张着口,迷茫着眼,脑里闪现出那个初春的早晨……
割荷包
我九岁时的一天,觉得胯下一阵一阵发痛。母亲问是不是玩时摔了,我不清楚。父亲给我抹几下,抠几下。我甩甩腿,感到轻松些。
而第二天,我胯下的筋,痛得一拽一拽的,似乎短了一截。父亲请来大队赤脚医生、祖父的老朋友世岭爷,把画着红漆“十”字的黑木箱,“啪”地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母亲连忙把鸡蛋煎得松黄,堆在一大碗面上,端到八仙桌的正上方。祖父捧来乌黑发亮的细颈瓷酒壶,微笑着说,没啥吃的,酒多喝一盅。世岭爷大口嚼吞着鸡蛋,点着筷子,笑眯眯地说我母亲做菜的手艺不错。吃完,他又给我抠抠揉揉,弄得我麻木了。
第三天,我觉得屁股也隐隐作痛。世岭爷又背来木箱,母亲又是一大碗面卧蛋,祖父又捧来酒。世岭爷说可能得开刀,先看看血变色没有。他叫我脱下裤子,伏在床上。他“叭”地掀开箱盖,夹出银光闪亮的针,上在粗长的针筒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破裂的长指甲,在我屁股上的一处,按一按,像刀在划:“痛不痛?”我偏头紧盯那对着我屁股的锐利针尖,赶忙说:“不痛!”他换个地方按一按:“痛不痛?”我颤抖着:“不痛。”再得到几个这样的回答,他睁大眼睛:“怎么不痛了?”站在一旁的父亲看着我:“是怕开刀吧?” 世岭爷从中山装左上方的小荷包里,抽出一根粗大的钢笔,扭下笔帽,ศ把笔放在耳朵上夹着,捏着针,在我屁股上扎下去:“痛不痛?”我咬起牙:“不痛。”他拉动把柄,随后拔出针头,把玻璃针筒中的一点血,凑到眼镜底下看一看,挤到地上,再在屁股上换个地方扎下针:“痛不痛?”我双手紧紧抓着被单:“不痛。”他又抽出一点血,看看,挤掉,扎针。我这边屁股都被扎遍了,布满红肿的针眼,如马蜂窝。世岭爷望着这马蜂窝,再瞪着地上一摊淋漓的鲜血,搔着灰白的头发,发黄的大门牙咬着下唇,待了一会儿,从耳朵上取下钢笔,在我屁股靠近腰的地方,画出了凉凉的黑“×”。
世岭爷抹一抹额头细密的汗珠,长吁一口气,收拾好东西,关上箱盖:“明天再来。”我的心悬挂着,曲着身子,躲在被子里,一只手擦那“×”,一只手按胯下,鼓着眼到天亮。
白花花的阳光,从敞开的大门斜射进房里,照见细密的灰尘颗粒飞舞,俨然放电影。世岭爷弯腰背着黑箱从银幕上闪过,我仿佛看恐怖片子,浑身打颤。世岭爷拿出雪亮的尖刀,在灰不溜秋的破布上擦了擦,又送到沾着浑浊水珠的花胡子中间,吹一吹,比画着,对并立在床前的祖父、父亲和大哥扫一眼:“捉紧啊,不能松手!”
父亲、大哥和祖父,捉脚的捉脚,捉手的捉手,搂头的搂头,齐齐把我按在床上。我拼命挣扎、嘶喊。只听“嘶”的一声,屁股就火烧一样地疼,一股热流奔涌出来。大哥小声说:“这血没变色呀……”世岭爷横了大哥一眼。祖父搂着我的头,柔声说:“好啦!别动!敷上药就好啦!”世岭爷捏着尖嘴钳,ฏ从瓶里夹出浸得黄湿的药棉,一点一点往刀口里塞。拿大块白纱布盖在上面,再粘胶布条:“好啦!”
我感到火在屁股上烧,铁棍一下一下向刀口里戳,尖刀一下一下在屁股内绞,不禁张大嘴,连声叫唤。吞了世岭爷给的蚕豆大、印着“去痛片”的白圆药,还痛得浑身冒汗。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贴在身上。世岭爷从箱内拿出一粒小圆药,我吞后,感到迷迷糊糊的,浑身麻软,手脚恍若不是自己的,想动,动不了,听到人说话,不知话的意思。“这样会死吧?”我赶紧呼喊,但嘴张不开。我竭力睁着眼,无声地喊着:“别死!别死!……”等我慢慢感到能动,我的心轻松了,随即感到屁股一绞一绞地痛。
隔一天,世岭爷就来给我屁股的刀口换一次药。不几天,母亲就说我瘦了。大哥抱我到门口晒太阳时,他胸前的扣子,硌出了我的眼泪。不太久,刀口愈合了。
可第二年夏天,我又觉得胯下痛,接着屁股痛。世岭爷说,还得开刀。上次的刀口,开得太高。好比荷包里装的东西,上次的一刀,是割破了荷包口,荷包口的脓流出来了。这次只有在荷包底来一刀,才能彻底放尽脓。于是,世岭爷又说:“捉紧啊,不能松手!”几个人又把我按在床上,世岭爷在我屁股靠近大腿的地方,“嘶”了一刀。
这次活脱刺破了荷包底,黏稠的绿脓紫血,从刀口源源不断地往外流,就如细长的花皮蛇从洞里往外爬。随后,我常觉得刀口处刺得生痛,伸手一摸,尖利刺手,慢慢地拈出,是白生生的鱼刺样的东西!
我身上怎么出鱼刺?祖父、父母和大哥都瞪圆眼盯着这鱼刺。世岭爷捻着它,半闭着眼笑道:“这次真是捅破了荷包底,连荷包底的渣子都漏出来了!这次一定好个彻底!”可是不几天,与这屁股同边的手也发痛,脚也发痛。很快像吹气球,手腕关节处的皮鼓起一个大包,膝盖也鼓起大包。世岭爷拿来尖刀一一刺开,绿脓紫血又蛇似的往外奔,都附送鱼刺。世岭爷睁着眼睛,咬着嘴唇。接着,荷包口处早长拢了的刀口,竟也鼓起来了。世岭爷皱着眉头,又拿尖刀刺开,放出脓、鱼刺。
再令世岭爷皱眉的是,刀口处的肉,常常长拢,近乎顽皮小孩嘬着的小嘴。脓、鱼刺在皮肉内吵闹,就是出不来。世岭爷拿起剪刀,“咔嚓”一下。不等我咧嘴吸冷气,一个红嫩的小肉环,已在地上滚动。几只瘦瘪的鸡,伸长脖子,连连飞快地划动着瘦长的腿,追抢啄食,搅起满屋灰尘,从门窗漫向外面的世界。刀口旁、刀口里,火辣辣的。红的绿的两条蛇,争先恐后顺着我的腿往下冲。
脓血不断,天天得换药。不能老麻烦世岭爷往我家跑,母亲也没法天天端出一大碗面卧蛋,我便去世岭爷家。我屁股刀口的嫩肉,鸡屁眼似的翻着,走一步,裤子就在红嫩的肉上摩擦一下,钻心地痛。我只得把挨近刀口处的裤布拉开,脚几寸几寸往世岭爷家挪。
我换了药回去,对父母说,世岭爷在他家与在我家的样子不同,脸板着,牙咬着。父母便叫我再换药时,带一包一角五分钱的“大公鸡”香烟去。世岭爷的脸皮松动了些。
不久,世岭爷换药时,不看我屁股上的纱布,有的粘结在刀口上,而用铁钳夹着纱布猛地一拉,拉下一团肉。塞药棉时,一两下就戳进去了。我咧着嘴吸冷气,简直像在挨刀。父母叫我带两角钱的“圆球”烟去。世岭爷的手轻柔了些。
几天后,我又感到铁钳的冰冷“铁”硬了。我想,这回得三角二的“游泳”烟了。但父母每次给烟的手总在颤抖。我只得扭过头去,闭眼咬牙。后来努力睁开眼,望门外树上虫蛀了的青叶飘落,看屋里鸡公赶鸡婆。
这脓把裤布沾染浸透,夏天的太阳,又把裤子上、我腿上,脓流过的地方的两边,晒硬、结壳,形成两条堤岸。两岸间的脓,河水一样起皱奔涌。
苍蝇总在我身边飞舞,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追踪、围绕到哪里。老鼠也忙坏了。母亲把我的裤子搭在竹篙上,第二天早上,裤子就不见了。母亲在门角落或床底下的老鼠洞口,拉出已经破烂的裤子,洗净补好。我穿过后,母亲再洗了套在竹篙上,第二天清早一看,那几个补丁,又不见了。
这脓,从夏天流到冬天,从冬天又流到夏天,一直没干。好不容易,刀口合拢了。可再到夏天,又鸡屁眼似的鼓起来。这次世岭爷拉下苍白的脸,闭上多皱的眼皮,摊开瘦长的双手,喉头滚动着痰:“我行医四十多年,从没见这么烦难的。我拿不下来,别人更没法。只有去省城大医院。”而父亲东挪西借,仅弄到一点钱,只得送我去镇卫生所。
“再来晚些,孩子就残废了!”一位五十多岁胖胖的女医师,姓陶,灼亮的眼光射过圆圆的眼镜片:“鱼刺样的东西,是骨头烂成的渣!孩子患的是骨髓炎,开始一发痛,就打青霉素,便把炎症治消了,根本不用开刀。今后还会发痛,还得赶紧打青霉素。”
很快,陶医师就把我的骨髓炎治好了。摸着屁股上三个深深的、薄皮贴在凹陷骨头上的洞,想到世岭爷说的“割荷包”,我不禁打寒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