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反理性与公共理性:理性范式变迁与公共行政学科成长

摘 要：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关键词：理性范式;管理主义;宪政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围绕着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工具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等基本主题，公共行政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于启蒙运动，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反思于新科技革命以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推动着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社会思潮日益与公共性水乳交融。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简言之，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一、理性主义的滥觞：作为管理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途径指“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主张把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政府管理领域，以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套理念、方法与模式”[1]。它最早萌芽于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的集权型公共行政思想，形成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发展于行为主义

与技治主义合流

时期，到新公共管理阶段达到鼎盛时期。理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思潮往往与经验主义相对，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的一种能力。社会科学中理性与其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思有所差别，它主要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2]。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正是对理性主义在理论上的过分推崇和实践中的盲目遵从，使得公共行政学走向了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的道路，即管理主义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行政学科最初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创立公共行政学时就主张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将政治与行政分开来抵制政党分肥制对行政领域的侵蚀。

总体看来，作为公共行政学科中的一股重要思潮，管理主义途径自始至终都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理性，到新公共管理学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公共行政学科先后经历了从脱离政治学科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再到发展壮大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学科。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导向，使得公共行政学自形成以来就忽视了公平、正义、平等、公共性等社会基本伦理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公共行政学区别于其他私营部门管理和保持学科内外部自我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概括说来，管理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只是处于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和“有理性而无价值”的公共行政学科初始探索时期。

二、反理性主义的兴起：作为宪政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6]。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7]（p.2）。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

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宪政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宪政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宪政思想。

作为公共行政学宪政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宪政主ฏ义的最高水平。

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主权、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宪政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宪政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 “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三、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15]。 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16]。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17]（p.46），“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17]（p.47）。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유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18]。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웃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参见图1），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

图1 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过程

资料来源：何修良.公共行政的生长――社会建构的公其行政理论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19]。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19] ，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四、结 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最佳选择。

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2]刘保平.公共管理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批判[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

（5）.

[3][美]F・G・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王元.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颜昌武，刘亚平.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6）.

[5]Herbert A.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6]文兵.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1）.

[7][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施雪华，刘耀东.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之哲学基础与内在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

（5）.

[9][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M].朱曾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17][美]全中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