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

1 研究对象的界定

“聚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汉书·沟洫志》：“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逐成聚落”，其基本涵义指乡村居民点。近代以来，多个学科展开了有关聚落的研究， シ聚落的定义因此有多种表述。具体到本文的研究，聚落是人类所有居住地的通称，包括乡村和城镇两大基本类型。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政治、经济、人口、民族、宗教、自然等等，本文所关注的环境，系指通常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包括人的叠加因素。 有关传统聚落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历史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为数不多，仅有《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1]、《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2]、《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3] 和《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4] 等若干文章，研究还相当不足。本文试图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发，宏观把握宋元江汉—洞庭平原的地理环境特点，分析聚落的基本类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向，探讨聚落变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1步明了本区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2 聚落变迁的主要特征

2. 1 平原中腹出现较多小型聚落和散落型民居 2. 2 新增若干县级治所聚落

唐末5代江汉—洞庭平原共有27个县级治所，北宋时新增了6县1监：宝泉监、玉沙、建宁、潜江、临湘、桃源和善化县。南宋以后，除建宁县降为镇外，其余没有变动，至整个元代，基本保持原有格局。。

附图

图1 宋元江—洞庭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

Fig.1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of Jianghan-Dongting Plain in Song-Yuan Period

2. 3 大型聚落鄂州取代江陵，占据首位 2. 4 活动型船居是1种较重要的居住形式

在江汉—洞庭平原广阔的水域，点缀着1种特殊形式的聚落——以船居为标志的活动型聚落，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如汉阳军“有船居4百只”[9]；华容百姓“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10之45，所至为市，谓之潭户。”[10] 南宋赵蕃《渔父诗》“泛宅浮家1叶间”[11]，描写的就是这种游居式水上聚落。 2. 5 部分聚落迁移或消亡

还有1些聚落从旧址迁移甚至消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沿江傍湖地区。公安城，据南宋陆游所见，因“沙虚岸摧，渐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5] 岳阳县，北宋范致虚称：“父老相传，今江心，旧阛阓也，濒江沙碛地尚有税绢甚重。云：祖来宅税，今不曾除改。”[10] 岳州境内有北津、枫桥堡ฌ、安流寨、船场步等，宋时见于文献记载[10，13～14]，但其具体地址皆不可考，有的连南宋时人就已弄不清楚，有的则在南宋地志中被视为往昔的“景物”，可见这些聚落在当时兴衰不定或已湮废不存。

与宋代相比，元代的资料较少，尤其是县治以下基层聚落资料更少，但元代前期，本地区长江沿线的多个分流水口被堵塞，俗称的“9穴103口”仅剩下荆北郝穴和荆南虎渡口，过去的河港湖汊被改造成农田。据此可知，元代本区聚落有较普遍的发展。

3 影响聚落变迁的环境因素

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类对居住空间的选择首先是对环境的选择，地缘形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要素在塑造聚落的地域特征和空间差异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着重分析影响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变迁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

3. 1 地形地貌

江汉—洞庭平原4面皆为山地，东面与鄂东南低山丘陵、湘东平行岭谷交界，南边与湘中丘陵连接，西部为湘鄂西山地，北部与鄂东北的大别山和桐柏山等山脉相邻，整个地势4面高而中间低凹，故又称江汉—洞庭盆地。这种地貌形势容易造成严重的内涝外洪，开发难度较大。

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人口压力的逐渐加大，在低湿平原，尤其是在平原中部的低洼地带开始有聚落增加，数量和分布比过去扩展，规模与等级也比过去提高。但限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水平，中部低地的聚落相对来说仍分布较稀，规模较小，变动性也较强，且有较多散居的情况。

较大聚落多分布在平原的周缘，平原向丘陵过渡或与丘陵交会的地带。如：区域性中心聚落江陵、鄂州、潭州、鼎州分别位于江汉—洞庭平原的西缘、东缘、东南和西南缘；州县级聚落安州、郢州、黄冈、荆门、枝江、松滋、云梦、孝感、澧州、桃源、益阳等，也都分布在平原周缘，与平原中部洼地聚落既稀且小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3. 2 水文条件

江汉—洞庭平原河港纵横，湖泊密布，平原内水系发育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北、南两大部分：北部江汉平原以长江、汉水为主干，区内有较大河流10余条，与众多湖泊构成河湖交错的水网；南部的洞庭湖平原，以洞庭湖为中心，容纳湘、资、沅、澧4水，形成向心形水系，湖水与长江在岳阳附近汇合。水资源丰富，航运条件优越，但也较易受到洪涝的威胁，这种水文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聚落的面貌。

大多数聚落分布在江河沿岸，或是数条通航河流交汇之处，如汉阳军、鄂州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黄州城位于岐亭河入长江口；或是河流梯级中转点，如沙市，宋代川盐大量沿长江东下，沙市是川盐出3峡后转输各地的ฉ重要口岸。

水文条件的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聚落的迁徙乃至湮废，这在傍水聚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研究，近5000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量约为13.6m，其中宋代以来上升了约10m。[15] 前述公安、岳阳等城，宋时的江流曾是昔日的市邑，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荆江洪水位上升，城址安全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搬迁的结果。岳阳城的变迁同时还受洞庭湖水文变化的影响。洞庭湖是中国“湖面盈缩最剧烈的湖泊”[16] 之1，加上西岸围垦的影响，宋元时的洞庭湖湖水东压，东岸侵蚀后退，从而影响岳州的稳定。据范致明所见，北宋中后期岳阳附近洞庭湖岸线已有明显变化，旧岸在“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漱啮，今去城数10步即江岸。”[10]

3. 3 自然资源状况

自然资源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气候、水、土地、森林、草地、生物等等，无1不是人们所赖以生产、生活的资源。[17] 这里仅探讨宋元时期对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发展变迁影响最为明显的两类自然资源：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 矿藏资源。主要有铜矿与铁矿。宋代江汉平原有两个重要的专业性聚落——鄂州宝泉监和汉阳铁钱监，分别依托于大ฬ冶铜矿、金口铁矿。

4 结语 同时，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居住空间的影响是1个可变的量[20]，改变其影响强度和方向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活动。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江汉—洞庭平原的人类居住空间也逐渐扩展，由此奠定了明清以降本区聚落发展的基本格局，影响至今。因此，考察聚落变迁的时候，既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依赖关系，又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选择甚至改造能力，而且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对聚落的能动性就越大。∞

从聚落的发展变迁来看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地关系，其基本特征是人适应地理环境，遵循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对环境因势利导；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但是，正像北宋中期人郑獬在谈到家乡安陆时曾感叹的：“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异时汉溪多鱼矣，不售则反弃诸河；今财充釜而已，是川泽不足以胜网罟。”[21] 郑獬的话虽然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已开始出现。